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为人知晓，而其亦常常因此而被人以偏向主观所诟病。西方史书实则亦存在此类问题，但却极少被人提及。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史学之间的异同，探讨中国史书所具有的性质是否能够成为被诘难的理由。
关键词 中国史学 纪传体 主观诘难
史学是历史撰述背后所贯穿的思想精髓，通过记述史事的史文，我们不仅可以对以往之事略有知晓，亦能够从文本本身对作者当时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加以适当推测。在西方史学中，单个历史人物独立成书的传记颇为常见，例如艾因哈德所写的《查理大帝传》，记述了法兰克国王查理在国内外的事业以及其个人的私生活与性格，凭借此种方式，艾因哈德将加洛林文艺复兴和法兰克王国的年代记贯穿在查理的生命历程当中，实现了人物与历史的双重书写。然而，直到20世纪后，中国对于个人的传记才逐渐兴起，例如《康熙传》、《苏轼传》、《毛泽东传》等等，而在近代以前，此类书籍则少之又少，特别是对于古代帝王的历史撰述也极为稀缺（主要见诸于野史、杂史），但以朝代更迭为主线，将历代帝王的生平经历诉诸于内的纪传体史书则数不胜数。
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所著的《查理大帝传》中曾提到：“关于最勇猛的查理的战争的记录，是根据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的口述写成。”这里所提到的阿达尔贝尔特曾随查理出征，而其子韦林贝尔特则是与《查理大帝传》的作者同时在圣高尔修道院修行的僧侣。由此观之，无论是艾因哈德还是圣高尔修道院的僧侣，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查理本人相关，这使得作者本人更为亲近传记主体，更具有历史话语权。与此迥异的，是被国人奉为经典的《史记》，其十二本纪之中，除司马贞所补写的《三皇本纪》外，仅存《五帝本纪》至《吕太后本纪》，而司马迁所著的《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原著中名为《今上本纪》）均已遗缺。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这三篇本纪均毁于汉武帝之手，但我们可以揣度皇权在中国古代的强势。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对于纪传体史书有所诘难，恰如梁启超的《新史学》，以为正史几近于帝王将相的家史，或云历史之中只有王侯没有民众。同时，由于影响深广的多为二十四史，而这些史书或出于史官之手，或起于官修之故，使得后人对其客观性更存质疑。此外，中国的史书由于以上两方面（即皇权和史官），多为后代人著前代事，因而其目的性多被定位在为贤者讳或为当事者谋，因此在史书中将或多或少地掩盖或夸大事实，从而以政治驾驭历史。
近年来，对于这些质疑，许多学者为中国史学进行了正名，例如黎学军先生针对中西史学的写作方法提出：“西方史学界有所谓‘客观的’与‘主观的’史学派，我们亦有‘直书’与‘曲笔’之分。”王志华先生也曾谈到主观因素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传统史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不能成立，它没有认识到主观因素在历史学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对于之前的诘难均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反驳。基于此，本文作者将通过具体著作，管窥中国史学之所以留给人们以趋近主观之印象的缘由。
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被质疑的主要方面便是英雄史观，即本应记述历史的书籍多为叙述统治者如何夺取江山、治理国家以及荒废朝政致使王朝覆没。与此不同的是，作为西方人的经典，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也是从战争的角度记述王国的更迭，然而此书并没有以人物为主线，而是将历史本身作为叙述对象。由此，人们将中国古代史学以英雄为主体的历史称作个人主义，即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写的：“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梁启超在这里正是批驳了中国史书将帝王连续的传记作为历史的做法。由此足见中国史书并未如西方一样将历史与人物传记分开，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讲则是由于西方将上帝推向了极致，因而其史书本身并不具有对于个人的极度推崇，例如希罗多德《历史》中英雄人物平民化的书写方式与《圣经》中圣徒事迹平民化的书写方式尤为相似。但在这里需要为之正名的一点是，西方的传记与中国的纪传体史书在记述帝王的过程之中，同样有着为贤者讳的弊病，这并不是中国史书所独有的。例如在《Royal Frankish Annals》中，前言部分就已经提到兰克对于本书第一位作者的态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此书倾向于隐匿战争中的大灾难和国内的问题。”由此，中国纪传体史书在于未能将人物传记与历史分开，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西方传记较之中国纪传体史书的记载更为客观。但为何人们更为偏重于西方史学的客观性而将中国史学主要定义为人的操控呢？接下来，我将分析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
上文中，我们对比了中国纪传体史书与西方同类不同型的传记之间的异同，尽管从中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传记体并无较大差异，但仍未得知究竟中国史书人为痕迹较重的认识由何而来。叙事性题材相较于其他类别的史书有着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和西方的复活节表至今已罕为人知，然而中国叙事性史书（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和外国的叙事性史书（如《历史》）都被誉为传世经典。在这里，东西方史书给人以固化印象之所在便多介于其叙事性史书的特点，中国史书被质疑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创作主体并非亲历者而多为后朝之人，例如《史记》、《旧唐书》、《明史》等；写作内容并非以历史本身囊括历史人物，而是以人物作为历史的坐标，这主要是由于纪传体史书的广为流传使民众所形成的对于史书整体的印象；写作目的本身是为当代、为君主而并未为历史本身，此类分析主要源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固化定义。这些诘难固然说出了中国史书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并不能构成反驳中国史书主观而西方史书客观的有效论据。
在创作主体方面，中国史书多为后代人记前代事或后代人修前代书，而西方历史学家则多为亲历战场的人，也许人们会因而觉得西方史书更为真实，身在其中的人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历史真实，作者也更具有发言权，但他更可能因为当时的强权或是个人眼光的片面而将历史局限于一个方面，相比之下，在此之后进行反思的历史则更具自由度和全面性。当代人也许仅仅能够带给后世以可触碰的历史，但并不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因而，在政治的胁迫下，也许当代人并不及后代人更为客观，而此类情况在中国古代则多有存在。
在记述对象方面，中国史书中并非全部以皇帝为中心，只是这类史书更广为流传，其他如国别体、编年体史书则相对弱化了统治者的概念，例如《战国策》、《左传》等早期史书中，统治者的形象并未突出，直至后期大一统的局势稳定之后，君权神授的概念更为人们所推崇时，统治者的形象才逐渐被抬高，出现了如《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对于李世民出生时情境的渲染：“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这些意象正如拉格伦所归纳的英雄诞生的模本，是将神话注入历史的体现。然而，由此说明中国历史的主观性则未免片面，西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均有对于历史和神话的杂糅，所以不能由此推论中国史书具有过强的主观性。
对于记述对象的另一点质疑便在于，中国纪传体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西方史书或是以战争为主体，或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这样的记述更趋近于客观。确实，这与中国汉代大一统之后政史难分的历史状况极为相关，许多起居注最后都成为了重要史料，史官受制于统治者，使得历史本身成为了为当代服务的政治手段。史书在中国古代对于本朝统治有着学术注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到了以史为鉴的效果，只是这些以史为鉴更多是作为治国的参照，但其本身具备着客观性的需求，即将前代之事作为后世之师。而西方记述主体并非以统治者为中心，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主体的影响，然而就作者的身份来讲，他们多是参与过战争或事件本身的，因而难免从自身的正义性出发，从而也就隐没了战争的非正义性，正如艾因哈德所著的《查理大帝传》中所说：“在战争里他们掳到这样珍贵的战利品，以致可以很公道地认为：法兰克人正义地夺来了匈奴人不义地从其他部族抢走的东西。”
东西方史书的写作目的并不能笼统地归因，但在学界仍有学者从既定的刻板印象出发，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多是出于为统治者服务而西方历史学家更能够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实则不然，在《Royal Frankish Annals》中，尽管以年代记的方式命名了这部书籍，但从丕平开始，年代记便以“丕平国王”和“光荣之主查理国王”开篇，以国王的经历串联历史，与中国的纪传体史书极为相似。同时，在对查理的记载中，更为侧重他的功绩，而很少提及他的污点。由此可见，东西方史书之间的差异并非如之前的论断所述。
纵观中国历史，由于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从疑古到反古再到释古以及文革时期的学科断层，中国史学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创伤。反思记录历史的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史学命题又被提上日程。但是在此过程之中，我们应当认清东西方共同存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将瑕疵统归于中国史学，西方在之前的阶段同样存有此类历史记述的弊端。
然而，我们应当看清的是，西方发展至今日，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得历史记述更为自由，同时，史学理论的推进也在实现着历史学科的专业化与可传授性。但在中国，历史的记述范围仍较为局限，记述历史的人如果能够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收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记述，也许对于历史的全面性会有所助益。同时，中国的史学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学习，而不是一种积累，如果能将所积累的史学理论运用到历史的记载当中，中国历史的记述将日臻完善，亦更为趋近史学的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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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