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达的《经济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对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考察，揭示了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深入中国经济现状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规律；统一考察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规律，探讨了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李达对经济学研究所采取的广义经济学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作的唯物而辩证的把握，及所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话语表述体系，对于探索中国经济的来踪去迹以及解决中国经济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达；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李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在中国独立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的第一人，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翻译、介绍和独立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鲜明地体现了李达的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而《经济学大纲》则是前期所有经济学研究工作的结晶和提升。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作者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之中，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以致本书只完成了先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两部分，而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中国现代经济两部分未能完成。但这两部分的基本思想，作者已经在本书的绪论以及《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另一些著作中有所论述。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不可磨灭。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这部80年前的著作时，仍然不能不钦佩作者的精辟见解和创造性论述。
一、《经济学大纲》的内在逻辑
明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对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考察，揭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深入中国经济现状研究，揭示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规律；统一考察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规律，探讨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实践。这是李达的《经济学大纲》的写作思路。
首先，李达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大纲》的开篇，李达指出，一种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它种科学，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不同的研究客体即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学也是以社会关系即在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人类的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物质生活关系、阶级或政党关系，也有财产所有权关系和信仰、学术等其他多种关系。经济学并不研究所有的这些关系。区别于哲学、文学、艺术等科学以意识形态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也区别于政治学、法律学以政治的法律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社会的经济构造。”
明确了经济构造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之后，接下来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明“经济构造究竟是什么？”为此，李达分别考察了劳动力、生产手段、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要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去采取并改造外部自然界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劳动是人类求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三大必不可缺的构成要素，劳动力是寄存于人类身体中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天然存在的和人工的对象，劳动手段是通过对自然物加以变造而成的能够传达人的活动于其对象的一物或储物的复合体。人类只有使用劳动力结合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才能开始生产活动，进而获取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在李达看来，当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统一、能动地结合在一起时，生产力就实现了。“所以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是人类利用劳动力去结合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之时所发挥出来的制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但是，人是社会存在物，生产也是社会的人类的生产，这就决定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与他人发生关系，即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在内的广义的生产关系。“简括的说来，生产关系，是在社会的生产总过程中发生的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即在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作为人的劳动力与人的生产手段相结合的生产力，与作为劳动力所有者与生产手段所有者相结合的生产关系，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伴随着作为内容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但是，生产关系绝不是受动的东西，它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积极作用。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敌对状态时，生产关系才会发生质的转变。而社会的经济构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适应于生产力的各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之总体”。
基于上述说明，李达指出，作为以经济构造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也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变化，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
其次，李达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由于生产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因而常常存在的生产关系只是与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法相适应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原始的、古代的（奴隶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五种性质不同的生产方法，相应的，也就出现了原始社会的、古代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构造的形态。这五种经济构造的形态有一些共通的标帜，共通的规定，即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伴随矛盾的发展而发展，最终转变为新的形态。当然，每一种历史的经济形态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发展法则。因此，想要全面地理解一种经济形态，不仅要知道一切经济形态的共通的一般的发展法则，还要具体地研究这种经济形态，捉住其特殊的丰富的内容，建立一般与特殊的正确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每一种具体经济形态的特殊发展法则。经济学的任务也就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为此，李达采取了恩格斯的广义经济学的立场。“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
在李达看来，广义经济学首先要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的暴露，在目前实是‘人类的最高问题’”。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之后，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对立的，这点在苏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总危机、政治总危机的对比中就可全然知晓。只有理解了这种法则，才能为担负改造经济形态使命的人们提供行动指导。不过，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经济发展法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不是自然发生作用并支配人类的，而是通过人类意志而实现的法则。因此，为要发展计划经济即“依据于人们所发见的经济法则而订定而实施的”，就必须尽可能地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此外，广义经济学还要研究先资本主义的诸经济形态，因为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遗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还是在许多落后民族的落后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着。当然，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因此要着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中国现代的经济，大体上说来还停滞于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化的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探寻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整个中国求生存、求解放的问题。基于此，李达强调指出，“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这是我所以主张我们所研究的广义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经济的理由。”
二、《经济学大纲》的内容展开
在明确了《经济学大纲》的写作思路之后，李达首先展开了对先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的考察。
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李达认为，“由猿猴到人类的转变，是在劳动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劳动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由猿猴到人类社会的转变的基础”。依据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及人类学等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推定出，人类社会出现的相对的年代是新生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人类对自然斗争的力量的弱小，使得本就处于未发达状态的原始人不得不结成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人群。而为了狩猎，原始人群又开始了性别与年龄别的分工。在李达看来，氏族社会是先阶级社会的后期发展阶段，它与先氏族社会并不存在生产力性质的差异，而只存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别。和后来的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一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是原始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伴随着“个别化的生产”倾向的发展和家族间的分工形态的发生，从前的那种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不得不变更为按劳分配的方法，从而就引起了土地以外的私有财产的发生。而各家族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引起了氏族共同体的崩溃，慢慢地导致土地也变成私有财产，社会变为奴隶与主人、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社会。于是，氏族社会的经济形态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经济形态。
奴隶制的经济形态。李达指出，“奴隶制的经济构造，是最初的阶级社会的经济构造”。奴隶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变为奴隶，他也因此构成一种经济的范畴。作为一种经济范畴，奴隶首先是一种财产、物品、商品，其次才是劳动者。奴隶制经济的性质是自然经济，它以奴隶所有者强制占有奴隶的劳动为基础。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大奴隶生产相较于比较独立的小生产的优势不断显现，其发展引起了商业的发达，进而又引起了货币和高利贷资本的发生和成长。虽说商业和货币的关系的作用很重要，但对于主要是自然的生产方法的奴隶制生产方法，它却仅有次要的作用。奴隶制经济形态的基本矛盾是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发展分化出其他多种矛盾，最终形成了导致奴隶制崩溃的各种原因。所以说，是奴隶制本身毁灭了奴隶制经济。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奴隶制的经济消灭了，但奴隶制的残余却一直存留至今。
封建的经济形态。李达认为，相对于奴隶制经济，封建经济是比较进步的历史形态，“是支配阶级在生产上从直接生产者吸取剩余劳动的剥削形态”。其结构的根本矛盾“是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即大土地所有者与小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从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封建制和农奴制并没有区别，农奴制实际上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在封建社会初期，封建领主为了保护农民和开设市场，设立了许多都市。然而，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农村与都市的对立，以及商品交换的繁荣，都市成为了手工业生产、商业及货币流通的发达的中心。在16、17世纪的西欧，商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腐蚀作用，导致农民失掉了土地，生活悲惨，引发农业人口的阶级分化。商业市场的急剧扩大与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也对都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行会制度的瓦解、家内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以及阶级的重新改编。
在结束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之前，李达通过对单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对比分析，再次明确了研究单纯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和单纯商品经济之间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以生产手段的私有权为基础”，“单纯商品经济，在历史上是先于资本主义而发生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发生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在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的时候，必须从单纯商品经济开始”。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广义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为此，李达以13章的篇幅，依次从商品、货币、货币的资本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工资、资本的再生产与积蓄、资本的循环与回转、剩余价值的利润化、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放贷资本与信用、恐慌、地租、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与特种萧条这13个方面，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商品。李达认为，商品是“人们以拿到市场交换为目的而制造的劳动生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是资本主义研究的逻辑起点。价值是一切商品的共通物。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是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着商品生产的主要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商品的二重性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商品的价值量由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它与一定的商品的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与劳动的生产性成反比例。商品的价值形态包括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其发展依次经历了单纯的、扩大的、一般的及货币的价值形态四个阶段。在商品社会中，人们受着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支配，于是就出现了人造物决定人自身命运的商品拜物教。价值法则是商品经济的根本法则，它规定着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
货币。在李达看来，“货币是一般的等价物，是商品价值的一般的体化物，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之物的表现，是商品经济的矛盾之必然的运动形态——这是货币的本质”。作为商品拜物教的一种，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伴随商品经济的发生而产生，亦随着商品经济的消灭而消亡。随着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货币逐渐展现出价值尺度与价格本位、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及纸币六个方面的机能。
货币的资本化。李达指出，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超出单纯商品经济的领域而转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这时，货币就变成了资本。“W—G—W′，是单纯商品流通的形态；G—W—G′，是资本的一般的公式，是资本主义的流通形态。”资本的一般公式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的本质就是，价值本不能在流通中增大，但必然在流通中才能增大。作为价值的源泉，劳动力商品的出现，解决了这一矛盾。但是，劳动力并不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商品，它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成为商品。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工资。李达认为，剩余价值和价值形成于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所产生的在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以外的超过价值，就是所谓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源泉。剩余价值率表现着资本对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剩余价值包含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改良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使得技术成了统治人的异化物。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它包括时间工资和产额工资两个基本形态，也包括赏金、分红和物价工资、现物工资和货币工资、名目工资和实质工资等其他形态。“它们的特征，都是以掩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蒙蔽榨取的事实、用欺骗诱惑的手段使劳动者不受外部强制而提高劳动能率为目的的。”
资本的再生产与积蓄。在李达看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有单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个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企业形成并快速壮大，引起了生产的集积与集中，以及资本的集积与集中。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集积和集中产生了的资本积蓄，它的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大量劳动力的出现和大产业资本家的出现。资本积蓄可以暂时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法则的产业预备军的存在，却妨害了工资的提高。
资本的循环与回转。李达认为，当作总体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表现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资本循环的全过程（G—W…P…W′—G′）中，资本顺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经过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三个阶段。由于资本只有在运动中、循环过程中才能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机能，所以，资本家总是想使自己的资本连续不断地运动，而不是中断甚至停滞。但这是不可能的。随着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发展，资本回转的平均速度呈现出一种缓慢的趋势。
剩余价值的利润化。李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当剩余价值被当作垫付总资本的产物时，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利润形态。资本家间的竞争和资本移动引起利润率的平均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要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再分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诸关系的发展，价值生产价格化。尽管资本家们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平均利润率，但却无力扭转由生产力的发达而引起的平均利润率的低落的趋势。利润率低落的法则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归根到底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占有间的矛盾。
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李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参加总资本循环的资本的流通部分就和产业资本相分离，采取了商业资本的形态。生产价格既包含生产费，也包含产业资本家的平均利润和商业资本家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总额愈少愈好，它随着回转的加速而减少。商业资本家为了经营自己的商业而使用仅从事价值转化劳动的商业雇员。为了免受商业资本的剥削，人们组成了各种合作社。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规模的合作社只不过是隶属于资本家的一种机关罢了。
放款资本与信用。在李达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循环过程中又分化出一种资本形态即放款资本。利率是贷主所受的利息额对于放款资本的比率，平均利率是它的最高限度。作为促进商品形态资本转变为货币形态资本的信用，商业信用的对象是商品资本，而作为是休息资本转化为机能资本的信用，银行信用的对象是放款资本，二者存在有无买卖的差异。票据是债务的证券，它的贴现使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相互结合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股份公司发展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诸企业组织的支配形态。股份公司和银行一样，也可以收集散金而投入企业，使资本由休息状态走人运动状态。股份公司的存在，造成了生产机能与资本占有的分裂，而这就暴露了资本家的寄生性质。
恐慌。李达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差不多每十年反复一次。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根本特征。“恐慌的原因，是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显现为无限扩大生产的资本的欲求与勤劳大众之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低减之间的矛盾。”当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性、固定资本的更新、平均利润率的低落的法则及商业、信用，也是形成恐慌的因素。
地租。在李达看来，资本主义的农业中包含着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个阶级。“地主出让土地使用权于资本家所得的报酬”即是地租，它分为差额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是买卖对象，具有价格。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租愈加增大，这对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都是有害的，也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农业发展比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迟缓，这一事实引起了工业和农业、都市和农村之间的深刻对立，导致劳动者阶级受到强烈打击。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和资本家手中的事实，使得农民永远奴隶化和贫穷化。
帝国主义。李达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根本特征是独占的支配。伴随着帝国主义者间纷争和冲突的加剧以及各帝国主义者势力的变化，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必然爆发。独占对技术进步的阻碍、资本主义的腐化性和寄生性及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使得帝国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与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根本法则的作用，特别是生产过剩的恐慌的爆发，使得帝国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与特种萧条。在李达看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特征表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间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腐化性的加强及其发展不均衡性的增大、劳动者失业的增加及其地位的恶化几个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决定了慢性的动摇和周期的经济恐慌必然发生。尽管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切工业都已经实现了由衰落的最低点向经济萧条的转换，但目前的经济萧条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萧条，它是从资本主义总危机中发生的，也不会再转入繁荣阶段了。
三、《经济学大纲》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
李达的《经济学大纲》联系中国现代经济实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晶和提升。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经济学大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首先，《经济学大纲》提供了研究经济学应采取的广义经济学立场。区别于以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或者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狭义经济学的立场，李达主张恩格斯的广义经济学的立场，即“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强调广义经济学既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规律，而且也要研究自原始社会以来所有社会形态的规律，以及由一种低级社会形态转变到它种高级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规律，还要特别着重研究中国经济的规律。“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因为，所有后发社会形态中都残存着先行社会形态的“遗物”，特别是杂存着旧时代的各种经济制度。不了解先行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深刻了解某种社会形态的来踪去迹。这样，李达就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研究经济学所应采取的立场。应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提出要采取广义经济学的立场研究经济学，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以13章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重点论述，不仅是李达《经济学大纲》极具特色的首创，而且也填补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空白。
其次，《经济学大纲》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应该说，李达不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学者，不是第一个将唯物辩证法传人国内的人，《经济学大纲》也不是李达第一部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统一运用的著作。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唯物而辩证的把握。从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经济构造，进而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实现社会经济形态由一种低级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根本动力。从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经济形态的一般发展法则和特殊发展法则，特别重视现代中国经济特殊规律的研究，提出要获得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必须将经济的一般发展法则与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法则结合起来研究。从一个抽象的商品概念，经过“商品——货币——资本——资本主义”这一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人们对它的认识发展过程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上升过程，最终描绘出整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景式图像。这些无不表明，李达在本书中不仅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而且贯彻了历史的辩证法，特别是把一般与特殊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得非常纯熟。
最后，《经济学大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中国的特色。同李达其它的代表作一样，《经济学大纲》也鲜明地体现着理论研究是为了服务中国实践的现实旨趣。李达指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但研究经济学的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仅生活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生活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的中国”。因此，我们既要关注世界经济，也要重视中国经济。“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况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可以看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要问题，是李达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指向。也正是这样的现实取向，促使李达不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始终贴近中国经济现实来提出和分析问题，并尤其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广义经济学的立场来分析和解答中国经济的问题，探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的重要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把严谨科学的分析与通俗易懂的表达结合起来，也是李达《经济学大纲》的一大突出特点。作者没有采取生吞活剥的洋化表达方式，而是选用了当时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使本书在文字上通俗易懂而又不伤害理论的严谨性。这种在今天的理论界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文风，在当时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实效，本身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也再次说明，“文章是思想的载体，是写给别人看的，总应该词能达意，让读者看得懂。文风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掌握群众、发挥作用的大问题。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明白晓畅的语言讲清深刻的道理，让具备了必要知识的读者理解作者在想什么，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