摘要 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埃及教会对基督教世界的伟大贡献。但作为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埃及对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影响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力图从当时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来探讨修道制度的起源，重点强调埃及在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中的作用。
关键词 修道制度，埃及，起源，基督教
公元3世纪末，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埃及教会对基督教世界的伟大贡献。修道制度最原始的模式就是单独遁世隐修，创始人为埃及的圣安东尼(251～356年)。大约从285年开始，安东尼放弃了原来优越舒适的生活，独自前往荒寂的沙漠中隐修，后来又移居到条件更恶劣的废弃墓穴中苦修，开启了隐居修道生活的先河。其后又经帕克米乌斯等人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集体修道院，后来的基督教修道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埃及。
对于修道制度兴起的原因，尽管学者们已经作了一些研究，但目前还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尤为遗憾的是，作为修道制度的发源地，埃及本土对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的影响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探究基督教修道制度的起源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而本文从当时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来探讨修道制度的起源，着重强调了埃及在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中的作用。
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领罗马军队攻入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及其情夫安敦尼自杀身亡，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与其他行省不同的是，它在罗马皇帝的直接控制下。罗马皇帝对埃及直接行使权力，表现于当地长官由他个人任命，并且也直接任命其他官员(如财政官)，让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唯独这里以罗马皇帝纪年而不用执政官任期纪年。实际上，皇帝后来甚至明确禁止元老院成员进入埃及，而且严格地执行这条规定。由此可见，埃及已经成为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诚然埃及的产品也绝大多数归于王室，但这个王室的全部利益都在埃及，而罗马皇帝却将埃及视为帝国粮仓。埃及的小麦等源源不断地输往罗马，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补偿。皇帝把这些小麦散发给罗马平民，借以取得他们的拥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罗马的统治没有受到触动，埃及则在“罗马帝国和平”中过活，其代价是按时足额缴纳各种捐税，这也成为周期性叛乱和反抗的根源。
从2世纪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埃及人民起义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统治结束。公元152年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持续了一年多，严重地威胁了罗马帝国的粮食供应。罗马皇帝安敦尼不得不亲临埃及督察，恢复社会秩序。公元3世纪末，连亚历山大城也发生了反罗马统治的埃及人民起义。罗马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众建其地而少其力”的办法来对付埃及人的反抗。297年，皇帝戴克理先决定改革埃及。他把埃及分成三个行省，每个省都由一名军事长官全权负责，取消了所有地方自治的虚衔，驻扎了以前3至4倍的军队，用来打击叛乱。这些英勇的、不成功反抗的结果就是遭到一次次更严厉地镇压。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人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逃往沼泽或沙漠地带，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和安慰。
修道运动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问题。在托勒密时代，如果一个农民感到处境艰难，他可以进入众多神庙寻求庇护，直到得到救济才离开。罗马统治下，这种权利被严格限制。加之3世纪以来罗马帝国陷入全面危机，农业凋敝，商业萧条，城市衰落，社会动荡，道德败坏，衰败的社会经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帝国通过向“罗马粮仓”一一埃及征收前所未有的高额赋税来满足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需求，以缓和3世纪危机所带来的恶果。
早在帝国统治初期，罗马统治者出于自己的需要，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按昔日的习惯恢复了希腊人的特权地位，即埃及人要交纳人头税，希腊人可以免交。即使后来的埃及人变成了罗马公民，仍不能免除其人头税。戴克里先改革以后，基于财产和人头的赋税已经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还要收取一些军事费用。这一时期的书信往来也反映出当地人需要承担部分士兵的开支。除此之外，因为包税制埃及人民还深受当地贵族的盘剥。收税方式非常粗鲁，而且严厉惩罚那些逃税者，那些富裕地主们享受着财富增加的乐趣，当时的埃及呈现出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产者走投无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4世界早期通过购买方式把国有土地变成私产的结果，使得大地产者的势力足够强大，以致可以给予农民佃户一定程度的保护，用来对付那些政府的代理人，如贪婪的税收官、爱生事的官员和粗暴的士兵，这使得不少小农户又主动“献地”，寻求一种庇护。面对土地兼并和高额的赋税，不堪重负的贫苦农民开始了一场丢弃农庄向沙漠逃亡的运动，并蔓延开来。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状况，土著埃及人很难从正统教会中找到慰藉。最初由社会下层民众自发组成的早期基督教社团，带有一定的宗教慈善组织性质，它的成员互助互救，扶危济困。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会逐渐被富有者把持，他们以手中的财富在基督教社团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使这个民众的宗教社团开始向有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机构发展，贫困者也得不到教众的接济。教会组织性质的变化在基督徒中引起了不满，一种普遍的发自内心的焦虑增添了人们对社会的厌倦，隐修士的出现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事实上，源于希腊语的“隐士”一词，通常有双重含义：一是指逃避赋税的人，另一是指隐退以强化宗教信仰的人。从国家的观点出发，这些沙漠教父不过是兵役和税收的逃避者。所以有人认为这些隐修士目的在于逃避纳税义务，并脱离社会去过一种强制信仰的宗教生活。现代新教徒和无神论者也多认为这些修道士是懦弱者，他们逃避世界及其责任。但早期遁世者反对称他们为逃避，相反认为是独自与撒旦斗争，因为长期以来沙漠被埃及人视为魔鬼之家，塞特的领地。现代心理学家也承认这是一种反对肉体欲望和精神诱惑的内在斗争。他们在从事拯救自身灵魂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为其他人祈祷。现存不列颠博物馆的一些写给帕菲奴提乌斯(一位4世纪的隐修士)的纸草信件中，反映出他们的祈祷被视作反对黑暗势力的有效武器。其中亚历山大大主教阿塔纳修斯写给他的信件中有这样的话，“你的祈祷因为神圣的爱而带来许多收获，因此希望你能为国家繁荣祈祷”。安东尼和帕克米乌斯的家庭背景或许也可以说明，单单用逃避赋税义务来解释修道制度的起源似乎略显牵强。
对于修道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它是对于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的回应。埃及遭受了早期基督教史上最严重的迫害。早在3世纪中期，罗马皇帝戴克留斯就开始迫害基督徒，其中尤以埃及亚历山大为甚，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用比较大的篇幅记载了这一事件。在那里，血腥的镇压持续了一整年，许多基督徒遭
受肉体迫害，如棒打、刺伤脸部和眼睛，甚至被投入监狱直至杀害。然而比起后来的大迫害，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除了进行一系列改革外，统一动机下最有影响的活动当属他对基督教的迫害。用武力粘合起来的帝国包含了许多在背景、语言、文化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这种差异普遍反映国教信仰问题上。拒绝异教形式的基督徒，是政治上不相容和未同化的元素，因此帝国自然要逐步同化或消灭他们。经过一系列流血冲突，教堂被摧毁了，宗教典籍也被焚毁了，涌现出大量的殉教者。修道运动的兴起是基督教殉教者价值的体现，殉教者的精神和事迹鼓舞着基督徒去从事另类的宗教活动。
这次迫害使年轻的埃及教会遭受重大创伤，并永远留在教徒们的记忆中，科普特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殉教者”教会。科普特教会开始于“殉教时代”，迄今为止，科普特历法并不是以耶稣诞生而是以戴克里先即位的284年开始纪元的(戴克里先迫害实际上发生在299～304年)。
但埃及教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当西方的君士坦丁已开始采用保护基督教的宽容政策时，埃及却在东方的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311～312年)迫害达到了顶点。同时代的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亲眼见证了这场变故。亚历山大主教彼得殉难，这件事在罗马教会中也有记载。最大的悲剧发生在埃及的底比斯：一天接一天地有50～100名“顽固”的农民一科普特基督徒殉难。驻扎在瑞士的罗马军队中的由埃及人组成的底比斯军团，在首领圣·梅里斯的带领下，也显示了同样“顽固”的抵抗，遭到“逢十出一”的杀害，直至最后一人。诸多的迫害导致个人沿着荒凉的沙漠边缘(它限制着尼罗河谷的居民区)去寻找庇护所。
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完全说明修道士运动兴起和快速扩散的原因。须知，迫害并不局限于埃及，为什么仅在这里兴起了修道运动?更令人费解的事，接踵而来的帝国基督教政策转变之后，为什么修道运动依然活跃，甚至还出现了集体修道院?这还要从埃及本身的特点上找原因。
埃及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罗马行省，并且始终和帝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因而我们经常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帝国反对基督教时，埃及有许多虔诚的教徒；而当帝国推行有利于基督教的政策时，埃及又表现出了另类的特点。因此随着“君士坦丁敕令”的颁布，在基督教取得合法信仰的地位以后，通过修道活动以摆脱帝国控制，保持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埃及人的第一条出路。
尤其是在公元三、四世纪期间，尽管物质实力很弱，但埃及的修道士们却是一种潜在的势力集团，并在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东正教的教义分歧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由隐修士组成的有组织社团，汇集在修道院中，其力量之大以致敢于公然藐视皇帝的权威，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修道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土著埃及人的产品，埃及教会也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而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了修道运动和埃及民族主义觉醒的一致性。
而土著埃及人信仰的改变在修道运动中显现出来。随着修道院的创建，用科普特语书写在红陶片和纸草上的商业和司法文献以及私人信件突然再现，这些遗物反映了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它们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早期修道运动完全是埃及人的，其代表人物安东尼和帕克米乌斯无疑都是地道的埃及人，因为他们不讲希腊语，也没受过希腊模式的教育。在埃及，修道士运动的高峰期，他们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率是多少，我们只能猜测。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奥克西林库斯有10000个修道士，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周围地区有7500个修道士。古代数目的估计更多可以看成是过分夸张的文字推测，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在宗教生活中的人们的数目占据了总人口的一个重要百分比，这在基督教世界是无比的，而且令人想起了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佛教国家。
遁世修道思想受到埃及本土文化的很大影响。尽管人们很难把这种个人虔行与法老文明及其泛神论信仰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埃及法老时代的一些信件和铭文中有许多和修道类似的话，如“通向神之路”“自己祈祷”“召唤我的名字”。在埃及的“帝王谷”就有这样一类词汇，如“精神上的荒寂”“仁慈的照顾我”和“不要因为我的罪来惩罚我”，可见在基督教之前很多世纪就有人以这种方式祈祷。考古发现公元1世纪的斯林格纸草显示了在法老时代和早期基督教之间，埃及就有了一个神性的概念：当人们举起手，神即已知晓……他知道哪些是心存邪恶的人……他知道哪些人心目中有上帝……是他给予了法律与审判……他创造了光明与黑暗……他创造了日、月、年和大地……幸运与不幸都是神所赐。
希腊化时代以来，托勒密王朝信奉的是兼有法老埃及和希腊文化双重特征的塞拉匹斯神，并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而塞拉匹斯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所以有人认为，修道主义是埃及古代宗教(塞拉匹斯的隐遁)某种程度的复兴，尽管这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埃及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就曾自我阉割，禁欲苦修，足以说明这种思想在埃及之根深蒂固。也正如吉本所言，“迷信的果实累累的母体埃及为僧侣的寺院生活提供了第一个范例”。
希腊化时代，地中海的学术中心由雅典转向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哲学在这里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基督教神学就是犹太神学和希腊哲学的结合体，二者的交汇之地也正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埃及是当时两希文化结合的媒介，也是基督教神学诞生的助产士。在这一文化发展过程中，亚历山大城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深入的文化互动使亚历山大先是成了希腊化犹太教的中心，后来又成了希腊化基督教的神学中心，代表了当时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学术成就。可以这样说，三大宗教信仰的圣地是耶路撒冷，神学的圣地则是亚历山大。修道主义思想中依稀可以看到希腊化哲学的影子：“这些僧侣，在藐视财富、痛苦和死亡方面真不在斯多葛学派之下；毕达哥拉斯的沉默和顺从在他们的奴隶般的纪律中又复活起来了；他们也和犬儒学派一样坚定地厌恶文明社会的一切形式和礼仪”。
加之埃及位于地中海之角，是东西方文化的接触点和融合之地，这里的宗教深受东西方不同传统的影响。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具有出世特征的佛教与埃及的古代宗教有直接接触的文字资料和遗迹，但是埃及古代宗教中的隐居方式却表现出了东方宗教的性质。近来的一种解释试图证明沙漠教父是犹太一巴勒斯坦旅行传教士和先知们的继续。这些人的后裔在寻找更激进的改革，建立了与激进生活完全一致的社会。其证据是圣安东尼虔诚的声望吸引了许多信徒，以致不得不查明是埃及人还是耶路撒冷人，只有后者才有资格和他讨论精神问题。
除此之外，埃及的自然条件也是修道运动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相比而言，古代埃及的自然环境也较易于隐修士野外生存。中埃及和上埃及的温度是如此的适宜，降雨是如此的稀少，以至于在旧坟墓、石坑或岩洞的庇护下进行野外生活，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大型食肉性动物在这里难觅踪迹，野外生活有一定的安全性。尼罗河两侧荒寂的沙漠中的干河和墓穴里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水源。早期修道者完全有可能离开居民区而到沙漠中荒僻的地方去，在那里从事一种苦行和祈祷的忏悔生活。 修道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修道制度率先在埃及萌芽，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罗马帝国对埃及的高压统治及其“竭泽而渔”的政策，是修道制度产生的政治经济原因；埃及还遭受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严重的迫害之一，作为对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的回应，并受到殉教者精神的鼓舞，这或许成为修道制度兴起的宗教原因；埃及民族主义的复兴及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是修道制度兴起的文化原因；此外，埃及的气候环境也使最初的遁世隐修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作为滥觞之地，埃及对修道制度的勃兴起了相当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