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文化的话语权与方法论
编者按：文化的话语权，似乎是一个永久的话题。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中国的艺术遭遇到西方语境的挑战时，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努力地表达自身的价值，二是努力地确定自我在艺术国际中的“身份”认同，这实质上是体现出了一种不够自信的心态，谈论这个问题自然地要牵扯到关于方法论等问题。本期由宋伟光、张浩达、黄丹麾、杨晓见几位文化学者就此话题继续讨论，以期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文化的话语权
宋：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文化的话语权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策略。
黄：我们就谈一下雕塑的文化策略，大约在宋代我们就出现了雕塑这个概念，所以说雕塑这个概念是舶来品，是在五四之后才出现雕塑这个概念的这种说法太偏颇。只是自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然后西方式的雕塑概念进入中国的教学体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建立了现代的雕塑艺术。针对当前，一方面我们不能拒绝西方最新雕塑艺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自己民族的品味，也就是说继承中国的写意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构建中国雕塑体系、中国雕塑框架、中国雕塑思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国力在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在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提高文化层次，而雕塑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我们的雕塑要改变以前的单一的形式，是要和环境、建筑进行一个整合。这个中坚力量我们的教学应该可以担当。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的营养，如他们对人体的研究，对专业技巧和技能的重视；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国雕塑及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举个例子，像蔡国强，他运用中国的火药，吸取了中国的这种元素。博依斯的贡献是将人的观念变成一种雕塑，即雕塑一方面要有影像、形象，一方面还要伴随着强烈的观念。所以说材料不只是形式的组成部分，材料也是媒介，也是观念，也是艺术本身。材料的变革也是和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宋：是载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黄：现代工业文化就是加减法包括装置艺术，它和雕塑非常模糊了。雕塑一方面在扩充自己的艺术领域，包括建筑、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另一方面他还要整合资源，使雕塑走向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综合性艺术。现在给雕塑下定义，像原来我们说的立体的、静止的已经是不行了，现在应该说有活动的、立体的、空间的雕塑艺术。
宋：张浩达老师，作为中国人的艺术，怎么样来应对世界，或者说怎么样与世界真正融合在一起，它既不应该是民族主义的，也不应该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张：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从现代语境来谈这一话题，现代语境下的世界变得很小，世界是一个小村庄。这个概念来自麦克卢汉，指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人们的交往方式、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中文翻译为世界一体化，全球都变成一体化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谈到的文化问题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面又牵扯两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艺术人应该了解的对于以后我们从事艺术活动非常有帮助的两个人，第一个就是约瑟夫奈，他谈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世界大趋势，世界确实会走向一体化，可是里面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哈弗大学的教授谈得更好，他的一本名著叫做《文明的冲突》，这里面谈到美军和伊拉克，他说如果以美国的实力三四个月解决战争大概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把这个战争决出一个真正的胜负，他觉得最终会变成文明的冲突，即以基督教文化作为根基的欧洲、美国等工业社会与具有其他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没有终极的。我举此例是为了说明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有一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即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担心，我觉得这话要加一个定语即假如它具备普遍性，那就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就不敢说。举个例子，你看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的鞋子，那是一种嗜好，真是很民族，太民族了！要是地点换在欧美，包括香港，结果如何呢？这个民族的东西能走向世界吗？
宋：比如说京剧也是如此。
张：京剧还好一些。其他很地方性的很民族的就更难以有传播性了。我碰到过一件事，是德国的一个办事处要迁到别的地方去，开幕式要做一些文艺表演，演员开场就唱秦腔，这嗓子一吼，所有的西方人立刻都静下来，为何？因为他们的耳朵是没有经过这方面训练的，他们的耳朵是受不了的，以至于他们后来说你能不能用婉转的方式告诉这位艺术家不要再唱了。这就好比让中国的老太太去听歌剧，听花腔女高音，中国的老太太一听一定会很难过。但是要让他听二人转是没问题的。所以“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不加定语就非常的狭隘。今天世界文化走到了所谓的现代语境，这是一个融合的语境。记得迪斯卡瑞就“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做过一个节目，采访了很多专家、学者，最后采访的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谈今天人类和世界这种文明和文化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最后这个酋长非常感动地说，天以后还会是蓝的，水以后还会是清澈的，鱼还会在水里畅快的游来游去，山上仍然是长满了树木，因为人不存在了。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寻找一种语境，这种对世界、人类的生存而思考的整体观念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所谓的民族性质放大到一种可以将人类的其他文化进行一种取代或者融合的地步，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现代艺术最伟大的地方是他同时承认了矛盾体的两个方面的存在。
宋：把握住这一点才不至于迷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我们的艺术创作的方向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性的思维定势。
张：它确实来自我们的一部分历史，我们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造之后，我们大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停留在那种认识之上，最怕的事情是背上历史的包袱。历史这个东西如果进入我们的血液，变成血液的一部分，它再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营养、氧气，如果我们背上这个包袱，我们早晚会被压死的。因为我们身体这个肌体是永远支撑不了有着三千七百年历史的中国文明。还是希望我们艺术家能够同意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现代艺术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同时承认了所谓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这两者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又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矛盾，同时正因为有这种矛盾在其中，才使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加有特点。
宋：说得好！言之有理。
张：我感谢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这个话题我想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表达。
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要有一个定语，就是说民族性要具有普遍性，或者是具有穿透力。比方说美国的肯德基，加州牛肉面，其实不好吃，但是它有强大的经济背景，人们欣赏和消费的是这种美国式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冲着味道。
张：1995年我刚回国，当时北京科技报就给了我一个专栏，我连着写了12篇文章，其中就有一篇谈到了这个世界性，文章中说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只有民族性就太狭隘了，如果只有世界性就会太单调。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就是说所有的人每天都穿牛仔裤吗？
宋：所以这是一种矛盾。
张：这是每个艺术家必须要面对的，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常常会碰到。
宋：对立而存在，往往对立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条件。
杨：好比一幅画，对比才各具颜色，科学、艺术和宗教是金字塔，当人们沿着自己的一面向上爬的时候是永远不知道其他两个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当你到达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交汇在一起的。我们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爬金字塔的时候会从金字塔一个面的中间开始爬，我们是愿意做超越的，所以我们常常是走在边缘的人，虽然很危险，但是你会看到另一面。
宋：邓乐老师，谈谈你的看法。
邓：我们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文化现象，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面，我们也困惑，我们也有追求，也有思考。我始终觉得在这么一个复杂纷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其实就在“自觉”。中国雕塑的自觉是一个感悟的过程。因为中国雕塑以前不自觉，没有自觉的可能性，它受制于社会背景，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今天雕塑的自觉是文化的自觉，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现象。今天面临着多元文化的背景，作为一个雕塑家能够自觉的思考文化，思考我们自己的存在，思考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方向，这是雕塑界好的现象。我看了世博会以后感受很深，其实每一个馆后面都带有自己深深的文化。中国馆我也看了，感觉有点失望，因为我可能是带着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相比人家的思维或者方向的话，我们缺少自信，我们是站在一个民族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是站在一个人类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宋：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有些表现是不自信的表现。
邓：一个是不自信，另一个是缺乏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观的培养，我们不能动辄以传统文化说事，为什么不看一看我们今天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些什么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方向呢？最近去英国考察他们的艺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艺术家，不是站在那个小的背景下面来做，他们越过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站在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在思考文化的问题、人类走向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做的非常好、非常棒，我认为艺术家就应该是这个社会先知先觉的一个群体。艺术家仅仅有一点手艺或者一点样式是不够的，艺术家在社会中被赋予了很高的荣誉，他是有责任感的，他一定要越过日常，越过一般的知识背景，越过一些文化现象，达到一种高的艺术境界。今天的艺术是为更多的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更多的艺术福利。这样的话，你可能会规避一些民族的自卑心，克服一些局限的眼光，这样才可能走出一个低谷，走出一个误区。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艺术家这个群体，应该有修养、有文化，应该有一种自觉的价值观的形成，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他才有好的眼光、高的眼光。所以说你今天提的这个话题对雕塑非常重要。
宋：应该思考语言学方向，运用交叉性思维。
邓：我们正在倡导回归，倡导国粹，提倡民族文化性的自信，倡导这些东西好不好，好！但那是我们的历史，不能忘记，然而老把眼光放在历史上，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应该把历史、成就，作为一个台阶，一步一步朝上走。第二，不要狭隘的看自己的民族，应该放开眼光。艺术这个专业，它应该放得更宽更远，它可以超越民族性、国家性。多元文化不是一个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据点来坚守，多元化是提供了多样的生态，就像吃饭一样，有很多方面的营养，从很多文化现象里吸取各种营养，而不是我守着这个文化山头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这是不对的。多元文化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共享的现象。比如说宗教现在的对立，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这样一种现象，是个社会问题，艺术家应该深刻看到这些问题存在的缺陷，超越这些现象，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艺术从宏观的方向看，它可能是走到我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种空间去，另一个就是向微观的方向发展。最近看了一个美国片《盗梦空间》，他写的其实是人的思维想象合乎梦境物质以外的东西对人的可能性，我们仿佛也觉得，在时间这个限制下，我们每进一步的时候，都有时间牵动我们，把我们的现在时变为过去时，同时我们又迎来一种未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运动，才能有新的存在的可能性。今天的雕塑艺术，一定要在一种不断更替、不断发展的眼光下面思考问题、思考现象，揭开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雕塑应该从体积向时间和空间递进。
宋：你的作品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雕塑不应仅仅是体积和空间的问题，它还有时间性问题。
邓：其实我只是简单地说了几个方向，我正在思考这么个问题，我们的雕塑艺术是依托物质的，雕塑的形式也应与时间产生联系，可是我们经常对时间视而不见，其实这个时间和空间，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的艺术能不能觉悟到这个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宋：这里面存在着视听转换的问题。
邓：对。你送给我《楞严经》这本书以后，第一，我仔细地研究了“场”的问题，古人早就把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谈得很细。第二，人的六根问题，其实六根就是人整个的感觉信息接受的器官。今天说公共艺术的信息传达，其实就是人的六根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深，原因是我们的艺术只能满足视网膜的需求，而我们的六根不光是视网膜，还有鼻子、耳朵、嘴巴、身体、意，雕塑还有五个方面没有开发呢！
宋：六根转换就是指人的感觉器官的职能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互通互换，如“用心在想”，“心”在此成为了思想的器官。
邓：这个六根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刚才谈的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文化里面有很多优点，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用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对传统文化的运用不是仅取一个形式，比如将汉代的一个图像拿到我们今天来用的话，要进行转换才行，因为它是汉代的精神，它和今天不符。我们今天的精神、思想、世界观形式才是我们今天创造的东西，之所以谈这个观念，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中国馆是拿了一个民族历史的壳过来，它不是今天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思想的综合体，它不能代表我们，它是一个空洞的架，不是我们民族处在我们文化背景下面形成的价值观的呈现。这个现象正好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缺点，我们民族现在的一些不好的心态或者说现象。这么分析以后，我自身会清醒一些，我会看到一种价值观，不要纠缠着一些小的东西自恋，我们一定要超过我们的日常，越过一些现象。
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往往会出现“自恋症”现象。
邓：从1840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中国人便产成了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造成民族文化的衰弱，导致了今天的产生了一种想赶上去而且用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的这种很着急的心态，包括我们的艺术。所以说，当下这种文化背景下，艺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比如说五四时候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和科学，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还要继续走，我们今天的艺术发展应该说还很薄弱，不是很强大，还没有找到民族自身的能够站得住的那么一种思维方向。
宋：这还是个文化问题，文化沉淀问题或者说文化断层所产生的问题。
邓：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出来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宋：要做到大而不空。杨晓见老师，你谈话是比较随性的，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谈谈看法。
杨：我想战争片大家是比较喜欢看的，我想以此为例。
宋：你很善于举例子。
杨：战争片有三种：一种是歌颂正义，把英雄写得很高大，是有宣传的功能。第二种，把敌人写的很狡猾，以此反衬出我们更智慧。到了第三个层面，就是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反思战争，我们人类之间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的社会性思维，他落实到根了，落实到人性了，他就不会掉入宋老师刚才提醒的要防止民粹主义。如果真是做艺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艺术的终极应该落实到这。我们在很多场合是把艺术职业化、行业化了。只有当你达到某种境界跟人性很接近，到了高度的时候，这个才叫艺术。比如做沙画可以是艺术，说话亦可以是艺术，炒菜炒好了仍然可以是艺术。艺术由谁来说？不能你来说，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念，要靠时间的纬度。
宋：同行们经常提问国外的艺术家，问他们艺术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当时认为这个话问得很傻，为什么会感到很傻呢？因为艺术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表现生存，表达情感，其实他这个话问得是对的，但是他那种方式很傻，因为他那种发问是带有框框教育下模式的发问，但终极关怀还是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你是谁？你要走向哪里？上帝是谁？地球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艺术生存发展始终遇到的问题，应从人的生存需求来问艺术是什么？
杨：当我们听到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感到美国人不在乎皮肤了，没有狭隘的民族性了，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地球村。我觉得艺术家应该走在最前面，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作品成为艺术品的时候，其实是普遍性的，没有那么多框框，没有狭隘。
宋：不应有那种民族主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族风格不是一回事。
杨：对。
宋：所以说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我觉得非常有当下的意义，为什么呢？非要争夺话语权，其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导致的，其实是非常空虚的。造成这个状况有两点原因：第一是对于中国文化皮毛式理解；第二是对于西方文化的道听途说，导致了一种世界观的扭曲。西方人很少把自己定位为什么“方”，而中国把西方定位西方人、西方世界，当遭遇国际语境的挑战之时，首先急切地寻找在西方语境下的自我身份的认同。
杨：还是想把自己定位为中心，有这个意思。
二、艺术教育与方法论
宋：你觉得今天这样谈很有意义？
杨：当然了。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是走在前面的，远远比政治家的胸怀宽广。现在不是很多大学都开有艺术专业吗？取名叫艺术专业或者门类，其实这个事跟艺术家是不相干的，艺术家有更广泛的修为和博大的胸襟。就像我们的雕塑作品，很多都是工人完成的，这个其实提醒我们有做艺术梦的人，不要仅仅依靠现在的学院，而是应该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宋：我访谈钱绍武先生的那个小册子，如果感兴趣，你应该再看一看，因为里面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我提到钱绍武先生小学、中学、高中统统不上，他有家学渊源，他从五六岁到九岁读四书五经，九岁之后读英文，打下了非常深的基础，然后他直接考入中央美院。他的父亲叫钱学熙，跟钱学森是一个辈的，更是厉害，他读到初中不读了，自修英文，然后成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而且是朝鲜战争谈判首席英文翻译，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不一定非要在学校里面学，而是要有一种文化氛围和方法。
杨：思维方式不同。
宋：我认为方法的重要一点就是交叉，交叉才能出真东西，好东西。
杨：这个方向和一般人的方向不一样。
宋：一个问题取两端，若照着一端猛攻不停，就容易陷入了一种误区，钱绍武和他父亲这种案例对于教育界真是一个反思。我们没法效仿，但是可以借鉴。
杨：你这篇我一定要找出来细读，因为我在教学第一线，我对这个太有感触了，我原来还要教一年级的课程，因为一年级纯洁，出成果，一年级我教了，但到了二年级就僵死了，我很难过，觉得我就是那凶手之一，所以后来我把我的课题改成艺术的思辨，我现在在课堂上什么都讲，新闻、日常生活，我把它上升到思辨了。
黄：中国到底有没有方法论。
宋：中国传统有。
黄：比如白马、黑马。黑格尔说过，中国没有哲学。
宋：这是他是站在逻辑学这个角度的认识。
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西方没有。所以如果说引进西方的方法论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有些解决不了。
杨：是这样，我认为不在乎是从哪儿引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去学，消化以后用它，便更懂得跟他交流，这样不是更好吗？
黄：但是我感到西方强调一个语境。
宋：西方的方法论是建立在逻辑关系上，他教给人们具体的明确的在哪个位置，你应该怎么办，而中国的方法论就跟西方完全不一样，中国是感悟性的，中国的方法论从来不是逻辑思维，它是感悟的，是建立在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感悟之上，而西方是分析性的，但这两点都是方法论。
黄：是有这方面的情况。
宋：西方的方法论可以迅速地建立一个框架，一个模态，而中国的方法是智者的方法，是聪明人的方法，糊涂的人一学就学乱套了，比方说中医，真正的中医他能够一针见血，但是一般的庸医，开的药一大包，吃不死也吃不好。西方的方法论当然也是智者的方法论，但它利于传播，可以使人迅速成才，可是中国的方法论，运用起来就比较艰难，需要悟道才行。
黄：中国的哲学，禅、道、佛，我们延续到五四之后就断裂了，而西方的逻辑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什么现象学，什么结构主义，是一直延续的。中国是两头堵，把“道”说清楚似乎就不是道了，所以说中国这个传统的哲学解决不了当代问题。我们五四之后就全面地否认国学，引进西方文化，我们中国哪一个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当代观念呢？所以说引进西方的重要性就在于人家针对当下问题，而中国总抱着老庄思想不放手。
宋：中国的思维方法适用于艺术创造，而西方的方法论适合于科学发展。
杨：就是说我们不是仅仅把这个归类，要把它消解到变成一种形象，这个才是我怀孕出来的，不然我又是照搬，我肯定要学西方、东方的东西，但是不要搞成是转述，而是要吸收、融合。
黄：但是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刚才谈了为什么文艺复兴产生在那个年代，我认为中国的宋代应当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呢？宋代绘画雕塑解决了一些解剖学和透视学问题，如三远法，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达到一个顶峰，我认为它是一个整体的胜利，而不能简单地好像一谈到中国就是表现，西方就是科学了。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绘画的写实性问题》，就是谈画犬马、鬼魅，对现实与想象的表现方法。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科学精神是一个潜在的逻辑，绘画发展到高峰的时候，绝不是中国科学和文化低谷的时候，按照马克思理论就是说这种文化的同步是普遍规律，魏晋也好，六朝也好，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规律，这个不平衡的规律永远是特殊的，中国的科学精神是亚科学，但是绝不是否认科学，完全排斥科学。从宋代的画论看，理论和创作都是高峰。
宋：宋代的绘画比较注意写生、客观观察，如表现四时变化。黄老师的观点是认为宋代绘画带有一定的客观分析性。
杨：这个从视觉艺术上不是高峰。
黄：你说高峰在哪？
杨：我不知道。
黄：那你就错了。
宋：应当讲绘画到了宋元确实是高峰。
黄：它的哲学思想也是相当辉煌的。我就是想推出一个结论，文化艺术的高峰就是综合国力的表现。
宋：但不是“三远法”等。不能从这里面找出结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时代发展了，文化就发展了，清文化比唐文化高吗？
黄：作为艺术来讲必须是一个整体的高峰，然后导致一个局部的高峰。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凡是成大家者，都是“两脚”，张大千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大师呢？因为他把中西文化融通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水墨想取代中国画，中国画从创始到现在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现在包括我们的油画系，一方面要画白描，另一方面要写生，要拿西方的武器。徐悲鸿已遭到质疑了，他把中国的写意精神搞没了，他画的《愚公移山》本身也不美，而且又是印度的模特，演绎一个中国的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这本身是一个败笔。这种大的场景，包括人物众多的，你何必要用一种武器呢，当时你要找准一个核心，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体，也就是说要以中国为核心，西方只是一个参照。
宋：评价徐悲鸿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他当年到法国留学，正是西方古典主义没落的时候，西方现代派抬头的时侯，他为什么不去学习当时西方先进的东西？它的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改造日益颓废的中国画，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解剖、透视等方面的问题。他是用这个来改造中国画，他的焦点意义应在此。应该站在时代或者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徐悲鸿，而不是站在现在的背景下来评价，那样太偏颇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徐悲鸿是对的，因为中国缺乏对造型的认识。
杨：我不是说不要造型，但是这一点你注意到没有，后人对这个的排斥。
宋：这样就是狭隘了，我们还是要多读书，温故而知新。
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书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