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互动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关系学制度主义学派的前沿理论。制度互动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忽略，未能得到有针对性的有效研究。制度互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发现、观察这一问题的透镜和工具。我们发现，独立后，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互动发生了从自发、交叠到自觉、调整的变化。
关键词制度互动非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战略
二战后，以联合国（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国际关系开始步入“制度化时代”。随着国际制度的增多，制度间的联系与互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在现代主权的意义上，作为最年轻、新生国家最集中的大陆，20世纪中后叶非洲建立了众多的国际制度。其中，独立后的经济一体化领域产生、容纳了非洲最大量的国际制度，制度间的互动也因此成为非洲一体化进程中隐含的重要问题（议题）。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与局限，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并没有自觉的将制度互动作为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制度互动理论的初步发展为“发现”、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可用的理论透镜。理论观察和分析发现，独立（前）后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互动发生了从自发、交叠到自觉、调整的变化。这种变化勾勒出了非洲一体化战略演进的轨迹。
一、 制度互动理论界说
自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一战后确立开始，对制度的研究就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内容。随着现实交往的增多以及理论研究的推动，国际上，制度的“需求”与“供给”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际事务中制度性要素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要素，学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框架（机制）”（international mechanism）等。其中，国际制度引用最广，其内涵既包括规范、规则等观念性要素，也包括国际组织等实体性要素；“国际机制”更多强调的是某一特定领域的原则、规范、规则等内容；“国际框架（机制）”更偏向于非正式（国际法主体）的实体性组织。事实上，上述概念的核心内涵强调的都是对国际行为的规范和规约。因此，本文并不刻意区分概念的不同，总体上以国际制度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研究。对制度性概念的相关说明可参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的增多，一方面，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各国得以在制度、规则的框架内谋求利益、弥合分歧、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伴随国际制度的发展，制度间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age）日益增多，国际制度间的互动（institutional interplay or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成为影响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然而，对于“制度互动”这样一个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国际现象，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尚未有效发掘其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传统的制度研究（经典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或是对具体制度进行规范性探讨，或是从实证的角度对制度的设计、维持、变迁、绩效等做静态分析，很大程度上都缺少一种制度联系与互动的动态视角。一些学者虽然较早地意识到了制度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现象，但并未能自觉在“制度互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伊蒂丝·布朗·维斯（Edith Brown Weiss）等学者曾使用“规约密度”（treaty density）和“制度拥塞”（regime congestion）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国际环境保护制度间存在的规则冲突、权利竞争等现象。基欧汉在分析国际制度的网络化对行为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时也附带性地触及了国际制度的互动问题。这些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早期工作为后来的国际制度互动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 奥兰·杨的制度互动理论
制度联系是制度互动的基础，制度互动是制度联系的表现形式。正如维斯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制度首先需要在某一领域达到一定的“密度”，进而产生关系或联系（linkage），才能够形成制度间的互动。最早且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制度互动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奥兰·杨（Oran R. Young）。他主要通过考察各类国际环境制度间的联系，对制度互动的维度、层次、类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维度上，奥兰·杨将制度联系区分为互动的“层次维度”和互动的“作用维度”（role of interplay）。
在层次维度上，奥兰·杨将制度联系又细分为垂直联系（vertical linkage）与水平联系（horizontal linkage）两种类型。其中，垂直层面的制度联系是指不同社会组织层面上运作的制度之间的联系。在后来的研究中，奥兰·杨进一步将制度垂直联系的内涵由“国际—国内”的空间联系扩展到了包括权威（管辖权）高低层级之间的联系。制度间的水平联系是奥兰·杨研究的重点，其主要是指在相同社会组织层面运作的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在《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一书中，奥兰·杨将水平层面的制度联系区分为嵌入式体制（embedded regimes）、嵌套式体制（nested regimes）、集束式体制（clustered regimes）和交叠式体制（overlapping regimes）四种类型。其中，嵌入式体制主要指涉及具体问题的制度嵌入所在问题领域整体制度安排（结构）之中的制度互动形式；嵌套式体制主要指某一功能规模、地理范畴或者其他相关标准有限的具体制度被调入该领域另一个更加宽泛制度之中的制度互动形式；集束式体制是某一领域中，不同功能的制度捆绑、结合成一揽子制度的形式；而交叠式体制主要是某一领域，不同制度间在成员构成、功能和目标等方面的相互交叉与相互影响。
通过对层次维度上制度垂直联系（互动）和水平联系（互动）的简要说明，不难发现，奥兰·杨对制度联系（互动）的类型学（Taxonomies）分析相对松散，其分类并不是建立在同一分析目的之上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杨开始注意制度互动的效用（effectiveness）问题。为此，如前所述，他在研究中提出了制度互动的“作用维度”。事实上，从杨的研究顺序和研究意图上看，制度互动的“作用维度”是对“层次维度”的补充。在作用维度上，奥兰·杨将制度联系分成了功能性联系（functional linkage）和政治性联系（political linkage）两种。其中，功能性联系主要关注制度的效用问题，如果某一制度的运行能够影响到另一制度的效用，那么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是功能性联系。而政治性联系是指行为体（actors）为了各自的利益或共同的目标将不同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范围更大且规范相容（normatively coherent）的制度复合体的一部分时，制度之间就存在政治性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