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驰骋文史哲诸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传世之作达60余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以才人始，是学人终。而治学的科学精神及其结论的准确性，在学术史上极为卓著。在私生活和事功上。先生是毕世坎坷的：年轻时屈居下位，壮岁碌碌依人，甚至个人辛勤的著作，都写着旁人名氏，晚年虽盛誉雀起，而孤独郁结，终至自杀。在友朋中，王国维受罗振玉影响极大，偏巧这影响又是和时代的潮流相背的。
孤寂落寞的遗老处境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6岁丧母，1898年先生任上海时务报馆的书记。之后因一个特殊的机缘，而为罗振玉赏识了。结下两人终身依托关系。
在这一时期王国维开始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1903年王国维至张季直故里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师，《红楼梦评论》即作于此。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话》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罗振玉到苏师任教。由31岁到33岁，王国维的《静安文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陆续出版。在《人间词话》里先生提出的“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
1913年王国维36岁时，治学方向大改。这以前，王国维是词人，是文学史家，是文艺批评家，是康德、叔本华的崇拜者。这以后，先生却尽弃其所学，埋头在中国古史这一新处女地，从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学家播誉于世界史坛。1911年辛亥革命起，王国维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王国维重新蓄发留辫，服马褂长袍，俨然是一遗少了。
王国维东渡后，乃完全沉溺于中国古史的探索。先从事金文拓片调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这是企图将中国古史系统化科学化的基本准备工作。同时，并为《殷虚书契前编》作考释。《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先后在日本出版。后《殷虚书契考释》也用罗振玉的名义出版，罗振玉并因此得到法国国家学院的博士学位。后出版《流沙坠简考释》三卷。
1923年蛰居故宫称制自娱的溥仪，忽召王国维入南书房行走。王国维自省以诸生蒙特达之知，惊为殊恩旷典，急束装北上，这一幕悲喜剧，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终于在北平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1924年溥仪为冯玉祥驱逐出宫。出走天津，先生失职。同年，国立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梁启超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王国维之后。王国维第三期学术工作的对象的是辽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
清华园的山光水色，校方的优裕的供奉，给这位冷于世事，懒于应付的学人以安宁和休憩，谁知世事的剧变，使先生仍不能平静的活下去。面对着亟变的世局，先生有着极度的愤恨和憎恶，心境极为凄苦。1927年6月2日自尽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王国维遗嘱略曰：“五十之年，唯欠一死。经此大变，义无再辱，我死后，遗著可托陈吴二先生整理”(陈指陈寅恪先生，吴指吴宓先生)。
从容赴死的遗老心态
我又觉得王国维又因“世变”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并死得非常从容。他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阙如的拒绝。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陈寅恪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显然王国维是有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他从叔本华那里获得的是悲观主义，他用这样的哲学解析《红楼梦》，也解析自己的人生，而结果却断定脱离这个世界，是脱离一切人间苦痛的唯一路途。王国维显然有对社会的强烈的关怀，他的死的直接原因，是为社会的。表现出他极大的中国士大夫的“忧国”情结。然有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在先。故其社会观也转而“悲观”。
无论“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殉节说或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范
近年来的“新国学”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回归正统”，即将传统的思想与学术正统重新奉为学术研究的核心，一些以往被“批判”、鄙弃的“正统”的思想家如孔孟、程朱，被抨击的文化现象如礼、乐、纲、常等等，又重新回到了文化与学术的祭坛。
而在学者们所体认的“正统”之外，尚有边缘的和异端的思想存在。以学术界近年来推崇的王国维、陈寅恪为例。论者中很多都将他们作为“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代表性人物来表彰的。尤其是他们的“国学”功夫更是成为学术史研究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学术规范重建讨论的热点。关于王国维之死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成为一种精神风范的标志；很少人注意到，在王、陈身上。恰恰有着某种边缘的甚至是异端的东西。而且正是这些东西才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基础。所谓边缘。乃是与“中心”相对而言的。这种“中心”，正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正统”。从“中心”向“边缘”滑落，虽说尚未成为“异端”。但总是表达了对“中心”的逃离。王国维学术自文学起步，从西洋哲学人手。一开始注目所在便是中国文学中受鄙视的小说、戏曲之作，《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为其建立学术声誉之作，被陈寅恪评为“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实际上乃是从“边缘”得到创造的激情的。这些作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看法往往有惊世骇俗之处，若从传统观念看，其实已属异端了。后期王国维的古史考证，陈寅恪所总结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以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从方法上实已对既往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构成了反投。何况。王国维的学术转向乃是因“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冲突而激成的：事实与价值、理智与情感的两歧，虽有其个人生命体验、性情气质及人生经历上的原因，但思想文化上的“边缘”与“异端”的影响与冲击，尤其是西方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的思想的渗透性作用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小视。所以，无论其自沉的原因究竟如何，评价王国维的学术都应当从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着眼来进行。至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著书唯剩颂红妆”，从陈端生、柳如是等“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奇女子身上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决非“文化遗民”所愿为，所能为。所可为。因此，从王国维到陈寅恪，从鲁迅到顾准，值得推崇的都是那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边缘”与“异端”精神。而这正是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界“回归正统”的人们所抛弃的精神。今天，我们不会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重蹈“评法批儒”之类的老路，但更应注意那些在历史上从一塌糊涂的泥潭中放出光芒的边缘与异端的思想。
无法摆脱的人生悲苦
总是向生命要求什么，永远得不到全部，没甚好迷恋的就迷恋书本吧，书本的气质在沉默中被恪守，可是一个知识很多的读来读去的大学问家王国维投了颐和园的湖，他说：“知识是悲苦，知道的最多的人，必定最深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之树。”有人花了一生光阴，尝试过一种自由而率性的生活，这都是聪明而主动的人。浮士德拿灵魂与魔鬼签约，道士打坐有许多坐成半身不遂，和尚自以为了悟，却忘了佛祖救众生不得的悲苦。我们认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我们认了自己的局限与恐惧，我们到底还会认了：无忧的生命原来是一个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