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7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主办、沈阳音乐学院承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0届年会”（以下简稱“年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余名专家、学者，在沈阳音乐学院这所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学府思辨畅谈，这也是继1984年“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片）”①会议后，时隔34年，再度莅临沈城的一次盛会。
开幕式上，学会会长乔建中致开幕辞，他回顾了学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了学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向为学会成立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前辈学者以及给予学会关心和支持的全国各大音乐院校、全体会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此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萧梅总结汇报了两年来的学会工作及本届年会的筹备情况，宣读了新会员名单，并鼓励各位同仁积极参加2019年举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5届世界大会”，为推动传统音乐的发展及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后，与会代表结合自己的研究论域展开了热烈讨论，其议题主要涉及：回溯传统、明确定位的主题发言;开拓新方法、新思路的专题研究;鼓励后学和培育新生力量的青年学者论坛;彰显传统音乐资源与当下高科技结合的影片展映专场等，大致可梳理为以下几方面：
一、主题：回溯传统 明确定位
本届年会共设两场主题发言。第一场主题发言分别由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玫主讲。冯志莲的《鲁艺精神与中国音乐文化传承——沈阳音乐学院80年传统音乐建设与发展历史回望》，以沈阳音乐学院80年的传统音乐教学与科研历史为主线，从多角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鲁艺精神”进行阐述;孟凡玉的发言《敦煌曲子、变文与贵池傩戏中的〈孟姜女〉》，对敦煌曲子、敦煌变文以及贵池傩戏中的三种不同形式《孟姜女》进行“考证”与比较;李玫的发言《中古伎乐的后世并蒂莲——西安鼓乐与南音谱字系统及宫调关系》，对西安鼓乐和福建南音中的四调与谱字分布进行比较，认为西安鼓乐和南音同曲不同调式的这种存现状况，体现出中古宫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历史印记。
主题发言的第二场分别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四川音乐学院杨晓、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主讲。乔建中的《〈新编中国传统音乐（分层分级）教材〉编写思路及相关问题》，通过分析三本代表性的传统音乐著作，对当下传统音乐教学及教材提出建议，认为编写教材是教育教学的第一要务，也是推进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关键步骤;杨晓的《百村歌赛：非遗之后侗族大歌再观察》，通过对2014年举行的“首届侗族大歌百村歌唱大赛”的回顾与讨论，总结侗族大歌申遗以来的若干复杂现象;萧梅的《数字时代的传统音乐生态与研究》以2017年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的一部著作《音乐，本出性，数字媒体》《Music，Indigeneity，Digital Media》为例，详细阐释了书中关于传统音乐生态在数字时代的思考。
两场主题发言内容涵盖较广，从传统音乐宏观学科建构到微观品种研究，从传统乐律谱字比较研究到数字时代的传统音乐生态研究，宏微里表、纵横切入，体现了现今传统音乐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学者对当下传统音乐理论系统建构的思考。
二、热议：“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
“一带一路”及相关“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是目前学界的热点议题，本届年会共有16位学者就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实录举要》，在阐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为例，探究跨界民族音乐历时传续与共时延展的形态和动因;中央音乐学院安平的《“世界音乐观”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以贵州彝族古剧“撮太吉”音乐创作为例》，提出了“世界音乐观”的学术论点，并以贵州彝族古剧“撮太吉”为例，对其进行相关理论阐释及解读，进而申明了“世界音乐观”在多元文化构建及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孔义龙主持的“从音乐考古学视角看海上丝绸之路音乐传播”小组，通过考察中国传统音乐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南亚等地区的传播，分析了梅庵琴派、广东粤剧、客家山歌等品种在海外的流传发展;陕西师范大学贾嫚主持的“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小组，讨论了西北地区音乐图像、乐器等方面的考古遗存所体现出的中原-西域文化交流现象等内容。
历史上，陆路与海路两条“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新与发展。在世界多元化发展、传统音乐面临挑战的今天，关注研究这一音乐文化交流现象，对我们认识当今民族文化融合与变迁、音乐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创新，进而在国际合作中展示民族文化的自信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传承：“非遗”保护与传统音乐教育
随着“非遗”工作的日益推进，如何将传统音乐的“原生性”更好的保留、重建传统音乐的主体话语权，并将其置于文化及社会语境中加以动态审视，以及如何发挥高校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等都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也是本届年会学者参与讨论最多的议题。
在“非遗”与传统音乐教育方面，中国文化与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传统音乐研究的文化责任与学术体系建设》，认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确立只有遵循“从构建核心价值与价值体系到记录整理、理论研究”的逻辑链条，才能实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领域对传统音乐文化从自知、自觉到自信的转变;武汉音乐学院孙凡主持的“‘非遗’在专业音乐院校传承与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楚曲·汉调·皮黄—汉剧艺术展’及其延伸问题研究”小组，以艺术类高校举办的各类“非遗”品种展演、展览、工作坊等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对戏曲类“非遗”品种个案的传承、传播及创作等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西安音乐学院吴婷的《西安音乐学院陕北民歌演唱专业教学实践及成果的考察与研究》聚焦于民歌类“非遗”项目在高校的教育传承实践探索。
在“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内蒙古艺术学院杨玉成的《一项课题与一份遗产——科尔沁史诗“逆时”传承叙事》，认为“模仿”是科尔沁史诗最为有效的学习方式，并以七山学习演唱科尔沁史诗的经历为例，说明口传音乐传承的关键在于“‘学’和‘习’，而非‘教’与‘传’”;温州大学钟芳芳的《韩国“非遗”音乐的传承模式研究——以江陵端午祭为例》，阐释了韩国江陵端午祭“非遗”音乐的传承模式，为我国的传统音乐“非遗”传承提供他国经验的借鉴。
在“非遗后”时代研究方面，萧梅主持的“非遗之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小组，考察诸如古琴、江南丝竹、彝族毕摩经诵、四川扬琴、海丰竹马戏等影响较大的“非遗”项目，小组成员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新审视“非遗”品种的艺术、社会特质与功用，思考“非遗”申报认定工作中各方作用与得失，以及在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齐易的《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回溯》，对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考察工作进行回顾，探讨了音乐类“非遗”项目的摄录、保存、研究等问题;西安音乐学院闫若彧的《重访视域下的西安鼓乐——何家营鼓乐社六十年生存发展状况研究》，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对西安何家营鼓乐社进行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
此外，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明立国的《在实践过程中的对话与辩证——几个台湾原住民族群的案例探讨》、中南大学李敬民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公权与私权”界定》、黑河学院党维波的《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与思考》等，均是通过对目前“非遗”保护现状的系统性剖析，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非遗”保护与传承提出建设性意见。
总体来看，现今对音乐类“非遗”话题的关注，学者愈发趋向于“非遗”活动本身对诸传统音乐品种的影响、各“非遗”项目的内在变化等视角，其中不乏对音乐类“非遗”与现代音乐教育融合的探索。当下，随着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不断深入，其政策实施有待完善，如何整合社会力量，依托专业院校、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来拓宽非遗发展出路、推出文化产品，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我们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四、发展：传统音乐在当代
关于这一议题，本届年会的发言者主要从整体与个案兼具的角度，对如傳统音乐影像志、传统音乐当代应用、传统音乐的当代变迁等数字化背景下的传统音乐研究展开探讨。
在传统音乐影像志方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刘桂腾带领的“多元化的音乐影像志文本”工作坊小组，通过“音乐影像志短片案例展映”与“个人学术见解阐述”两个板块，结合成员田野经验和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音乐影像志的文本样式、技术构成以及田野作业中的学术伦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影视文本为载体的音乐文化研究、保护与传播的方法。此外，在本次会议的影片展映专场，《音乐中国》英文学报主编周勤如的《马边彝族年：传统与现代——一部采录自小凉山真实生活的音像报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陈映璇的《〈听，1967〉——〈欧乐思-史惟亮档案〉重返部落影音纪录》、西安音乐学院乔建中的《丝绸之路明清俗曲——青海平弦》三部影片参与展映，并围绕影片所呈现音乐文化现象以及田野影像记录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展开深刻讨论。
在传统音乐的当代应用方面，南京艺术学院施咏的“流行音乐中的中国民族音乐”小组，分别以“东北民歌”“吴越民歌”“燕赵民歌”“闽台民歌”“秦晋民歌”为对象，探讨了民歌在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运用;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的《戏曲作曲、民族作曲及其他》对戏曲在当代创作中的应用作以阐发，认为戏曲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集大成者，戏曲音乐的保护与发展应遵循“阴阳之道”以调和之法平衡进行;华东师范大学石春轩子的《借鉴戏曲曲艺艺术发展当代民族声乐》、江汉大学柳犁的《从古风音乐的传播看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运用》等亦是对传统音乐当代应用的研究。
此外，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的《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着重阐释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通过对中西和谐观念之比较，提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是“和而不同”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华南师范大学蒲亨建的《音腔揭秘——由〈音腔论〉到〈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缘起》，对沈洽的《音腔论》提出质疑，进而又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在场学者也就“商调式的音腔、中国调式有调式现象而无调式概念、用西方乐律解释中国乐律是错误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传统音乐当代变迁方面，星海音乐学院黄燕的《何育斋与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汉乐》探讨了何育斋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汉乐的关系;四川音乐学院杜梦甦的《如旧如新——川剧音乐创作的当代属性》，以川剧传统戏《双八郎之禹门关》在不同年代的传播发展，折射出川剧音乐的创作变迁;南京艺术学院鲁勇的《从脚色到角色：豫剧现代戏唱腔音乐的探索之路》，指出传统豫剧在近代一系列变化催使下，必然会经历从“脚色化”到“角色化”的唱腔音乐变迁，并解析了豫剧现代戏音乐在“角色化”实践方面的探索;中央民族大学李艳双的《环境、政治、文化政策——赫哲族民歌当代变迁研究》由表及里地表述了赫哲族民歌在当代的变迁。华南大学仲立斌的《广东城市化进程中的粤剧民营戏班调查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兆曌的《家班的现代变迁》等也是传统音乐当代变迁的个案研究。
可以看出，进入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更为关注传统音乐的当代变迁、发展、保存与应用，并尝试综合现代科技手段以多学科视角、多维度切入去研究、传承和发展传统音乐。当今，我们的民族音乐创作需要有向传统致敬的情怀，将传统音乐的灵魂和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细胞中，这对于今天的民族音乐发展有特别的意义。
五、深化：区域音乐研究
区域音乐研究是近年传统音乐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研究主要通过“区域”这一特殊视角来解释某一民族、某一地区音乐的“空间组合形态”及人在其中的文化行为，探寻音乐与地理、人文等的内在联系。本届年会，学者们针对此论题的论域主要涉及音乐地理学、少数民族音乐个案研究两方面。
在音乐地理学研究方面，广州大学马达主持的“音乐地理学视域下的岭南传统音乐研究”小组以岭南地区的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以音乐地理学基本理论聚焦潮剧、广东汉乐、广州琴馆等乐种乐象，围绕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播流变、历史渊源、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刘清的《晋陕峡谷西岸村落打醮活动的声音景观研究》借用声音景观概念，对音乐如何赋予一个地理空间以特殊的意义展开追问。
在少数民族音乐个案研究方面，四川师范大学李德隆的《“白马人”的歌舞研究兼及族属认同》通过民族归属、文化语境、音乐文化等方面梳理“白马人”与藏族的差異，认为白马人的族群划分存在官方界定和民间学理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南阳师范学院刘振涛的《苗族“嘎闹”集团民歌的基本特征与地域性特征》，对苗族“嘎闹”集团分布、体裁形式及核心音调基本特征等进行分析，归纳苗族“嘎闹”集团各支系民歌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信息;东北师范大学刘江峡的《从认同到建构：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及其音乐文化建构路径》、青海民族大学苏娟的《土族婚礼仪式音乐区域文化特征研究》等也是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基础上进行的区域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六、新作：青年学者的新成果
“青年学者论坛”是本届年会的又一亮点，吸引了各院校的在读博、硕士研究生及部分本科学生的积极参与，他们的选题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小题大做”实证性与学理性兼具，如中国音乐学院邓洁的《智化寺京音乐研究现状与思考》、台湾成功大学姜晓萌的《台湾本地歌仔表演艺术之探讨》、沈阳音乐学院毛一丁的《石氏京剧鼓师世家访谈录》等;浙江音乐学院张林主持的“为适应当代传统音乐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小组，以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为例，探讨了如何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新观念、新理论解决疑难瓶颈问题。此外，上海音乐学院刘红主持的两个小组，将学生的学期论文整合起来，以学生在认知传统音乐现象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已知学术观点与现象描述相矛盾时所做出的回应等案例为主体，内容涉及口述史、民歌音乐形态研究、传统音乐分类等，引发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也展现出学界新人的创新精神。
结 语
综观本届年会，是一次高效的学术成果的碰撞、交融与汇聚。与会者畅谈学思、鞭辟入里地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理论与方法，对传统音乐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与阐释，既有前沿学术思想的启迪，又有音乐事项真伪的考辨，既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回溯与展望，又有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反思与争鸣。其中所渗透出的创新性，都将是传统音乐研究新的理论与方法的生长点。
①“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前三届会议以“民族音乐学讨论会”、“年会”之名召开，经过三届会议酝酿后，在1986年第四届北京会议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正式成立，始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并延用至今。
田蕊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