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日本人类学的早期发展，特别是对日本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围绕战后日本人类学的反思和转型，介绍和讨论了日本现代人类学的海外调查与异文化研究、对异文化与自文化研究的反思、移民与越境的人类学以及现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等，并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人类学的学术转型、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等问题做了梳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人类学的海外社会研究形成呼应，并对周边国家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人类学 殖民主义 异文化 全球化 中国研究
作者麻国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
研究日本现代人类学的形成、发展和转型，一方面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还应把日本人类学的发展纳入世界人类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人类学调查，秉承了欧洲拓展殖民地过程中的人类学调查传统，成为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人类学出现了以国外社会调查研究为中心的学科取向，对周边国家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对日本人类学早期和中期发展的脉络做一些梳理，并对现代日本人类学的学术转型进行重点介绍。
一、日本人类学的发端与殖民主义人类学
日本人类学的第一阶段，是从1884年到1945年。这一阶段的前期(1884—1934年)可被概括为以人种学为中心的人类学。
日本人类学出现的标志是日本人类学会的建立以及学会刊物《人类学杂志》的发行。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坪井正五郎和鸟居龙藏。其学科特点是以人种学为核心，形成医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种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互动和统一，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日本民族起源的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国外扩展自己的势力，上述各学科开始各自独立，具有人文学科倾向的人类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与此同时，作为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开始出现。以鸟居龙藏为代表的日本民族学者从西方人类学中引入了实地调查的方法，开始在东亚与太平洋岛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日本人类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与日本军方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使日本人类学从建立时起就打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不过，在理论和方法上，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受到了欧美人类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类学的很大影响。此时，日本人类学研究进一步系统化与组织化，其标志就是1932年日本民族学会的建立以及人类学研究机构在大学的设立。当时，日本人类学在理论上受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很深，将人类学视为一种应用科学。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日本人类学对殖民地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对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朝鲜与南洋群岛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本人类学还建立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机构，如日本文部省民族研究所、(财团法人)民族学协会、“满铁”调查委员会、太平洋学会、学士院东亚民族调查室、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等。这些组织通过调查和研究，积累了很多田野调查资料，成为认识和了解传统社会的重要材料。如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调查委员会与日本文部省东亚研究所以河北省和山东省为中心，共同完成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20世纪50年代，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这一调查相当细致。即使是关于家庭构成的调查，也不仅仅着眼于家庭的构成人数、居住状况及其他外在构成，而是更关注家庭内部的权威关系及规范意识。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特质。除对汉族进行调查外，还调查了中国诸多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满族、苗族、黎族、鄂伦春族等，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这一时期日本的人类学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国内学者已对于这一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
二、过渡时期的日本人类学
过渡时期的日本人类学，指的是它从1945年到70年代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人类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军国主义时期的人类学做了反思。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在战争期间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使日本人类学家重新回到对日本社会进行认识的轨道上来，我们从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和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等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反思和转变。在对日本国内的研究中，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日本人类学者在对国内进行调查的同时，开始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以纯粹研究者的身份在国外进行田野调查，如川田喜二郎对尼泊尔低地与高地文化的考察，中根千枝对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调查和研究等。
二是对侵略战争时期的一些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和出版，如上述的《惯行调查》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东京大学仁井田隍教授利用《惯行调查》资料，对华北农村的家长角色进行了研究，其最大特点是就把《惯行调查》作为文献资料加以利用，再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其他资料，以期在历史的脉络中构筑一个完整的体系。内田智雄作为《惯行调查》的直接参与者，对于家、分家、宗族等有详尽的研究。旗田巍的研究虽侧重于村落共同体以及村落内部的结合，但对家族系统在村落中的角色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平野义太郎对村落组织“会”和村庙以及宗族进行了研究。他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时“满铁”调查的负责人之一，在华北农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写了《作为北支村落的基础要素的宗族和村庙》，首次对中国的宗祠、村庙和日本的氏神、镇守(当地的土地神)进行了比较。此外，福武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一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也大量吸收了“满铁”的调查资料。
三是战争期间常用的“民族学”一词，在大学的体制内开始改为“文化人类学”(如在东京大学)、“社会人类学”(如在东京都立大学)或“人类学”(如在南山大学)这样的名称。欧美人类学的大学制度由此开始导入日本，欧美人类学的理论也进一步影响到日本的学界。如以文化人类学命名的人类学，就受到美国的影响，开始大量接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以及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在受美国影响的同时，日本人类学还受到以“社会”为核心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中根千枝等学者。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各种海外研究经费大量增加，日本人类学者开始对世界各地开展调查和研究，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三、海外调查与日本现代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调查逐步遍及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逐渐多样化。与早期的研究相比，一是学科愈渐成熟，与国际人类学的潮流更加接近；二是海外社会研究，即异文化研究，成为研究的主流，而且其性质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海外社会研究相比也发生了本质的
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日本民族学会出的三本有关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著作中看出来。第一本是1964年为迎接日本民族学会成立30周年而编写的《日本民族学的回顾和展望》，第二本是1984年编写的《日本的民族学：1964—1983》，第三本是1996年出版的《日本民族学的现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从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可以看出其发展脉络。例如：在60年代出版的《回顾和展望》中，有关民族学理论发展的一章，仅仅分为五个部分，即历史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文化论和民俗学。在1984年出版的书中，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已包括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女性研究等20个方面。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书中，关于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以日本学者的问题意识为基础进行分类，包括象征空间论、都市民俗学、祭祀空间、日本的中世纪历史研究、日本的民众史研究、社会结构论、家族研究、共同体祭祀研究、族群性、神话、饮食文化、计算机的民族学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学科在分类上更加成熟。
日本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与欧美人类学历来所进行的这方面的调查如出一辙，即以各自原有的殖民地为调查的中心。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关于以台湾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例，之后的研究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传统。而对非洲、美洲等地区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事情。
从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刊物《文化人类学》(原名《民族学研究》)第60卷第4号(1996年3月)至第73卷第2号(2008年6月)所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研究、中国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在当代日本人类学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有关亚洲(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研究论文有90多篇，其中不少都涉及中国汉族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和宗教仪式等。也有很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论文，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讨论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革命和改革一直被当作叙述的社会背景，如《从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共产党政策下送葬礼仪的变迁和持续》、《关于中国近代的表现和日常的实践——德宏傣族的送葬习俗改革》等。
也有很多论文是关于东南亚社会的，如《从老挝南部温族村庄的“奇加颇”占卜看村落社会的象征与斗争》和《从印度尼西亚的事例看开发和革命的话语》。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以及日本企业的进入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还有很多研究涉及中亚、西亚、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如《苏维埃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乞丐”——论都市下位文化的穆斯林与共同性》、《由印度古吉拉特邦库奇县的帔布论生产布匹的印度人和穆斯林的社会关系》等。
涉及非洲的论文有30多篇，其研究涉及开发、移民、都市化、宗教仪式等多种领域，如《市场经济与畜牧的消费模式——肯尼亚中北部家庭经济的事例》、《殖民地经验和本土化——关于非集权的伊博社会的权威者》、《不是移民，也不是原住民——论非洲后裔的民族同一性》、《文化传统的真正性和历史认识——关于岛和土地》、《改变货币的意义的方法——关于喀麦隆的考察》等。
至于对欧洲和美洲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从发表的20多篇论文看，主要涉及原住民社会、乡民社会和城市的弱势群体等。
最后，有关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和反思方面的论文有近60篇，侧重于人类学理论的对话和反思以及关于历史、共同体与国家建构等讨论。
笔者还对近十年来日本学者向文化人类学大会(原民族学会)提交的总计近2000篇论文进行过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亚洲研究一直是日本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共有913篇论文；有关非洲研究的论文有103篇，大洋洲121篇，欧洲70篇，南美洲66篇，北美洲80篇，比较研究32篇，学术史研究、理论研究、移民研究及其他专题研究526篇。这些文章可以说包罗万象，但大多仍集中于人类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同时，对生态、身体、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等方面的人类学讨论也越来越多。
四、异文化和自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全球化的人类学
对以往人类学研究的反思，以及对殖民主义、异文化与本文化的关系、二元模式与场域等问题的思考等，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人类学讨论的主题。欧美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二元论，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认识模式间的对立，以及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社会学、人类学的各个学派归为上述二元对立中的一方，这种方法显得抽象而空泛。布迪厄试图超越二元模式，采用场域理论来认识社会结构，他认为现实世界是作为独立于个人意识的客观关系存在的，而场域便是这些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的学界一直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日本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其实自己的身边就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资源，并且同属于东亚地区，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人类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东亚知识共同体及其文化价值，形成了对原有研究的反思，并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把握整理，同时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殖民地人类学的反思和展望
由后殖民主义的讨论引发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讲文化的权利属于谁?第二，民族志内部的权威是如何建构的?第三，塑造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境界的要素和实践是怎样的?第四，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文化差异，以及对此应采取何种话语和态度?第五，文化的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以国家、言语、文化、民族、社会为单位的制度化的文化人类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2005年12月，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了殖民主义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会议。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就殖民地人类学问题提交了各自的论文，如日本学者鹤见太郎的《战争中的日本民俗学与东亚》、中生胜美的《GHQ的人类学家》、荷兰学者佩尔斯(Pete Pels)的《人类学从殖民地人类学中学到了什么》、韩国学者全京秀的《日本帝国主义制度下的人类学家与军事外交官所建立的民族学》、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满洲国的民族与人类学》等。笔者也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日语写就的鄂伦春族民族志》的报告。
在殖民时代，日本在台湾和朝鲜所做的与人类学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分为两个学派，即“台北人类学派”和“京城人类学派”。韩国学者全京秀曾就这一问题写过若干文章，如《殖民地帝国大学的人类学研究一一比较京城帝国大学与台北帝国大学》、《日本的殖民地／战争人类学——以台北帝国大学和京城帝国大学的人脉和活动为中心》等。而日本学者中生胜美编
著的《殖民地人类学的展望》(风响社2000年版)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状况，日本人类学者的研究情况，以及近年来日本有关殖民地研究的理论发展情况，探讨了现在的人类学者应该如何理解、应用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中看到的日本殖民地统治、战争、占领的历史性事实，呼吁当代人类学者重视殖民地人类学研究。
在对殖民主义时期的研究中，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这方面最有权威性的著作是岩波书店于2006年推出的八卷本丛书“帝国日本的学知”。这套丛书对于认识日本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如何反思后殖民主义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桑山敬己的《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三岭书房1999年版)、太田好信的《民族志的近代的介入——讲文化的权利到底属于谁?》(人文书院2001年版)、杉岛敬志主编的《人类学实践的再建构——后殖民主义回转之后》(世界思想社2001年版)等。
在对殖民主义反思的同时，有的学者还对军队做了人类学方面的思考。其中，田中雅一的论文《军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美国的人权政策与超国家主义》(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人文学报》第90号，2004年)，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军队，主要是想弄清楚在日美军基地里发生的事实。他首先列举了从历史到现在美军中黑人士兵所受的歧视，说明了美国的种族偏见对军队的影响；其次，讲述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军队的超国家主义特性，指出基地只是他们的一个出差地，在基地里的生活完全是美国式的，但是基地也不是完全和地域社会隔绝的。军队是离不开社会、文化脉络的。文化人类学赋予了研究两者关系的视角。
(二)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文化人类学是以理解异文化为目的的，然而随着后殖民主义批判等思潮的影响，人类学一方面被看做殖民主义的“帮凶”，另一方面对异文化的理解又被认为忽视了当地人自己的观点，所以人类学者们逐渐将研究的视角转移到自身生存的社会中来，对自身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逐渐繁盛起来。实际上，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之前数十年，日本就已经有了专门研究自身社会的学科——民俗学，所以说日本的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日本，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末成道男教授，他早期所写的论文《家乡人类学》(《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讨论东亚社会的一部较早的人类学著作。
从2002年到2005年，一部分来自东亚的人类学者，在中西裕二教授主持的日本科学研究课题的赞助下，进行了有关自身社会的人类学基础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数十篇论文，主要围绕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各国人类学民俗学与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地位、田野与自身社会人类学家／外国人类学家这三个问题展开。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仲川裕里的《当自身社会成为田野调查对象时——自身社会人类学的优缺点再思考》、《跨越“我们”与“他们”的二分法——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历史与展望》，刘正爱的《空间、历史与身份认同——有关福建省满族的调查报告》，田村和彦的《中国的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从1980年以后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学位论文看田野调查地的选择与应用性》，中西裕二的《何谓自身社会》，布莱门(Jan Van Bremen)的《欧洲的日本研究与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等。笔者本人也参与了这一课题研究，并从《自身社会研究与中日比较研究》的角度做了思考。
(三)移民与越境的人类学
从15世纪开始持续到20世纪的殖民扩张，一直是以西方人进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形式展开的，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亚、非、拉美的人口则大量涌入了西方工业社会。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人口流入国在民族和文化构成上的多样化，文化摩擦等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探寻跨越国境的流动人口的“越境人类学”。越境人类学不仅关注人口流动本身，还留意到人口的流动伴随着技术、思想、文化的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是促进国际媒介以及全球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日本，一般把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的跨国境流动称为“国际化”。
在这一国际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海外旅行大众化”的现象，它一方面显示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观光人类学的产生。上世纪80年代，石森秀三、山下晋司等学者开始了观光人类学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类学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出版了有关观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书，还有的论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变化与观光的关系。这些著作包括：山下晋司主编的《观光人类学》、《观光文化学》(新曜社1996、2007年版)，山下晋司的《巴厘岛观光人类学的课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桥本和也的《观光人类学的战略——文化的销售方法》(世界思想社1999年版)，以及约翰·阿里的《观光的眼神——现代社会的娱乐与旅行》(加太宏邦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
五、现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日本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日本学者有机会来中国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满铁”资料为基础的“重访”研究
1989年，石田浩在《惯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但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美国学者也利用《惯行调查》，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1990年，中生胜美对“满铁”调查点之一的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进行了追踪调查，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村落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围绕家族宗族的变迁)和村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在日本，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其中，旅日学者聂莉莉的《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本军的细菌战的伤痕》一书(明石书店2006年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有关汉族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报告不断涌现
对于汉族社会的研究，日本研究者有着深厚的传统，如1940年加藤常贤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1943年诸桥辙次的《支那家族制》，1952年大山彦一的《中国人家族制度研究》，1968年守尾美都雄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以及牧野的《支那家族研究》(1944年)、清水盛光的《支那社会的研究——社会学的考察》(1939年)等。关于村落制度和地方自治，有和田清变1939年的《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松本善海1977年的《中国村落制度史的研究》以及清水盛光1951年的《中国乡村论》等。近年来，田仲一成对村落祭祀与宗族的研究，是研究中国
村落社会祭祀礼仪的代表性著作。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的叙述和表达之上。如何在此基础上，来书写现代汉族社会的民族志，一直是日本学术界想努力达成的目的。然而由于条件所限，以前很多日本学者的田野调查都集中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这方面的新著作包括：渡边欣雄的《风水的社会人类学——中国和周边社会的比较研究》(风响社2001年版)，濑川昌久的《客家——华南汉族的认同与其界限》(风响社2001年版)，《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与移居》(风响社1996年版)，吉原和男、铃木正崇、末成道男主编的《“血缘”的再构造——东亚的父系结构与同姓联合》(风响社2006年版)等。
除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外，在日本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一些中国学者，其选题也大多集中于汉族村落社会的研究。在这方面，第一本日文版的著作为聂莉莉的《刘堡——中国东北地方的宗族及其变迁》(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韩敏博士的安徽李村研究《一个皖北村庄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把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传统有机地结合在其跨越时空的、将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村落民族志的研究中。她强调社会结构的延续性，暗示着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性。作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后，村落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如生产和生活实践)做了叙述。可以说，这本书是在日本东洋学的基础上，秉承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人类学传统，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关于汉人社会的一部经典的民族志论著。此外，还有秦兆雄的《中国湖北农村的家庭、宗族、婚姻》(风响社2005年版)，潘宏立的《现代东南中国的汉族社会——闽南农村的宗族组织及其变迁》(风响社2005年版)，萧红艳的《中国四川东部农村的家族与婚姻——长江上游流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庆友社2000年版)等。不过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亲属与社会组织的框架中进行。
日本新一代年轻学者还通过在中国各大学的留学，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如蔡林(音译)的《汀江流域的地域文化与客家——有关汉族多样性与一体性的考察》(风响社1995年版)、饭岛典子的《近代客家社会的形成——在外界称呼与自称之间》(风响社2006年版)等。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少数民族研究
20世纪前期，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以鸟居龙藏为代表的人类学先驱，从20世纪初期就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过深入的调查，而且对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游牧社会也做了考察，可以说是开创了日本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先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民族研究所和有关机构在中国各地做过很多民族学调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家开展了对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当时的出发点是试图探讨日本文化和中国西南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以白鸟芳郎为代表的学者还就华南、西南民族与东南亚民族关系展开讨论，有关成果体现在由日本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合集1—10，风响社1995年版)中。此套丛书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参加撰写，以民族、历史为中心，涉及考古、神话、民间故事、语言、美术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今天讨论华南民族的基础性学术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再孤立地考察某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轨迹，而是把某个民族的变迁置于与周边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与汉族的互动中进行考察。如以竹村卓二为代表的学者，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开始讨论汉族与邻近各民族的关系，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第14号(1991年)中。同时，竹村卓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对华南瑶族做了多次考察，并将其与东南亚瑶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非常关注华南各民族的“汉化”现象，其成果体现在他主编的《礼仪·民族·界限——华南各民族的“汉化”现象》(风响社1994年版)一书中。该书集中考察了居住在中国南部的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一面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一面与汉族共存的现象，从民族礼仪的角度来验证“民族界限”的复杂多变及其维持过程。
竹村的弟子塚田诚之教授也在延续和发展其老师的观点，他主编的《民族的流动与文化动态——中国周边地区的历史与现在》(风响社2003年版)是一本通过内蒙古、云南、越南等地的事例，来考察民族流动及伴随流动而产生的文化变化的论文集。此外，他主编的《民族表象——中国南部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风响社2005年版)论述了中国南部及其周边各民族是如何界定自我与他族的界限的，研究了论述“民族”这一概念的现实基础。他个人的代表著为《壮族社会研究——以明代以后为中心》(第一书房2000年版)。
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讲演中，曾提到国家主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概念，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学的一大特点。对此，日本也有很多学者予以关注。特别是由横山光子主持的，笔者参加的“围绕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动态和国家人类学”课题，从国家、民族与文化互动的角度，展现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第20集，2001年版)。而长谷千代子的《文化的政治与生活的诗学——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的日常实践》(风响社2007年版)，则从语言、非语言的角度研究了从泼水节等节日庆典中表现出来的国家与民族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已故在日华人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教授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问题。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周边”的概念并不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事实上涵盖了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从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当然，有关中国不同民族的研究还有很多研究论文和报告，在此不能一一枚举。
六、结语：反思中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人类学在学科范畴内，进一步强调跨学科、跨地域研究以及与周边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倾向的重要背景就是当代的全球化。
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以及表象文化论等专业被合并为“超域文化科学”专业，英文写为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日本学界对这种分类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类学而言，所谓“超域”的概念有这样两种含义：
其一是跨地域的含义。文化人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对地域横断面的研究，跨文化的研究即其中之一。同时，随着区域的开发和民族及族群的流动，人类学者的研究也要随之进入不同的地域，进行追踪调查。这种调查有的还跨越国境，如对华人的研究，对菲律宾人的研究等。
其二是跨研究领域的含义。文化人类学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出现较晚的一门学科。它从研究简单社会及未分化的社会时就开始强调整体论的方法，对这种方法的强调，本身已有跨学科的意味。它在诸多的研究中，常常要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研究习惯法要和法律交叉，研究援助和开发问题又要和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相联系等。
如此一来，人类学留给人的印象就是跨越不同的学科界限，这是它特有的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或许这一特点正是国际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趋向。其实，对这一学科归属的讨论本身就说明这一学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东京大学的这项学科改革，即三科合一，其本身就有一种把人类学向人文学科靠拢的取向。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有关的人类学文献，就会发现学者们各有不同的学科取向，有的向人文学科靠拢，有的向社会科学靠拢，也有的介乎两者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人类学超域性的一种体现。
此外，现在日本人类学界非常关注国际网络中的日本人类学应该如何展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对话。如对家族亲族、身份和种姓、道德与礼仪、法律与权利、身体和精神、文明的秩序观(中华和印度以及西欧的比较)、移民、族群性、民族政策、历史观、人类学的知识的历史、殖民地经验等，都需要在地域的架构中进行把握。
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人类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缺乏规模和力度。例如，在东南亚，日本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足迹遍布各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对日本政府和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及世界银行有影响的人物。相比而言，人类学者也长时间住在东南亚调查社区，从事细致的参与观察，且非常认真地学习当地语言，还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但在现代社会中却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
当然，人类学并不排斥纯学理的研究，但也要考虑这一学科的生存问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应用领域的研究。谈到这里，我想起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乔健教授曾提道，应用人类学对人类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它是关系到我们这一学科生死存亡的问题。为此，人类学就需要研究现实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系。而这也是日本人类学在实践层面努力的方向之一。
[责任编辑 李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