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批“80年代研究”成果的推出，不少人惊叹，程光炜的文学研究又一次彰显出其变化的一面。实际上，考察程光炜的学术道路，这种“转变”乃是一种内里的接续，从他最近出版的修订版《文化的转轨》中即可以看出端倪。这种精耕细作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体现为贴着文学史的事实前行，让文学史事实本身来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文学史判断，不是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论断，而是从文学史事实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文学史论述。也就是说，实现了一种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转变，即由“讨论的历史”转变为“被描述的历史”。事实上，这种举重若轻又不失其重的研究方式，确实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娓娓道来的文学史“描述”中，不但厘清了相关文学史事实，且在爬梳材料的过程中彰显了一种文学史的眼光，给出了一种文学史的判断。从这一点来看，《文化的转轨》一书，既是对文学史事实本身的研究，也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是对文学史构建经典过程的一种跟踪调查与分析，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勾勒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转轨”与“连续”。
文学史与经典化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史就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包括对作家、作品和一些其他文学史事实进行经典化，以此来获得“史”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毕竟，“一个作家最后的历史归宿就是文学史。也只有通过文学史的记述，他才真正地进入了‘历史’。”文学史的书写就往往表现为对经典地位的构建与确认。这不仅仅是文学研究者的工作，也是任何一个时代重构自我文化想象的行为，且在这种行为中来确证时代的文化资源，以资作为走向未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重构文化想象的事情时有发生，几乎任何一次时代的变迁都会带来这种重新的确认，“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建构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已超出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范围，而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对鲁迅做历史命名的要求，它不光是文学史的命名，同时也包括对政治文化的命名”，“鲁迅在‘当代’的经典化除大历史层面外，还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层面”，这些层面的分析解剖就构成了《文化的转轨》一书重要的部分，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颇具有启发意义。
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逐渐构建起来的，它的命名与排序，牵连着新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等各个层面。在对“鲁郭茅巴老曹”进行经典化的过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丰富复杂的文化资源争夺、重塑历史想象、构建共和国文学新图景等，都被这面镜子给照射出来，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程光炜以“小切口、大问题”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通过对“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过程的分析，来勘察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以这种独特的视角来书写“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具体的分析中，“鲁迅之死”和“郭沫若归来”被凸显出来，因为对左翼文学来说，“鲁迅之死成为它历史合法性的真正起点，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对它的诠释、争执和定位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而郭沫若是左翼文学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实践的标志性人物”，程著抓住这两个关节点，显然厘清了“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建构过程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缘由。紧接着，以鲁迅的经典化为抓手，连带着其他五位作家，程著展开了对文学史历史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政治的干预和参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毛泽东的评价眼光及其重要观点”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此后，周扬的出现则将这种宏观的论述落实到现实的层面，成为推动“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过程中重要的力量，以至于程著直接指出，“当代文学‘十七年’的一线人物已不是郭、茅、巴、老、曹，而换作了幕后的推手周扬。”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以其《中国新文学史稿》，进一步确证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地位。要知道，“政治人物是无法完成对一些作家的经典化指认的，政治话语只有落实到学术层面并被隐蔽地转换成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文学史话语，经典化的生成才有可能实现”。文学史的论述加上其他研究者的共同推动，这种经典化逐渐得到最后的确认，毕竟，“仅仅靠一部文学史是无法完成文学的经典化工作的，它需要更多的文学史家来声援，这种声援和效果即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学史研究的环境”。由此也可以看出，“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过程，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它本身就被集置在共和国的文化装置之中，成为被构建的一部分。如此，也可以看出程著的基本思路，“对‘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过程做一番历史溯源，详细讨论战争、政治对这一过程的参与，包括文学教材建设对它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分述几位文学史家从不同角度将其落实为一个文学史的方案等，意在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理出一点头绪，观察作家们是怎么被历史命名的”。
程著的研究方式别致新颖，看似是一种文学史的历史研究，是在讨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却总是用六位作家的经典化这一事件来考察共和国的文学与文化构建。也就是说，选择文学史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观看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制度、组织、会议、出版等对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影响。“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及其排序的过程，是一个重建共和国文学与文化秩序的过程，它构成了新中国建设的必要一环。在这个环节上，参与力量众多，举凡政治领袖、领导人、文学史家、批评家、出版机构、研究所等，都是如此。第一次文代会、文联、作协等，提供了一种“单位制度”的保障和监管体系，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第三章中，程著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经典化过程的方法，从鲁迅之死开始，追溯这种经典化中众多力量的参与。“迄今为止为鲁迅描红的是，亲属学生朋友圈子，敌人圈子，鲁迅研究圈子，以及呼吁恢复鲁迅本来历史面貌的圈子。”程著将这一过程置于“文化转向”的视野中来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对鲁迅的种种“改写”。在奠定鲁迅经典地位的过程中，《鲁迅全集》的不断编订与再版、纪念馆与故居墓地的扩大与修建、文学研究中“鲁学”的兴起与发展、身边亲人许广平和周作人的回忆书写、学者们联系着当下实际对鲁迅的征用等等，都是积极促进的形式、方法和手段。实际上不惟鲁迅如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典化与排除文学异质力量的方式是相同的，利用这一整套“机器”，当代文学可谓是被人为地构建出来的。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可以说，程著代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方向：以重要作家的典型化过程来观察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是典型的“小切口、大问题”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从而，程著可以说是“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如果说《文化的转轨》的前三章是从经典化的方式、策略和手段入手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话，那么第四章至第七章则是以仍旧活着的五位现代文学中的代表作家为主，展现他们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中的经典化过程与文学命运的遭遇，来叙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历史状况。很显然，这种方式从文学经典的论述掘进到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参照，亦即从现代文学的视角来观察当代文学的发展。众所周知，随着专业知识的细化，学科之间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也必然产生了“两种学科”，大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且学者们各自守着“专业的篱笆”，辛勤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不管他人瓦上霜。程著的出现就是一部力图打破这种人为割裂的破碎感，在以退为进的策略中，虽然承认了这种断裂的存在，但是却从断裂处找出缝合的方法，以“现代文学”的目光看过去，观察“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从而书写了“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当然，不管是对经典化过程的考察，还是对“鲁郭茅巴老曹”在新中国的遭遇进行分析，都是从现代文学的侧面来管窥当代文学的发展。这其中，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遭遇及其思想变化的考察，是全书的另一重要构成。这种从“现代文学”出发来阐释“当代文学”的研究方式，程著一再提及其写作的意图。“从一个作家入手，考察比较民国与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创作的变化，对作品版本、作者心态、创作方法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翔实全面的研究，一定能从一个重要侧面瞭望中国现代文学史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过程。”在具体对活着的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程著始终抓住两个方面：其一，他们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的展示；其二，他们在新中国创作的作品与作品的修改所经历的文学史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后，郭和茅都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且职位很高。但是两人的心态却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转变的煎熬，“一个文人而为国家领导人，一个性情浪漫毕露的诗人剧作家而为深言不出的政界人物，这种心路历程着实难缠矛盾”，这是郭沫若的转变。“他暂时搁置了小说创作，而改以文学评论为主；即使无法回避谈论重大题材，他仍强调‘文学规律’和作家的‘创作技巧’”，这是茅盾的转变与坚守。而至于以“激情”为特色的巴金和曹禺，以“平民”为特色的老舍，他们对新中国都有着自己的期待，且都试图努力做出改变来适应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建设。老舍创作了许多剧本，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要求指示不断做出修改；巴金也放弃了长篇创作，而改成散文的写作，后来直接转变为报告和纪实文学，且多次去朝鲜战场；曹禺不但写了新剧本，还对《雷雨》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使之符合新中国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越是迁就和迎合现实的要求，他就越是牺牲了自己所喜爱的艺术”。以至于程著直接指出，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已失去了文学的真诚”，而曹禺“1949年后的三部剧本，水平远远低于他1949年前的作品”，因为郭、茅、巴、老、曹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受着同样的遭遇，“新社会给了自己较高的地位荣誉，政治上却得不到信任。它让你放手歌颂欣欣向荣的新事物，但是却没有完全的写作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被赋予的权力”。
为了贴合这些被经典化的现代作家心理发展过程，程著从他们的思想、文学观、创作情况、矛盾处境等出发，来还原一个个真实的文学史生命，从而纠正对这些作家的偏狭的评价。程著对一些评价直言道：“我对1980年代以后不少论者对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学严厉粗糙的指责，很有些不以为然。”这正是程著详细描述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五位作家的生存境遇的原因所在，只有通过历史的还原，贴着他们的心路来研究，看到他们创作的下滑与转变的突然，也应该看到这背后的纠葛、处境的艰难与他们矛盾的心理。程著大量引用这些作家的日记、回忆录、随笔小文章等，给我们还原了处在大时代巨变潮流之中的现代作家们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努力、挣扎而终究无果而终的事实。郭沫若对于自己文学能力的下降一再提出自我批评，茅盾放弃小说创作转而搞文学批评仍旧坚持自我的本色，老舍在修改《茶馆》的过程中备受煎熬的心灵，巴金为了贴合新社会而东奔西走、拼命创作的身影，以及曹禺对自己戏剧创作命运的悲叹……一个个文学史事实犹如一个个委婉动听的故事，在程著中堪称一绝——而这，恰恰就是最真实的文学史，是不为人知的一面。翻开大量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这六位现代作家几乎都不是文学史叙述的对象，他们有意无意地被湮灭了，就算是叙述也只是稍微提及。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巨变，不仅昭示了“文化的转轨”，更彰显了“转轨”之后的文学和文化状况。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程著以别具一格的形式，从小问题入手，叙述了波澜壮阔的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从而成为“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程著无疑填补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某种缺失，也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转变与缝合，并从现代文学入手来描述当代文学，说的是六位作家的经典化，实际上处理的是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境遇与命运——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差异固然存在，而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改造与征用，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转轨”的事实，从而成为观察当代文学的一面棱镜。在众多当代文学史著作迷醉于建构宏大叙事以把握几十年的文学和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时候，程著这种从现代文学出发而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疑贡献良多。
文学社会学、知识考古学及其衍生物
能够达到这种“以小见大”的文学史写作效果，得益于程著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研究策略的别致。在整个《文化的转轨》中，以六个作家的经典化为核心，考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变迁，同时再勾连起时代的社会状况，让文学成为社会的棱镜，散射出它的众生相来。程著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就在于他使用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因为如此能够“使我们有机会把考察视点推及半个多世纪之外，借以勘探历史的存在方式”，这种研究不仅强调“文学内部”，还强调“文学秩序初步建立”的历史机制，考察“文学内部开始形成的分层次的权力关系”。在对新中国成立后仍旧活着的五位作家的描述中，程著就借此展现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状况，它的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人内在的压力，以及对整个生命历程、社会和时代的判断。这种种体现在他们的“转轨”上，也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程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面面俱到地分析他们的生活遭遇、文学境况、思想和精神的状况。这很明显是一种以文学来塑造社会的方法，它强调以人来写社会，以文学来观照、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风貌。甚至这种反映细微到了去挖掘郭沫若、茅盾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迎来送往、旅游出行等。程著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很具有生活化的细节，实际上是要从这些生活细节中发现其能够呈现的社会诸面相，从而窥探作家内心的时候，同时窥探社会的状况。而这，正是程著总是强调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制度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何做到这种通由文学来反映社会和时代，也是程著彰显出的一大特色，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知识考古学”。知识考古学是福柯用来研究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而在进行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程光炜则强调了其独特性的一面，“考古学更为关注的是话语‘断裂’和‘缺陷’的状态。根据这一视野，我们发现，虽然对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来说，‘鲁郭茅巴老曹’与它是一种典型的‘共谋’关系。然而实际上，由于这几位作家的历史渊源、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他们与五十年代后的文学环境、文艺政策、出版机制、文学观、主题、题材等方面，存在着多重交叉、错位、滞后的差异，是有着多重紧张、矛盾的关系的。”在具体的操作中，程著展现出了这种方法的操作：尽量多地搜集材料，且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中，始终贴着被研究者的心理走，贴着文学史的事实走，努力剥掉附着在话语表面的狭隘和偏见，本着历史的态度来对文学史的事实进行处理。这尤其体现为对郭沫若的肯定，对茅盾、巴金和曹禺的贴着心灵的分析，以及对老舍在新社会里诚心欢迎而终至于投湖而陨的细腻刻画。这就是程光炜强调的，“我更倾向于从文学当时发生的实际历史情况出发，对历史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拿某种既定的理论方法去找问题，强行让历史材料服从这些理论方法。”这就是程著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以话语来构建时代和社会的面貌，以一种考古学的心态爬梳资料，用以呈现完整的文学发展途径，这种精耕细作的研究方式，对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不啻为一种启发与教益。
由此而来，在程著中，文学分析最终的结果呈现为一张网，这张网的核心就是文学史本身，而围绕文学史纠缠着的就是时代、社会的大环境，从而在抓住文学史的时候，提纲挈领地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独特的认识。《文化的转轨》可谓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且在核心中再提炼核心，径直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组织的中心，用它牵连文学的存在，再来用文学牵连整个社会的文化状况。这其实就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方式，亦即“经典作家→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的顺序，如此，能够从一个小事件中看出整个乾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