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随着八一建军节的到来，当与《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一番访谈结束后，使得我们对当年这部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以及它带给社会的影响，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
前线采风，塑造英雄
1979年春夏，刚从云南前线返回济南的李存葆风尘仆仆。无疑，这次深入作战前线的经历，对于他来讲不啻为一次灵魂与精神上的洗礼。在英雄们中间，他边采访，边写作，陆续十余万字的散文与报告文学接踵刊登在了军内外的报刊媒体上，且反响良好，部队还为他记了三等功。但回来后不久，他却把自己憋在屋子里常对着从前线带回来的那一大包英雄事迹、材料，还有那六本被他写得密密麻麻的战场采访本愣神，陷入苦苦的思索。反思先前发表的那些文稿，虽是来源于战场上的英雄事迹，但回过头来再看，“却感到远远没有反映出事迹里的动人情景”，为此，他“不安与惭愧，甚至没有勇气将这些印成铅字的东西再读一遍。”
“若究其根源，应该是缺少了对英雄们的思想以及心灵深处的揭示与触及。”由此李存葆琢磨并开始构思着，往下如何使用这些素材写出一篇可以较深刻展示英雄人物心灵的作品。同年八月，李存葆奉命再转赴广西前线的参战部队中去深入生活，在那里，他又工作了将近三个月。那支部队在战斗中打得极为出色，因为有了对先前工作的总结，李存葆除了详细记述战斗的回台、过程，英雄及群体形象的同时，更把主要精力用于了解他们的性格、个性、命运，喜怒哀乐，家乡以及家庭境况等等，以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探求、了解形成他们内心世界的诸种因素……接连深入前线下部队的采访工作与生活，垫实了李存葆的素材垒积，同时激起了他进一步的灵感与冲动，“英雄们、烈士们的形影时刻追随着我，萦绕在脑海里，那是一种欠债的感觉，已到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地步。”创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铺开稿纸埋头写作。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年代里，原小说的创作经历了前后两次，最终于“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结束后写作完毕。那次会议以及在之前1980年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胡乔木、巴金、周扬、刘白羽等同志的讲话令中国作家们有“如沐春风”之感。
《高山下的花环》一书告竣后即被著名编辑张守仁相中，于是刊发在《十月》上。结果，引起了轰动、反响甚至争论，首都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连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9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曾经创下单日180万册的印刷之最，发行量突破千万大关。英国、法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这本小说。以后，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20本的世界文学丛书，其中也有《高山下的花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在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花车行列里，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代表，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更是自费购买了两千册《高山下的花环》小说，赠送给了老山前线将士。
从小说到剧本
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出版成功后，下一步十之八九都会被搬上舞台直至银幕。小说《花环》出版后亦如此。先被改编成同名话剧，据说当时全国一共有22个演出团体在同时改编排演同名话剧。随后又有艺术团体将之拍成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也是轰动一时。于是，国内数家电影制片厂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高山下的花环》。
1983年初，上影厂的谢晋当时正在意大利忙着举办个人电影回顾展。某天忽然接到厂里的一个越洋电话：“咱们厂拿到《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权了，厂里问你接不接?小说作者是部队作家李存葆。”
如果说当时的上影正值装备齐全、兵强马壮之际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从编剧、导演再到演员可谓人才济济、明星辉耀。厂里态度真诚、多方奔走，为拿到改编权几番争取，还辗转请冯牧转达希望改编拍摄的强烈愿望，动辄便以几百字的电文拍发给当时还在济南军区歌舞团的李存葆。上影说：“只要你肯把改编权交给上影，我们就请最好的导演来拍。”未及，见李存葆这边没有回音，上影再传信息：“望能婉谢兄弟厂为难之处请告知。”直至“如果请谢晋来导演，你给不给?!”那时，谢晋这个名字就是荣誉与成功的保障，就是上影同别人抢剧本的王牌!听到这个名字后，李存葆不再犹豫，即刻将《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权交给了上影厂。
为了这个本子，谢晋也打破一年接拍一部电影的惯例，准备再次打造一部让整个中国影坛为之震撼的传世之作。有人不免有所怀疑：已经有了前面改编的话剧、电视剧。并且反响良好，我们再拍电影还会有人看吗?当此话传到已经被《高山下的花环》深深感动的谢晋耳中时，他火冒三丈，拍着胸膛发誓：《高山下的花环》搞不出名堂，我谢晋今生永不再拍电影!
确定上影厂来拍摄，谢晋执导之后，陈荒煤和冯牧先后提出要保证影片质量，剧本是重中之重。希望下功夫把剧本写好，力争在军事题材影片中有所突破。陈荒煤还提出电影的改编工作要以李存葆为首，建议再找一，二个编剧合作。于是就有了八一厂李准的加入。两个人一起改编，一方面可以节省时间，一方面有些删减的地方李存葆如不忍“割爱”，就需要李准去帮着他去“割”。李存葆和李准就小说改编电影剧本共同拟定了一个提纲，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稍作了调整。改编方案定了之后，李存葆二十天便写出了一个电影版初稿，交给李准去修改。
准备阶段里，李准还先去了趟前线部队，谢晋让他了解下小说中哪部分内容最为部队官兵们所关注。带回来的调查的结果：一是梁三喜的欠帐单，二是爱发牢骚的靳开来。官兵们说：这里最真实，你们千万不要把这里的棱角磨平了!如此，谢晋的心里有底了，以后这就是片中的重点。的确。还在李存葆在前线采访时就发现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广西，几乎巧合般，都出现了在牺牲的基层指战员官兵们身后留下欠帐单的现象，这些牺牲的基层官兵，清一色是农村入伍的，大部分来自河南、山东、河北、四川。在那些贫困的农村、山区里，温饱是当地人面对的首要事情，如果探询举债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致。尤其“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们的国民经济直趋崩溃的边缘，而这其中受影响最大，受害最直接的，也还是这部分群体。但就是这些最普通的广大官兵们，一旦走到战场上，其血脉里，这个民族的光荣传统，与共和国人民军队为国献身的信念就会昂扬、贲张，在他们身上就会迸发出光辉的英雄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
李存葆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是“文革”中乱得最厉害的地区之一。因此，他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少的帐。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尽
早改嫁，建立新的生活。同时，他还一再告诉妻子在他死后，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帐可用抚恤金来还。如不够，望家中再想其它的法子，欠的帐一定要还清。后来，烈士的妻子、婆婆拿着抚恤金，卖掉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采访中的李存葆已止不住泪流潸然。这也就是后来小说与片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据谢导演回忆，1984年他把电影拍好后，曾和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一同观看此片，当剧情发展到这里时，从红军时期，直至抗美援朝战场上，历经艰险、身经百战的杨总长已是看得泪流满面了。
纵观《高山下的花环》，虽然是以一支解放军连队作为故事的背景，却在诸如：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小北京乃至雷军长、梁大娘等人的身上展现并折射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以及非常广阔、真实的社会生活与现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里，从李存葆到谢晋均不回避存在于军队内部与社会上的矛盾还有弊端。他们一致认为，要把矛盾表现得准确、深刻、尖锐一些。如不然，作品就不可能深刻、真实、尖锐，就缺乏现实主义精神，也偏离了美的规律。就此。李存葆曾数次与军内外同行探讨，当他讲到《高山下的花环》里关于欠帐单的戏时，对方总是眼含热泪的说：“写，快写出来。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烈士，这样好的人民!”当他讲到战前雷军长摔军帽痛斥部队里的不正之风时，对方总是鼓励“写出来，军事文学就应该有它独特的风骨，就要写得正气凛然!”
拍摄中，关于欠帐单的戏，谢晋反复要求拍出历史感。见组里有人不解，谢晋进一步说到，历史感就是再过二十年，如果还有农村兵揣着一大把欠账单来打仗，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关于片中的战争场面，谢导说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片，但毕竟取材于自卫反击战，如没有像样的战争场面，那是说不过去的。话是这样讲，可如果拍摄像样的战争场面，则所需经费的数目字就会蹭蹭地往上窜。好在谢晋有经验，当年上影厂拍摄的战争片《南征北战》场面宏大、时空纵横，可经费就花了区区十几万。其原因就是南京军区的大力协助，部队于影片拍摄的时候，同期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于是解决了摄制组的需求。这一次谢晋如法炮制，给杨总长写了一份报告，后经中央军委与总参批准，亦由部队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人员、物资、坦克、火炮、车辆以及区域场地。实施拍摄时，谢晋数次邀请李存葆前去观摩并提建议，李存葆、谢晋、李凖，三人，志同道合，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
成就影坛经典
一如小说那样，《高山下的花环》电影公映后感动了亿万观众。
在文化艺术界为影片专门举行的座谈会上，总政文化部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认为：“这部影片是使人心灵震动的艺术，它是军事题材电影的一个突破，把我们的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一位烈士血洒疆场，却需要老母弱妻来还债，这个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这种矛盾典型地体现了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的真实。因为这种矛盾是新事物诞生的痛苦，是历史前进中的障碍，如果不触及它，就没有真实，如果不展示它，就没有深刻。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物的性格、命运、遭遇，也就没有成为作品灵魂的深刻、巨大的思想内涵。正因为矛盾揭露得深，才具有震动观众心灵的力量。”
文化部副部长丁峤说：“这部影片艺术魅力的根本之处在于真实，真实地反映了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在悲壮的基调中昂扬着时代的精神。……这支军队正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但又具有八十年代的特点。影片还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人民，梁大娘是千千万万群众的代表，显示出群众对我们党是多么宽厚。影片的真实还在于表现了新的一代，‘小北京’堪称新一代军人的代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文学评论家阎纲说：“这部影片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军人的自信心和艺术的自信心。”影片的突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军内矛盾上有突破。为什么不可以在英雄主义的前提下大胆揭露非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的东西?只在理论上说通不够，要在实践上突破。二，正确处理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缩短了英雄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英雄们不是高不可攀。影片很潇洒地描写了英雄的感情世界，心理活动和心灵深处的矛盾，这在以前几乎是禁区。试想，要是把靳开来性格的这一面都删掉，他还能感动人吗?三，较好地处理了艺术和观众的关系，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表示，为了这些突破，要向摄制组三鞠躬!
谢晋作为《高山下的花环》的电影导演，在那段时间里听到、看到的是鲜花泪水与雷鸣般的掌声。其问，还曾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云南前线一位战斗英模把自己浴血奋战得来的军功章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他。谢晋如获至宝，将其摆放在书柜里最好的位置。他欣慰地说看来我下半辈子还可以再拍几部电影。
李存葆作为原著的作者、电影的剧作者之一，认为自己眼高谈不上，手低却是在作品里每每可见。“这个戏可以说是一真遮百丑。只有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不要害怕真实。不要怕揭露矛盾，否则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希望我们的文学、电影一定要向真实不断迈进。”
为了答谢上影厂等同仁的支持与辛苦，李存葆在电影摄制成功后，便把编创剧本后所得的2000多元稿费一分不留地全部拿出来为大家搞了一次聚餐，可说是豪爽的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