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一方面，“田野调查”日益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界定标识；另一方面，学界对“田野调查”何以成其为“田野调查”，至今未有明晰的界定方法。“田野调查”这种悖论性的长期存在，势必将影响到后续的研究工作。本文尝试通过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多角度考察与论证，提出了“田野性”这一概念，以期运用“田野性”对广义田野调查进行再认识，达到较准确地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人类学：田野调查；田野性
【作 者】王立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宜宾学院中文系讲师。四川宜宾，61006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26-007
Cognzing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by Using the“Quality of Fieldwork”
Wang Lijie
Abstract：To cultural anthropology，fieldwork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its main content and dctermined mark，but on the other hand，the scholars in the field have no consensus of opinion on“what is fieldwork”or“what make fieldwork be fieldwork”.The long existing of this paradox must have bad effect on the continued research，so this artcle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 the“quality of fieldwork”by reviewing and argning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many aspects，and wants to recognize the generalized fieldwork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fieldwork quite exactly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the“quality of fieldwork”.
Key words：Anthropology；Fieldwork；Quality of Fieldwork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田野调查”经由人类学家A.C.哈登的强调、博厄斯的倡导、里弗斯的践行，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上升到人类学方法论的高度，至此以后，“田野调查”日益成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和界定标识。不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田野调查”何以成其为“田野调查”并无明晰的界定方法，从而引发由于概念模糊出现的各种争议。有介于此，笔者尝试通过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多角度考察与论证，提出了“田野性”这一概念，以期运用“田野性”对广义田野调查进行再认识，达到较准确地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内涵的理解。
一、人类学田野调查
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认知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来看。历时性方面，一般以先后出现的田野地点和真正进行田野实地作业与方法论建构的“经典田野”两种参照来进行划分：共时性方面，可以将其区分为狭义田野和广义田野。由于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仍存在“纯正级序” (hierarchv of purity)①的问题，故此，作为“田野原型”的狭义田野一般要求：1、在地域上，田野与家乡要有一定的空间距离；2、在文化方面，田野地最好处于前工业文明阶段；3、在调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方面，一般调查者与对象之间有较明确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二分；4、在时间上，田野调查有相对严格的时间规定；5、在方法选择上，调查方法以参与观察为主。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后现代理论反思的诉求，“田野调查”一方面在实践中扩大其研究的外延；另一方面则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个包蕴丰富的“后田野”时代，如何界定“田野调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里，笔者试将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田野形态统称为“广义田野”(详见图1)，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田野调查”特性多向度、多层面的厘析。
图1 田野调查分类图示
二、田野性
由图1可以看到，广义田野的意蕴复杂多样且具有无限开放的延展性，表面看来，确实很难对其进行较为客观准确的把握与认识。为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下面将通过对广义田野调查的特性剖析，将其特性归结为场域性、关系性、方法性、超方法性、价值性等五大类，以此建构广义田野调查的“田野性”这一概念。
1.场域性
在“经典田野”阶段，“田野”常意指异域的、荒野的、非西方的、前工业的、传统、简单的实指地理空间。此种所指意涵的框定往往潜藏着研究中主位与客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以及对“田野”与“家乡”进行时空分离的严格限定。而在“后田野”阶段，“田野”已经扩展到包括都市、城镇、甚至流动人群、事件、某一思想、某种知识以及“前田野”中出现过的文献材料等。此时的田野已不仅仅指涉或异域或本土的地理实指空间，而且亦指涉隐喻虚指空间。由此，广义田野的特征已经从狭义田野的“地域性”发展为了“场域性”。如图2所示。
图2 田野的场域图示
这里的“场域性”意指：“田野”既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地点，也不是一个为了将研究的地域概念化而被迫打上的一个比喻。它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田野”既指涉又不仅仅指涉地点。诚如格尔茨所言“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而只是在村落中进行研究”②。其深刻的意涵是：第一，人类学家在村落中所发现的只是村落的生活，而不是普遍图景中的局部真理，或力图从小世界中捕捉大世界；第二，研究地点并不是研究对象——人类学研究必得在有限的区域内进行；正是田野调查的实实在在的材料滋养了思想的生发；复杂的特殊性及其境况为人类认知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学研究并不是也无力捕捉研究地点所发生的事实，而是对该处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和意义上的澄清，故此，格尔茨说：“社会行为是对除它们本身以外更多东西的注解；认识到解释来自何方并不能决定它将被迫去往何处。小事实说明大问题，挤眼牵涉认识论，或偷羊袭击涉及革命。”③
另一方面，“田野”既不是无所不在也不是所在皆无的。后半句表明，当“田野”的意指由最初的与调查者相隔遥远、相对孤立、生产水平相对落后、充满异域情调、甚至没有文字的小型聚落或社区扩散到“都市丛林”中时，调查者可以不用跋山涉水、远步他乡，搭乘地铁就可以赶赴田野现场，甚至朝夕相见的邻居也可以纳入“田野调查”的视域，更有甚者，坐在家中足不出户也可以在网络巡游中完成“田野调查”。这即是说，日常生活与“田野”有一个模糊的交差地带，两者可能随时发生位置上的互换。但这并不意味着“田野”就真的无处不在了。因为当说“田野是无处不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田野内涵的无限度扩大，而致使其失去了概念应有的边界。事实上，只有具有相应田野特性并最终融入到田野民族志书写中的日常生活才可能被称为“田野”。
2.关系性
人类学“田野调查”始终存在着一个谁看谁、谁调查谁、谁研究谁的问题。这里的第一个“谁”意指着作为调查主体的田野工作者。在“文献田野”和“摇椅田野”的“前田野”阶段，田野工作者一方面指涉书斋人类学家，他们或在文献中进行广义的田野，或乘船到遥远的国家只找本地人了解情况，并不真正进入实地进行考察；另一面指称那些为早期人类学研究提供口述或记录材料的业余观察者：如游客、航海家、传教士及殖民地官员等。“经典田野”时期，田野工作者指斯托金所谓的，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标准田野实践“原型”的孤独白种男性人类学家④。在“后田野”阶段，女性、中产阶级及低等阶级、第三和第四世界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逐渐增多，理想的人类学家应为超性别、超种族、学术中立、能与调查对象进行深入互动并保持适当距离的研究者。同时，此一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田野工作者，即本文化持有者，或是未经过正规人类学训练的土著(native)民族志作者，如印度的马拉巴曼(Adwaita Mallabarman)，他创作的小说《一条叫提塔泗的河流》(ARiver Called Titash)与民族志有异曲同工之处⑤，他本人也可以被视为自觉的土著民族志者；或是经过人类学专业训练、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本土(indigenous)人类学者，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田野工作之后所写就的民族志作品。另外，旅游者、记者等也可能成为业余观察者。
第二个“谁”所指代的田野对象也具有多重所指：最初田野对象除了指涉那些集中定居于某一遥远异域村落中的、具有特定土著文化特征的原著民之外，它还意指分散定居于某些地点的某一共同体或族群(如当今世界上的近二百万瑶人分敌定居于中、越、泰、法、美、加、澳等诸多国度)，没有固定居所的流动人群如难民、流浪者等，以及非固定地人群如实体人群的流动的工人、殖民地的地方官员、大学生、某一事件所牵涉到的众多各方面都差异极大的人群；网络空间中的虚拟人群等。另外，非人类性质的调查对象也被纳入其间，如音乐、思想、知识等。
田野调查中的“谁与谁”总是存在着恒常的“关系性”。“经典田野”阶段的调查因以最大的文化差异作为研究的假设前提，所以提出“非本土的调查现场”作为其范围限定，主客位的对象性关系作为其身份限定。而随着“田野调查”目光的向内转，“谁研究谁”的关系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首先，前一个“谁”由最初的主位“自我”异化为众多的客位性质的“他者”如旅行者、观察者、记录者、民族志的撰写者、著作者等。在主位自我和在与客位他者的注视与被注视中，既达成一种“他思”，也获得一种“自省”。其次，后一个“谁”在类别中又加入了“非人类”的音乐、思想、知识等。而在性质上，客位的“他者”地位也不再是恒常、稳定、被动、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自主的积极性与参与性。由是，田野的“关系性”不再是原初的主位对客位对象式的、主体文化优越式地打量，而是意味着研究双方的互动性、参与性，以及互相打量与探看的可能性。同时，这种关系性也包含着一种“陌生化的打量视野”，这也是本土文化持有者如何成为本土人类学者和土著民族志者的原因所在。
3.方法性
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区别与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⑥，具有具体的方法论指引与方法论意义两种特性。
(1)方法论指引
田野调查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田野前的准备工作阶段、田野实际考察阶段和田野后的材料整理，分析阶段。田野前的准备工作一般要求对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材料进行熟悉；对与研究相关的所有学术成果(包括图片、影视片、学术文章等)加以综述；对课题加以定位；选点与踩点；第五，相关学术理论的储备与调查提纲的拟定；相关费用与设备的落实等。田野实际考察阶段一般要有调查方法或观察参与⑦范式的选择；调查角色的确立；调查工具的有效运用；调查态度的调整等。田野后的材料整理、分析阶段一般包含两种主要的方法：背景分析法和比较法。马林诺夫斯基最早建立了基本的背景分析的方法，他把特罗布里恩岛的生活与文化当作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的风俗习惯织成的网来描述和分析的单位进行考察；马克思·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对马兰哥文那桥通车仪式的描述与分析，则是把一独特事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次序来观察；而艾丹·索撒尔(Aidan Southall)则通过在分析中增加了历史和生态学尺度和在结构内合并背景和背景理解的方式向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和丁卡人关系的静态分析提出挑战。而事实上，背景分析往往局限于对单一文化单位的考察，因此，交叉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处理不同文化群体的诸多特征时，就变得十分有效。它一般可以分为有限比较和统计比较两种方法。有限比较要求被选择来作有限比较的文化群体需要具有许多共通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而统计比较则可以在大的范围内进行，比如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泰勒等人就是通过对三百多个社会样本的统计比较分析，进行重建人类文化进化史的努力，乔治·P·默多克则应用这一方法领导了对一千多个社会进行分类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工作。⑧
(2)方法论意义
田野调查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为人类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做出了相应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在“前田野”阶段，人类学家们主要通过涉足广泛的文献材料进行研究，其“田野”方法，主要表现为缜密而细致的文献分析能力和高度精细的理论架构能力。此种方法为之后的诸多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以及人类学研究等提供了诸多方面丰富的给养；“经典田野”阶段，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一书中，首次倡导了参与观察法，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这成了西方人类学社区作业的范式，并由此将人类学引向一个制度化、科学性、研究性、全面专业化的发展阶段；在“后田野”阶段，田野调查突破其方法上的特定含义，而具有了反思自身与建构学科的多重超方法的意指。回溯到“田野”这个词原创时期的本意，它是与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都市相对的，意指农村、荒野，而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地点，就是期望从他们的调查中获取泥土性的、凌乱的、血肉般的、扎实的(on-the-ground)现实生活的体察。正是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认使“田野调查”构建出一套相对完整的方法论框架和模式，使人类学学科在百余年的学科建设中得以发展和持存自身。同时，又恰恰是这种田野现实的体认使人类学家们在当下的、激变中的时代语境中对“田野”进行不断地、深入地反思，使其超越甚至颠覆原有的思维框架。因此，田野调查就内在地具有一种超方法范畴对其自身以及人类学这一学科进行深度反思与超越。
4.超方法性
田野调查既是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同时又具有超方法的重要特性，即田野调查为自身和人类学学科的理论指归与知识诉求提供了超方法性的知识内省的可能。
(1)对自身的知识内省
在“前田野”阶段，通常人类学家已经在普世性的视野内预先构设了研究的框架，所谓的“田野”，不过是找寻各种合适的材料对自己的理论架构进行丰满和充实而已。虽然此间的研究成就斐然，如人类学不朽巨著弗雷泽的《金枝》，但鉴于这种“田野”对材料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强，有“削足适履”之嫌而遭遇以后诸多人类学者们的质疑。
在目标旨归上，“经典田野”时期的人类学者们认为只有通过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原始材料进行分析与归纳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而也才可能使人类学具有科学研究的特性，其操作对空间与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知识诉求上，“经典田野”人类学研究意欲建构一种知识权威的形象。田野工作者试图通过其“权威的”、“真实性”的描述使读者接受其判断的可靠性，从而确立其在知识言说上的霸权性。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被界定为是“田野工作者通过熟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居住形式”⑨。可以这样认为，“实地田野”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中包含着持此一见解的人类学家们对建立客观性、规律性、真实性、永恒性、科学性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诉求。这种诉求的背后潜藏着现代性背景之下研究范式中的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的区分，意味着人对知识的把握一种自信心。不过，这种自信心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反思大潮中也遭受了无情的消解，首先被质疑的就是研究中身份的对立区分，这种划分的实质是对不同文化身份的群体分别进行同质化区分的结果；同时，田野工作的成果往往是“关于某处”或“来自某处”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性的处理也暗含着一种“自我”与“他者”的知识性的区分。
在“反思田野”阶段，人类学者意识到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是无法也不能回避的问题，由此提出人类学研究不是为了对客观、普同真理的“更好理解”，而是为了在视域融合之际生成一种创造性的、永远向未来开放的“不同理解”(Andersverstehen)⑩。
(2)对人类学学科的内省
人类学“田野调查”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为学科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又为人类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人类学研究由于采用了“田野调查”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得以区别于其它学科，更重要的是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进行一种超越学术制度和分隔学科的尝试，即在纯粹的知识谱系与纯粹理论预设之外进行多重延展——既可以直面生活本身，在生活中汲取直接的知识给养；也可以穿梭时间隧道、跨越空间阻隔；同时，还可以打破学科设置的人为距离。可以这样认为，田野工作在对原有的知识谱系和理论预设进行挑战的同时，亦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提供鲜活的材料。
5.价值性
田野调查的价值性表现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家的价值，人类学界普遍认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一个人类学工作者只有历经过“田野调查”，才可能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二是田野工作者赋予田野调查的价值取向，人类学者在寻求理解之可能的目标之时，由于受到文化区域界定、学术规范、田野资助、国家的战略以及地理政治等相关情况的限制，总是表现出殖民主义立场、学术研究立场、国家政策导向立场等诸多不同的价值依归；三是田野调查之于社会的价值，人类学研究成果除于以文字形态呈现为民族志、报告等之外，还可以切实地为社会提供可操作的、积极或消极的实践性指导，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为处理二战期间美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彭兆荣教授在《“指导性变迁”之我观——瑶族文化研究札记》一文中说，他在1991年对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区的瑶麓乡进行田野调查后，“深感要改变瑶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单靠其内部力量的自我生成是不够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指导性变迁显得极为重要，并极为亟待”[11]；四是田野调查之于知识生产的价值，田野调查具有超方法的知识内省能力，这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同时，田野调查还能为研究提供互动性、流动性的知识生产模式。
以上对田野调查应具有的五大特性进行了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五大特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田野调查”，而这五大特性就构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田野性”。下面以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三、田野性事例应用
1.以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为例
面对着历史的不可复现、文献诠释的重重遮蔽等诸多研究困境，经典田野范式显然无法处理这种将历史典籍作为考察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中，葛氏将现存的生活传统和一些非儒家的著作——如《抱朴子·内篇》中记载的许多当时的生活传统——都纳入其田野调查的广阔视域，这就表现出其田野调查场域性的特征；葛氏将中国上古时期朴野的习俗如何转化为“文明秩序”作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其田野调查的关系性意涵；葛氏通过对欧美人类学方法与思想的深入反思，一改汉学研究的传统路径，通过中国古典文献和民俗的历史残存来解读这个“复杂的文明的有国家机器的古老国家”，特别是阐释中国的民间的、地方的、底层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12]，表现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性、超方法性与价值性的特征。总之，葛氏以一种广义的用野调查的方法，通过直面《国风》文本本身，通过对保留有相关生活事相的文献材料和中国地方、基层人们生活中现存的生活传统、歌谣、节庆等的着力考察，达成对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间信仰了解。
2.以叶师舒宪的《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为例
叶师在2005年四川大学的一场报告中提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传统文字训诂、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多民族民俗资料、正式考古发掘和民间传世的实物和图像。[13]在《熊图腾》一书中，对此四重证据法进行应用，而此种研究包蕴丁田野调查的五种田野特性：其中既有田野调查范围的所指：文献、实物、民俗等；又有方法论的意指：训诂、观察等；其间作者与其研究对象——先民信仰传统——建构起一种对话的关系可能；同时，此项研究还是对中国当下学术研究中的“读书致知”倾向的深刻反思。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
另外，当下的旅游、生活中的邻居、网络上的巡游等只是具有“潜田野”的特质，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还要认真考察在其具体操作中是否具有上述五种田野性的要素。
四、结语
事实上，理论永远都试图通过“赋予……以秩序”的方式处理纷繁的事相，但事相在永恒的流动中，无休止的同理论相遇又分开，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打量与认知亦正如此。本文选择了“田野性”的视角对田野调查进行了剖析，试图达到能较客观准确地界定何谓“田野调查”，以帮助离析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真正内涵。但由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无限开放的所指延展性，这里的“田野性”也许也只仅能对目前人类学田野调查提供标示，随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田野性”这一概念势必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与丰实。
注释：
①[美]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②Geertz，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P22
③Geertz，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Gee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P23
④[美]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⑤[美]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⑥[美]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
⑦芭芭拉·特德洛克(Barbara Tedlock)著，《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见庄孔韶编，《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⑧参见[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著，《文化人类学基础》，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2-85页。
⑨[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⑩解释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种理解的目的指向：一是独断型诠释学，它以重构和复制被研究者理解的“更好理解”(besserverstehen)为指向；二是探究型诠释学，它以伽达默尔等人所倡导的创造性的、永远向未来不断开放的“不同理解”为诉求。参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编者引言”第18-19页。
[11]彭兆荣，《“指导性变迁”之我观——瑶族文化研究札记》，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04期。
[12][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责任编辑：陈家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