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研究热点透视
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百花争艳，硕果累累。与其它年份相比，200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自己的特点：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形成了几个明显的热点。尤其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两项活动，使抗战文学研究和《新青年》研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热潮。本文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收录的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有关学术会议和论著，按照专题的形式，对2005年现代文学的研究进行综合评述。
（一）抗战文学研究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研究界举办多次学术会议，围绕“抗战文学”范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众多学术期刊也以此为专题刊发学术论文，数量多达五十余篇，形成了抗战文学研究的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澳门的八十余位学者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从文学的视角来思考战争和战争记忆，探讨战争、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的关系。许多专家在大会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从人类意识的高度反思抗日战争，反思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反思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创作，其中不乏富有探索性的观点。《河北学刊》在2005年第5期以“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为专题全文刊发了杨义、严家炎、王富仁、黄修己、吴福辉、刘增杰、秦弓等人为本次会议撰写的七篇论文，以期引起读者的关注，并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他认为今天我们要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争夺，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后遗症，从中寻求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友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历史记忆之所以成为东亚史和东亚精神史的关键词，乃是因为这种记忆还是一种疼痛的记忆。历史是不会在掩耳盗铃中取得进步的。历史不能在虚伪的掩饰中，而只能在真诚的正视中获得自己的阐释权”。1 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抗日初期还出现过专门的‘新启蒙运动’”。2 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和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中国自古以来绝对化地看待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而不对战争本身进行诘问，过分推崇领袖和英雄的价值，忽略和轻视普通人的生命和意义，缺乏起码的生命意识、人性意识和灾难意识，这便使得中国的战争文学不可能进入到世界一流行列。“战争文学是有分歧、矛盾，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践踏所诱发和引起的，但它本身绝不应该是所有的这一切，而应当是这一切所激发出来的人类向美、向善、向和平、向世界大同的那样一种感觉的升华。”3 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我们的战争文学如果不只是去关心具体的战事，不只是为再现战争而写战争”，而是透过具体的战事，去破解人性的命题，“那简直可以写成‘民族命运篇’、‘民族精神史’，就可以产生伟大的史诗。”4 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且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分别为“直接正面描写战事战场的小说”、“深入讽刺反省民族精神病态的小说”、“对战争童年生活再咀嚼再创造的小说”、“以战争的感悟解读历史的小说”和“展示战争独特生存体验的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优秀结晶。“战争的经验经过反刍、提升，可以进行直逼心灵的描绘，可以产生穿透历史时空的思索。”5 刘增杰深入讨论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反思是对现实更理性、更深刻的艺术否定。”“民族惰性的清除并非一次抗战就可以完成，它甚至是与生俱来，化入骨髓的隐含的痛。抗战反思文学渗透着一种真理性的现实关怀，它将积淀其中的记忆得以永恒。”6 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成熟果实，其间保留着永具活力的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温这些洋溢着作家的热情，充溢着作家的鲜血的作品，我们“为英烈的浴血奋战与悲壮牺牲而强烈的震撼，为现代文学能有如许不辜负时代的巨大建树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界对正面战场文学发掘与研究的迟缓而深感惭愧”。7 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5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与会学者在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对抗战文学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其中若干观点具备一定的创新性，能够给受众带来相当的启发。《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文学评论》分别在2005第4期和2005年第5期刊登了这次会议的综述。
首先，会议对重庆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与会学者认为：“重庆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而中共南方局驻扎重庆,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重庆在抗战文化研究方面拥有丰厚的学术资源。”8 包明德肯定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化和文学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版图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指出今后当从中国抗战文学的整体角度来考察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以达到全面认识抗战文学的研究目的。”9 张炯指出，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是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重庆地区抗战文学展开深入探讨，可以在实际上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发展空间。靳明全强调，重庆抗战文学作为重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对当时社会人生的推进都存在显著的同步共时作用。对重庆抗战文学进行挖掘和保护，可以在新时期昭示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赵新林认为，在抗战大后方存在重庆和昆明两个文化重镇，较之文学重镇的重庆，学术重镇的昆明因为西南联大的迁入，延续了学院派传统。
其次，专家学者围绕抗战文学的区域范畴，就如何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杨义认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应当开拓新的视野以展现民族生存的历史空间。要选取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视角，打通学科界限，进行“以史证文，以文证史”的联合研究，从而再现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历史新貌。他以抗战胜利之后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为例，指出抗战文学研究仍然需要进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样的学术探索。冯宪光就重庆抗战文学如何进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关边缘文化向文化中心迁徙的地理学问题。随后具体分析了重庆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复杂原因，探讨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之间从文化到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而得出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地理中心位置的确立实际上也进行了中国的地方文学地理建构的结论。王保生通过对抗战文学研究进行总体评价，指出以前的有关研究大多是以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学为参照系来审视整个抗战文学，这不免会带来某些弊端。因而对于抗战时期的不同区域应该因地制宜，运用不尽相同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研究，由此必须扩大抗战文学的研究视野，可以对不同国家出现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文学领域的探讨，如中国抗战文学与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之间的多侧面比较研究。周晓风从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出发，来考察抗战文学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充斥人类社会，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灵；战争滋生仇恨、苦痛，使人的精神世界降至冰点。战争的过去并不意味着战争心理和战时体制马上消失，人们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才能走出战争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和战争文学是有其局限性的，战争文学是一朵真正的“恶之花”，直接影响到战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因此，研究战争文学也是为了扬弃战争文学，理想的战争文学应该是对于战争的美学否定，而非一味追求对于战争英雄主义的歌颂和悲壮场面的展示。董运庭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传统出发，要求把握古代文学与抗战文学之间的内采联系。董乃斌提出唐代边塞诗雄浑的诗风对于此后进行战争题材的悲壮书写，包括抗战诗歌创作在内，都会发生潜在的影响。陈忻认为南宋豪放词所凸现的爱国情怀对于抗战诗人的人格重塑与个人吟唱发生了激荡诗情的审美牵引。王于飞以追溯战争文学的中国叙事传统为目的考察了敦煌变文中的战争描写，来揭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战争元素对抗战文学创作影响的痕迹。黎湘萍强调，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同时又提出进行朝鲜半岛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东南亚殖民地文学、台湾文学的横向比较研究，从而发掘日本战争罪恶和文化暴力给各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