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三礼”;礼学;礼制;先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3.004
中国古代的礼是对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设计、调适、约束的全方位规范。它渊源古老，从周代起就达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练，结构上宏大精细，细节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三礼”就是对周代这些存在过的礼典和制度进行书写、勾勒乃至理想化铺陈的著录，此后数千年来一代代发蒙训诂校释，就是礼学;在此基础上结合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礼仪需要一次次重构从庙堂到乡里的制度，就是礼制。这些内容在古代学术框架下绝大部分从属于“三礼”经学。整个20世纪，社会的剧变和西方人文社科方法的传入使得传统经学体系瓦解，原先混融在经学中的“三礼”训诂学分别被归入文、史、哲门类中。简言之，从汉至清的注疏家们对“三礼”的文字考释和版本研究被归入中文研究的范畴;对周代具体典制的解释被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对“礼”思想层面的探讨（无论是宋人的“理即礼”还是清人的“以礼代理”）被归入中国哲学中礼学思想的研究范畴。在古代从属于“三礼”经学的先秦礼学和礼制研究，到现代则归类于先秦文献和先秦史研究中。改革开放40年来，前20年思想解放，禁锢松动，先秦史学者们在按传统套路理解的关键词（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专制主义等）所提供的学术框架和解读方式下继续着古史分期、社会性质（先秦是否奴隶社会）、土地制度（井田制）等问题的讨论，礼学和礼制研究均不在以上話题之内，但传统“三礼”学仍在不绝如缕地传承;后20年，考古资料的大量更新为礼制研究增加大量具体内容，“三礼”研究则因相关出土文献的发现而散发出新的活力。1下文便分前、后20年两段介绍先秦传统礼学与礼制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提供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图景，或可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一、改革开放前20年的研究
（一）礼学研究的承续和“礼俗”概念的引入
20世纪，包括“三礼”学在内的经学整体框架崩溃，但学术内容和方法仍然传承下来。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由于经历民国的学人尚未尽逝，先秦礼学研究学脉仍然传承，沈文倬先生是代表人物。《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孙诒让周礼学管窥》（见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均是此类能传之后世的作品。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林昌彝《三<礼>通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都是继续清人以来“三礼”训诂考释的路子。这一阶段学者们还对“三礼”进行了整理和点校，彭林点校的有：《周礼注疏》（海口：海南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清人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此外“三礼”注译之作频频出现，陈戍国《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闻人军《考工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李景林等《仪礼译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彭林《仪礼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台湾学者韩碧琴《仪礼郑注句读校记》（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等，这些书籍面向今人将“三礼”点校、注释为白话文，反映古代经学教育下人人不需句读白话就可读懂经文及注疏的时代毕竟已经终结。
具体到“三礼”版本、成书等的研究，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考订了《周礼》的成书年代，认为《周礼》只可能是一时一人之作。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文集》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收录了多篇“三礼”研究与礼学思想、制度的研究论文。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耿素丽、胡月平选编的《“三礼”研究》是《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12册中的一部分，该书将民国期刊中有关周礼、仪礼、礼记的文章汇为一编，共三册，依内容分为“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三礼综论类”，收录了清末至民国学者如刘师培、钱穆、吕思勉、吴承仕、商承祚、洪业、曹元弼、章太炎、孙诒让、康有为、齐思和、杨向奎等代表人物涉猎“三礼”的重要研究文章，有“三礼”源流考证，有对《考工记》、《王制》、《月令》、《乐记》等单篇的考证，有对食飨、丧葬、锡命等礼典的考证，总篇幅达2000页，是对民国礼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除了对“三礼”文本的研究，历史学意义上的礼制研究也在这段时间起步，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礼乐文明当作宗周社会的根本特点进行研究，是当时的典范研究成果。陈戍国的六卷本《中国礼制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至2011年次第出齐）和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书有开创之功，但未遑关注到礼制背后的政治制度、官僚结构、社会组织等诸多复杂因素。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礼的有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涉及到“礼”中具体典制的有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该书介绍了宗法制家族形态、宗法统治与政治统治的结合、各阶层宗法制度，反驳“宗统”与“君统”不结合论，否定了庶人无宗法组织的观点，是前20年该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大陆培养出了最早批次的人文社科博士，博士论文有些是牵涉到“礼”中各种典制研究的，多集中在先秦段。主要有：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