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是一项国家“七五”、“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为“八五”全国重点图书之一，其性质是中国音乐文物资料总集，目前共计已出版16本19卷。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协作攻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编撰、大象出版社独家出版，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音乐家吕骥、考古学家夏鼐是其最早的倡导者。该项目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专家指导或参与编撰工作，他们中既有苏秉琦、谢辰生、阴法鲁、李纯一、王世襄、李学勤、李伯谦、马承源等造诣精深的学界泰斗，也有乔建中、吴钊、刘东升、韩宝强、张振涛、秦序、项阳、冯光生、方建军等大批资深专家，还有王清雷、孔义龙、冯卓慧、邵晓洁、朱国伟、任宏等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从1987年的一期工程立项至今，文物大系已经走过了25个春秋。在编撰过程中，他们普查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博单位，对所收录的绝大多数音乐文物作了实地考察，测录了第一手形制数据及音响学资料，拍摄了数万张图片。其工程之浩大，工作之艰巨，不难想象。
文物大系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世民、周常林担任副总主编，共计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卷》、《天津卷》、《上海卷》、《江苏卷》、《四川卷》、《河南卷》、《甘肃卷》、《新疆卷》、《山西卷》、《山东卷》。二期工程为“九五”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批准号：97ZA01），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清雷担任副总主编。同样拟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安徽卷》、《浙江卷》、《青海卷》等。目前，前7卷已经出版，后5卷的文物普查也已接近尾声。
笔者从1999年开始参与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从编辑、编委、总编辑部副主任，一直到后来担任总编辑部主任和副总主编，至今已经度过了13个春秋。时至今日，编撰文物大系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而不是职业。下面就其特点和学术意义，简单谈谈我的一点看法，试述如下：
1.大系普查对象的特殊性：文物大系普查的音乐文物绝大多数收藏于全国的文博部门，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没有文博主管部门的同意，这些音乐文物是不允许随便拍照的，更不要说测音、测量了。即便是通过个人的关系，可以沟通协调几个文博单位。但是如果想通过个人的力量，走进全国每个省份的每个文博单位，那就是天方夜谭了。故此，在项目申请之初，国家文物局就是文物大系四家发起单位之一，特别是国家文物局于1988年7月15日发出了《关于协助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日程，这为文物大系的顺利编撰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文物大系对全国音乐文物的普查不是个人行为，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的国家政府行为。在国家文物局以及各省文博部门的通力合作下，文物大系的普查工作才得以全面、深入、顺利地展开。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特殊性，才造就了文物大系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2.大系普查资料的彻底性：黄翔鹏先生在文物大系的前言中写道：“《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所以，在文物大系的前期普查工作中，编者一直贯彻黄先生的文物大系“不是精选，而是音乐文物集成”的指导方针。在实际的工作中，普查领域不仅包括各省的文博单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仅普查博物馆的展厅，还走入博物馆的库房进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县的博物馆（或院）、文化馆等，还要深入广大郊区农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庙、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时候还要到考古发掘的第一线搜集有关资料。普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古代的各种乐器，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图像类音乐文物、出土文献、散见于民间的传世谱本等，如乐俑、器皿饰绘、砖雕、木雕、石刻、岩画、纸帛绘画、壁画、漆画、戏台、舞具、戏服、面具、谱本、经卷、简牍等，种类极其丰富。可以说，只要是与音乐有关的一切文物，一律都在文物大系普查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谨防由于当前认识的局限而丢弃了某些未被认识的有用材料”。（黄翔鹏：文物大系《前言》）
3.大系诠释资料的立体性：文物大系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文字描述，而是配以大量的不同角度的照片、线图、拓片以及详细的形制数据和测音数据的表格；文字部分包括该音乐文物的时代、藏地、来源、形制纹饰（或画面内容等）以及参考文献等，力图全面、系统、翔实地展现音乐文物，让读者对该音乐文物有个完整的立体性认识。
4.大系收录资料的填补空白性：文物大系收录资料的填补空白性体现在诸多方面，简谈以下四点：
（1）建国以来，文物大系是目前唯一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对中国音乐文物的普查。目前出版的文物大系收录音乐文物一万余件，文字三百二十多万字，各类图片一万余幅。在所收录的文物中，除了不乏历见著录的传世名器以及闻名于世的重大考古发现之外，更多的是大量的以往鲜为人知的音乐文物，它们在本书中都是第一次面世，在中国音乐史学资料的建设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物的年代，从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清代末期，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璀璨耀眼的悠久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2）在文物大系收录的音乐文物中，有些虽然已经为学术界所知，但是在本书中却是最为全面和详细的诠释，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湖北卷的曾侯乙墓专辑、续河南卷的叶县编钟和郑国祭祀遗址编钟、广东卷的南越王墓专辑、福建卷的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钢琴，等等。其中，福建卷是笔者最为熟知的，因为这是笔者主编的一本。该书中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钢琴，是其有史以来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普查。故此，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先生特意向我要了2份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钢琴的所有图片，一份留省文物局存档，一份留泉州文博单位存档。
（3）文物大系采用最高的出版规格，即大8开，全铜版纸，全彩印刷，精装；目前已经出版16本19卷，就其规格和规模来说，在目前音乐史学届已经出版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
（4）在文物大系的编撰过程中，总主编王子初先生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这在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5.大系资料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所谓“隔行如隔山”，为了保证文物大系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前期普查的工作中，大系总编辑部派专人亲自赴各省文博部门采录相关音乐文物的所有资料，如拍照、测音、测量等。所谓“文章千古事”，在后期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了充分保证文物大系的出版质量，子初先生对于每一卷的后期出版都亲自把关。从文稿的通改到图片的筛选，从版式设计到小样、大样、清样的校对，他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每卷厚厚的书稿不仅子初先生一人要审订十余遍，大系总编辑部的其他几位编辑人员也是要校对十余遍，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6.大系对音乐史学影响的空前性：建国以来，音乐史学界还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对音乐史学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诞生了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据孔义龙教授的初步统计：以《大系》材料为基础的学位论文众多，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十余篇，硕士学位论文约三十七篇。在这些学位论文中有获奖成果二十余项，奖项来自中国音乐史学会论文评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及优秀学位论文等多个方面；以《大系》材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著述数量更是惊人，至少已有四百余篇（部），其中就包括子初先生所著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对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斌同志曾经感叹此项目：“中国文博界最大的一部书，想不到是你们搞音乐的人编出来的！”
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面对19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衷赞许道：“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
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实现了戏剧性的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
目前，在总主编王子初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文物大系的编撰、出版工作仍在继续。除了已经面世的16本19卷之外，还有至少十五卷需要编撰；且由于地下音乐文物的不断出土，有的省份已经出版了续卷。再者，有的省卷的修订版已经在洽谈之中。可以想象，多年之后的文物大系将会有四十、甚至五十余卷，也可能更多。其规模将何其雄伟、壮观！毋庸置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而且必将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清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