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根据国情所作的一项伟大政治创造。相较于西方政党制度而言，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共同目标追求，既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领导乏力的困境，也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藩篱，还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撕裂社会机体的困囿。究其内生动力，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我国深厚文化基础、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适应于我国现有经济基础、深耕于我国丰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究其外延张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实现形式、塑造了一种新型执政方式、铸造了一种新型政党关系、缔造了一种政党制度新范式，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内生动力;外延张力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08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48-07
收稿日期：2019-07-20
基金项目：201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8ZDZZ03）;2018年度重慶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2018skjd01）。
作者简介：敖永春，男，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猛，男，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既符合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发展大势，又满足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论断的提出，为有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基于此，着重从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的独特优势、形成的内生动力与凸显的外延张力三个维度对新型政党制度进行探讨，以资为进一步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提供理论借鉴。
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政党制度是政党关系的主要表现方式，同时又是政党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必定涵养出不同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建设理论，并将其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是对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创造性发展。我们没有盲目学习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没有放弃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团结而实行一党制，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相统一的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经验证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相较于既有的政党制度，具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共同的目标追求、强大的整合功能等优势。
（一）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领导乏力的困境
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其坚定的领导核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位和作用时明确指出：“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2]386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每一个支部既然是工人联合会的中心与核心，那么，由共产主义者组建的共产党必定也是工人运动的坚强领导核心。《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413由先进共产党人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政党，也必定是坚强的领导核心。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时代变化所作的科学部署与战略考量，既是人民的科学选择，又是历史的发展必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与本质要求，也是其相较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19—20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根本优势。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制度大多为竞争型政党制度，政党之间轮流掌权，彼此掣肘，施政政策无法有效贯彻落实，政策延续性较差，执政效果不佳，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西方之乱”，究其根本，无不是与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有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新型政党制度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藩篱
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由此可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凸显出了共同的目标追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本协会的成立，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合和合作的中心。”[4]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目标追求与“保护工人阶级、发展和解放工人团体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虽然在措辞上存在一定差别，但其在本质上却是高度一致的。众所周知，目标追求为政党行为提供了方向指南与根本遵循，并以此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413中国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外再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具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从时间维度来看，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制和国民党时期的一党专制都只是代表了部分阶级和特殊群体的利益，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更没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从空间维度来看，无论是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普遍只是维护与保障部分群体的利益，却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在此类政党制度的影响下，政党执政效果注定不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形成治国理政合力，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凸显了共同的目标追求。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藩篱，与其相比具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三）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撕裂社会机体的困囿
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效避免各个政党因施政政策与方针不同而带来的撕裂社会机体的弊端，凸显出了强大的整合功能。实现整合功能，形成整体合力是彰显政治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应然选择与实然要求。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调政党关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政党制度的优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整合功能是否得以有效发挥。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着重发挥政党制度的整合能力，即科学合理地发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能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安排、科学决策，促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力量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提供了原生动力，而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亲密合作，无疑扩大了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边界与张力，进一步强化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从政治整合层面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党关系亲密无间，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与共同的目标追求，从而确保施政方针、路线政策都在既定轨道中运行，有利于形成整体合力;从社会整合层面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职能，从而有效确保决策科学合理，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无论是从政治整合还是社会整合的角度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都彰显了其巨大的整合能力，并完成了对旧式政党制度固有弊端的发展与超越。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认为：“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之间的竞争则加深着原有社会分裂。”[5]与西方国家秉承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不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扎根本国政党制度发展历程，崇尚协商民主、合作共进的政党制度。较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不但未能有效发挥政党整合功能，反而加深社会隔阂、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肌体的政党制度而言，历史已经证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无疑凸显了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彰显了其独特优势。
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动力
政党产生和政党制度的确立都深深根植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及最终选择归根结底是该国或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文化基础及国家性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结构要素必定会呈现出不同的政党制度形式。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科学论断，并强调它根植于中国土壤。究其根本，新型政党制度无不是从我国深厚的文化基础、科学的理论基础、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及丰富的实践基础中吸取养料，寻找内生动力，从而推动我国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发展。
（一）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反映，与此同时，又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毫不讳言，任何制度的产生、发展、成熟都离不开思想文化的涵养与滋润，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亦是如此。中华民族5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天下为公、中庸之道以及和合思想等优秀思想养料都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影响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关系创造性地打破了原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固有藩篱，重塑了一种政党之间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及彼此掣肘的固有弊端。究其根本，新型政党制度无不从我国兼收并蓄、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吸取养分，也正是由于我国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的政党制度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文化传统，它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表现，制度自信源于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6]349。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产物，更是制度自信得以有效彰显的重要表征。它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和发扬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在精神，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理念中形成的“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等传统思想也为以合作型为主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养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坚持民主、共同协商，凸显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征，彰显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合”文化的理论品质与价值内涵，体现了我国悠久传统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促进与滋养功能，并为其形成、发展与成熟奠定了文化之基。
（二）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
任何政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435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就是马克思政党理论的萌芽。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以及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夯实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其确立和完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支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探索我国政党制度。毛泽东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7]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幾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8]在此之后的一代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并根据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论断。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势。”[9]江泽民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0]正是这些新论断的不断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建设理论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政党制度，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等一系列关于政党关系以及政党制度的新思想、新举措[11]，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理论。总而言之，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理论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
（三）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经济基础相适应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此论断明确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关关系，凸显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政党制度作为观念中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受经济基础的的决定和影响。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明确了我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为与此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在政党制度及政党关系领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3]20在经济发展领域亦是如此，特别是坚持公有制在我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务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照顾各种经济成分的根本利益。根据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政党制度相辅相成，二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一方面，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维护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协调各党派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新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效力，对于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6]288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基础，就必然决定了相应政治制度的产生。现阶段，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伟大论断的创造性提出，无不与我国一直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及我国现有的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
（四）新型政党制度深耕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制度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一种政党制度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要看它的施政行为是否具有延续性，要看政党之间是否是一种团结协作的伙伴关系，要看它能否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的长足稳定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政党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根本来说，它来源于我国政党制度的“本土发育”，厚植于我国政党制度的伟大历史实践，具有其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必然性。众所周知，任何不符合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的政党制度的“进口替代”或“肢体移植”必定会产生相应的排斥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甚至威胁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历史上就对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过多次尝试与探索，无论是民国成立时期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还是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的一党专制都在我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均由于脱离具体国情而失败。这些政党制度实践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借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和实践中探索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 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所以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民主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12]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想要获得良好的执政成绩，想要在治理国家和引导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没有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和建言献策。”[13]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正是基于以往关于政党制度建设的尝试探索与实践基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伟大政治创举”才有坚实的实践根基。
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外延张力
政党制度作为政党关系的一种规范性措施，对于明确政党职能，规范政党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我国具体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政党关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既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又给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范式。
（一）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形式
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是古人提出的最原始民本思想，从某个层面上而言就是民主的初级形式。民主是指依据某种普遍有效的人格形式而实施的法律体制、个人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样态，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政权组织方式催生了不同的民主实现形式。民主是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呈现，民主实现形式则是体现一个政党制度以及政党关系的核心所在。西方资本主义视野下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是精英阶层的民主，是形式上和程序上的民主，他们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与根本需求，极大地体现了西方民主政治内在的虚假性。国外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崇尚于“竞争民主”，普遍认为只有竞争才是最基本的民主实现形式，只有“竞争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其实不然，“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置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6]292，它的价值内涵以及实现形式均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因变性。中国共产党按照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党情，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民主、协商民主等新型民主实现形式。恰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言：“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与独特优势。”[3]37为此，将合作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一新型民主实现形式有机结合，能够最大激发人民群众的发展合力，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真正体现出民主真谛。现今“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了巨大反差与强烈对比，究其根本，民主实现形式不可谓不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存的新型民主实现形式，完成了对西方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中“精英民主”和“竞争民主”的超越性发展。新型民主实现形式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展了民主渠道、加深了民主内涵，对于现今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以及民主实现形式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彰顯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外延张力。
（二）新型政党制度塑造了一种新型执政方式
执政方式科学与否决定着政党执政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执政效果的优劣。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个别国家实行一党制，这些政党执掌政权后，往往代表其自身阶级的利益，难以整合其他阶级的利益诉求，执政效果不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13。我国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执政方式，此种执政方式相较于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执政方式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方面，原有西方政党中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多采取轮流执政的方式，政党之间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关系，相互制约、相互拆台、彼此倾轧的现象时有发生，施政政策难以具备延续性，施政效果不能得到极好呈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着重强调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固有弊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党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党专政的情况，可能导致执政方式不够科学合理，继而执政效果不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跳出了一党专政的藩篱，采取民主集中和政治协商等多种方式，有效克服了一党专政可能产生的恶果，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在执政方式方面的优势。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到：“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6]19此论断明确指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所在，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提供了一种新模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执政方式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坚持集体领导与广泛民主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始终尊重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并加以引导、着重提升其参政议政功能，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增强普通民众对执政方式的认同与认知，继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新型执政方式为创新世界政党执政方式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三）新型政党制度铸造了一种新型政党关系
政党关系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各个政党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活实践过程中，在政治愿望表达、政治权力获得和政治利益分配等诸方面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关系。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成，它规定了政党间的相互关系。政党关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政党执政能力的彰显，事关国家的全局稳定，政党关系优劣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与政党的治理水平。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政党制度多为两党制或多党制等，它们是一种竞争型的政党制度，此类政党制度就必然决定了西方政党间的那种竞争性关系。诚然，西方的各个政党间基于某些共同利益会存在短暂合作行为，但由于其缺乏持久的合作保障机制，致使政党之间的长久斗争与彼此分离成为其政党关系的常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源于中国土壤，极具中国特色。从我国文化基因与历史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新型政党关系崇尚团结合作、和谐共生与互利共赢，政党间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我国新型政党关系亲密融洽，与西方互相倾轧的政党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无比优越性。竞争是提升双方能力的必然要求，但西方政党关系中的竞争成分，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竞争本身，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野党的关系极不融洽，在野党和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致使执政效果不佳，此举愈加拉远了政党间的距离，加深了隔阂，为此，西方政党关系无不陷入这一恶性循环。我国新型政党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关系，二者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而形成合力。西方政党关系多是轮流执政，二者互相推诿，相互牵制，从而加大了政党间的内耗，消解了原有执政行为的效果，日益激化了政党间矛盾。习近平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6]286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考量，充分体现出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由此决定的政党关系必定完成了对西方以竞争为基础的政党关系的全面超越，凸显了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创新世界政党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方略。
（四）新型政党制度缔造了一种政党制度新范式
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家相关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或在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政党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及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具体体制与运行机制，包括与其他政党的相互关系制度。政党制度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阶层冲突的根本产物，而且是确保政治生活有序进行的根本保障，与此同时，又是每个政党务必遵守的政治规范。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特有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它有力抨击了“历史终结论”和“华盛顿共识”等错误论调，凸显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政党制度的组织结构上来看，现今世界政党制度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一党独揽的政党制度模式，一种是竞争型的政党制度模式，如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以上政党制度模式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但已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如今“西方之乱”无不与其相关。无论是一元化的一党独揽式的政党制度还是多元化的多党竞争政党制度，由于它们先天就存在固有缺陷，同时又缺乏后天必要的制度约束，要么容易發展成为一党专制，要么就是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政党之间相互攻讦，政治基础薄弱，政策延续性较差，执政效果难以凸显。与现有西方政党制度相比较，我国政党制度有效地将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组成要素的多元性有机结合起来，构造了一种一元为主导，多元为组织的基本政党架构，形成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并通过制度规范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行为边界，既保证拥有坚定领导核心，又为其提供了合理监督、科学谋划、参政议政的可靠帮手，施政基础牢固，政策执行具有延续性，从而塑造出了“中国之治”的美好愿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对以往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势，缔造了一种政党制度新范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在政党政治与政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它根源于中国土壤，既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形式，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既是符合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又契合了中国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发展大势。它较之于既往的各种政党制度而言具有独特优越性，并实现了对以往政党制度固有弊端和先天缺陷的超越与发展，为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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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