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定的时代氛围以及萨义德的相关学术观点，致使“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国民性批判发生必然关联。“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在两个方面促进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新局面的出现。首先，“东方主义”理论的输入引发论争，而论争双方的理性最终促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趋向理性，具体表现是：鲁迅国民性批判最终成为被审视对象，解构与建构相向而行，殊途同归。其次，“东方主义”批评的方法、视角与观点促使国民性批判研究的深化：相关观点及知识考古促使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渊源探寻的深入及多元化；“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本土补充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得以在开阔的视阈中进行。
关键词：东方主义；国民性；他者化；知识考古；重构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5-0067-06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烘托、刺激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从而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乃至鲁迅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东方主义”与鲁迅的必然关联
“东方主义”是萨义德专著《东方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复杂，在此取其两个义项：一是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二是研究东方的学科或学问，即“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①，“东方主义”等同于“东方学”。萨义德的《东方学》、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等后殖民文学理论、福柯的权利话语，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进入中国，但对文坛影响最大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与鲁迅叙事发生关联，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从文化的角度看，特定的时代氛围使东方学特定的价值取向与鲁迅发生关联成为可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的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驱使部分文人的学术兴趣转向文化领域，“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随之萌发，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后殖民批判话语正好迎合了中国文人的诉求，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受到特别青睐。因为，萨义德解构西方文化霸权、为东方文化张目的文化思路启迪了中国学者，迎合了中国本土的民族情感，因而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反思自己在“文化热”中的西方文化崇拜，重新思考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学者们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而鲁迅是“反封建”的主将，其国民性批判顺理成章地进入学者们的视域。
从文学的角度看，萨义德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及相关文学评论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生反向关联。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实质上是西方用以描述、殖民、重建、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或机制，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东方的想象建立在优越的“西方意识”基础上，其目的是使西方获得征服东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② 在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东方仅仅是“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③，或被他者化的对象。在考察福楼拜、奈瓦尔、夏多布里昂等作家描写亚洲和美洲殖民地的作品之前，他这样立论：东方主义虚构被殖民民族的个性，作家的表述或描写仅仅是“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对东方进行“自然”描写。④ 萨义德认为，进入当代之后，“帝国主义”甚至与“文化”建立了“共谋关系”；“共谋”在文学叙事中的具体体现是：要么“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⑤，要么为实现自己的霸权而谋划；而在新老东方主义者的文化或文学叙事中，中东穆斯林、印度人、马来人、中国人有着民族共性，如愚昧、疯癫、好色、懒惰等，而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则充满专制、黑暗、腐败与混乱。萨义德的民族主义观点引起中国文人的“民族警觉”，这种“民族警觉”促使文人们迫不及待地考察本民族“国民性”的“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于是，两种学术焦虑随之产生：马可·波罗、利玛窦、史密斯（明恩溥）等人的中国形象描述是否包含文化阴谋，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陷入新老帝国主义的文化圈套。而焦虑的集中指向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从表面上看，是刘禾论文《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的发表使“东方主义”话语与鲁迅发生关联，而事实上刘禾的论文仅仅是使“东方主义”话语与鲁迅发生关联的触媒，因为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最后落脚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是历史的必然。
二、“东方主义”理论的输入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的理性化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输入之初，给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带来的是冲击：与1980年代“第四代”学人颠覆先前的鲁迅研究不同，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激进文人从思想资源层面切入，否定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合理性，而鲁迅国民性批判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因素。
旅美学者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刘禾认为：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它不仅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是一种源自西方传教士且带有歧视性的知识构成，所谓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的“虚构”。⑥ 刘禾的观点引起反响，但范围有限。时至1990年代末新世紀初，在解构主义思潮烘托、新儒学扩张等因素的作用下，刘禾的观点受到广泛的关注，由冯骥才、王朔等作家及朱大可、张闳等学者构成的“贬鲁派”将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用于“批评实践”，“贬鲁派”随即形成，“护鲁派”应声而起，两军对垒，开始激烈论争。在论争之初，两派皆意气用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学理化倾向”⑦，然而，随着论争的深入，学者们渐趋冷静，论争的理性化导致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渐趋理性化。
1.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最终成为被审视对象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双向的：既批判底层民众的精神缺陷，又批判毒害民众灵魂、扭曲民众人格精神的封建文化。鲁迅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成为文化巨人、文化符号的根基，同时也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出于不同目的而“神化”鲁迅的逻辑起点。尽管自193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质疑一直伴随着鲁迅，但无人敢颠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尤其是在毛泽东发表“三家”“五最”的权威评价之后。在1990年代之前，人们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微词”仅仅触及皮毛问题：大多在唱完赞歌之后指出些许“不足”。至今人们仍在赞赏1980年代中期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的“颠覆”行为，但事实上他们是用新的赞美方法去颠覆传统的赞美方法。因此，逆反情绪的酝酿、累积及最后发泄，在所难免。1980年代中期的“《杂文报》《青海湖》风波”是“发泄”的具体表现，年轻的学者们的动机之一是“让鲁迅从意识形态神话下走出”⑧。
刘禾及其追随者承接了“风波”的遗绪，以夸张的姿态挑战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开始“还原鲁迅”的尝试，期待鲁迅进入真正的学术视野。事实证明，刘禾及其追随者的鲁莽是致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走向理性的触媒。
以论争开头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有三种“立场”：否定鲁迅国民性批判、肯定鲁迅国民性批判、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鲁迅国民性批判。事实上三种立场只有两种“态度”：质疑或否定，肯定。
刘禾、摩罗无疑是否定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代表性学者。刘禾是质疑鲁迅的始作俑者，但较早转入理性思考的也是刘禾。在《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等專著中，尽管刘禾仍然承续先前的观点，但其理论建构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第一，对“虚构”理论进行周密的“知识考古”，甚至找出了鲁迅所说的“幻灯片”，还解释说“神话”仅仅是“隐喻”的说法，并无诋毁之意。⑨ 第二，消除先前的粗暴，对某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许多判断具有学理色彩。例如，在谈到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源流关系时，表示理解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时的两难处境”，说：“从一开始，鲁迅就对国民性理论充满复杂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国民性理论吸引他，因为它似乎帮助他解释中国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的惨痛经验；但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的观点对中国人的轻蔑又使作为中国人的鲁迅无法认同。”⑩ 最关键的是作出了新结论：鲁迅在叙述中注入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第三，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外来思想资源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影响，分析透彻，结论大致可信。
由于种种原因，葛红兵、朱大可、鄢烈山、冯骥才、王朔等文人不再参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讨论，而摩罗继刘禾之后，继续质疑鲁迅。摩罗在2010—2012年之间出版了几本“激论”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专著，但他遵循刘禾的考证方法，以“知识考古”支撑自己的观点，因而其“激论”保持在理性范围之内。
进入新世纪之后，张颐武等重要学者也开始更理性地看待鲁迅。例如，在《“公民身份”与“新世纪文化”》一文中，张颐武不再指责鲁迅等人接受西方文化的盲目性，也不再提“中华性”的建构，而是通过知识考证，阐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真理性，主张超越现代中国的“公民身份”，在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建构新的“公民身份”或民族个性。一些后来加入论争的学者，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质疑也显现出理性。例如，《“国民性”：一个假想敌，文艺理论与批评》、《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风景的发现：国民性话语再思考——以鲁迅为中心》、《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等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基本上都站在学理层面说话，无意颠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
与此同时，护卫鲁迅的学者也逐渐趋于理性。他们的理论指向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真理性，以此维护鲁迅的权威。从整体上看，“护鲁”的义愤逐渐减退，学术层面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圈子保护主义”渐趋淡化，呼吁政治干预“贬鲁”的声音不再出现，学者们更注重以理服人；值得注意的是，同质疑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学者一样，部分护卫鲁迅的学者也走上了学术考证之路。
从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看，高旭东、高远东等一直拥戴鲁迅的专家的国民性批判研究更显深沉。例如，高旭东的《鲁迅传统的形成及其当代命运》消除了《不废江河万古流——对颠覆鲁迅者的颠覆》、《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吗？——与刘小枫对话之一》等文章的激动，代之以冷静温和，既客观地论证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又批评当代鲁迅研究制造神话、“高贵地悬置”鲁迅的弊端。
一些后来参与护卫鲁迅的学者大多能够冷静发声，在学理上论证国民性批判的真理性。陶东风在《“国民性神话”的神话》一文中，通过系统的分析来揭示刘禾的失误，一分为二地评价“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尽管其《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等文章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其以理服人的态度值得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国民性批判论争本身也成为观照对象。部分论文在评价两派论争的是非曲直之际，也理性地评价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如古大勇的《“过度阐释”与“偏离鲁迅”——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二）》、迟蕊的《从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中的问题谈起》等。与此同时，作为考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理论依据的“东方主义”话语及整个后殖民理论，也受到审视，甚至是“反批判”，这也是以理服人的具体表现。学者们达成共识：鲁迅采纳了《中国人的气质》等文献的观点，但鲁迅有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其思想根基是他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与爱国精神；刘禾推动了鲁迅国民性思想乃至整个鲁迅研究，其研究方法有可借鉴之处。
激烈对抗的两派学者最后走向理性，是一种必然。对于质疑鲁迅的学者们而言，夸张挑衅的动机之一是挑战鲁迅研究的隐性规则及习惯模式，希望在“去魅”或“还原鲁迅”层面研究鲁迅，而当鲁迅国民性批判成为审视的焦点之后，挑战者发觉虚张声势只能“造势”，而与学术无补，因而他们回归冷静，转而在学理层面重塑论点，应对论敌。对于护卫鲁迅的学者而言，“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开启了一扇观照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新窗口，展示了新思维，“知识考古学”等新方法显现出特有的学术魅力，他们发现论敌的某些观点似乎不无道理，而当代学术研究所需的科学性、客观性、民主性及学术良心驱使学者们贴近新理论、新方法，求同存异，理性观照鲁迅国民性批判，因而这些学者的愤怒慢慢平息。随之，反击转为反思，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真理性的应激性袒护转为学理论证。于是，激动与骚乱被冷静与平和代替，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最终被置于平和的学术语境中，成为被考察对象，“重构”得到默许。从近年发表于中国期刊网上的论文看，有三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鲁迅国民性批判在更多情况下是独立的重要研究命题，而不是作为“附带研究”包容在“鲁迅思想发展分期”等命题中；二是以“政治文艺学”或政治文化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国民性批判研究不再处于主导地位；三是不断有一分为二审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文章问世，少数仍显偏激的言论或文章也被允许发表。这些现象既是鲁迅国民性批判成为审视对象的具体表现，也是鲁迅国民性批判成为审视对象之后的结果。
2. 解构与建构的殊途同归趋势
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被置于平和的学术语境之际，不同立场的学者发现他们面临着大致相同的任务：重新审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重构”鲁迅。于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显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
对于质疑或否定鲁迅的学者们而言，姿态的夸张、命题的新奇、思想的新锐与判断的另类，并不能证明命题的真理性，因而在躁动与兴奋之后，面对论敌的学术逼问，“始作俑者”必须在学理上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在书斋中用功是不二的选择。而随着探讨的深入，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浮浅与偏颇，于是，他们开始纠正偏颇，补齐空缺，收回某些结论。例如，他们不得不回答或者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西域的“中国想象”怎样影响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中国人的气质》等文献與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哪些实质关联、如何关联，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是否完全立足于西方人的“中国想象”，鲁迅国民性批判是否真的是“神话”，鲁迅国民性批判到底包括哪些内容，等等。因此，部分激进的学者事实上走了“反思——修正——重新结论”的理论道路。
贺仲明、周宁等一批“后来加入”的学者虽然承接了刘禾等人的思绪，但他们主要是以反思的态度对待鲁迅国民性批判。他们的反思既填补了刘禾等人的理论缺陷，又推进了鲁迅的“重构”。例如，“国民劣根性”是否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等问题的提出，颠覆了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客观上深化了鲁迅研究。
对于维护鲁迅的学者们而言，他们既要证明论敌的荒谬性，又要论证鲁迅的真理性。因为，传统鲁迅研究主要在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学层面展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研究受到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而在“东方主义”批评理论的映照下，先前的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显现出明显局限，因此，面对论敌的挑战，他们必须为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真理性提供新的佐证与支撑，必须补齐理论短板，尤其需要论证鲁迅国民性批判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鲁迅国民性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基于西方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反封建”是否存在“文化自戕”，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包括哪些内容，传统的鲁迅研究存在哪些弊端，这些弊端导致了什么后果，等等。
因此，两派学者都面临着“重构”鲁迅的艰巨任务：质疑或否定鲁迅的学者们由解构走向建构——由片面质疑或否定鲁迅走向全面审视鲁迅，维护鲁迅的学者们则由建构走向重构。正如徐妍所说：在“东方主义”批评的启迪与刺激下，鲁迅形象的“重构”势在必行，而“重构的本质”是“建构与解构的双向逻辑行程”，于是，“鲁迅研究日渐趋向学理化的建构”。总之，重新审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或重构鲁迅，使两派学者相向而行，殊途同归。
三、“东方主义”理论的输入与国民性批判研究的深化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带来国民性批判研究的深化。正如迟蕊所说：“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带来“勃勃生机和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深化”有两大集中表现：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渊源探寻的深化与国民性研究的深化。
1. 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渊源探寻的深化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在两个层面促进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渊源探寻的深化：一是“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视角，质疑鲁迅的学者与护卫鲁迅的学者皆从这一视角重新观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在为两派学者提供一个话语起点的同时，又暗示了一种“探源”方法；二是两派学者出于各自目的进行“知识考古”，支撑自己的观点。“探源”的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立足于“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借鉴其知识考古学方法，探寻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西方思想资源。刘禾、摩罗等人自然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刘禾等人考察多种外文文献或外文文献的汉译文本，系统梳理新老“东方主义”的“东方想象”，揭示“西方中心主义”在我国近现代国民性思考中的投影——包括对严复、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的影响，着重考察“东方主义”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影响——通过具体的文献展示与作品分析，揭示“东方主义”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源流关系。如果撇开语言的偏激与观点的片面，笔者认为，刘禾、摩罗等人搜集或“揭示”了新资料——尤其是国内学者难得一见的资料，提出了一些不乏启发性的观点，客观上引导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朝纵深发展。
周宁、黄兴涛等人的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渊源探寻，因循刘禾等人的思路，但少了几分偏执，多了几分学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回避直接判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是非，而是在宏观“学术史”层面论证“东方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例如，周宁在《“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一文中，考察赫尔德、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几代学者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劣等民族”观念构建，概括明恩溥（史密斯）等传教士对中国人性格缺陷的感性叙述，揭示新老“东方主义”观念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周宁基于考察得出结论：中国早期现代思想家无论是反驳西方霸权话语，还是思考本民族的历史命运或讨论国民性特征，都“以西方话语为前提与基本范畴”，“在西方话语中进行”。 周宁等学者的考证尽管略显粗糙，结论值得商榷，但视野开阔，提出了具有启迪性的观点，对西方人的“中国印象”考察，客观上弥补了萨义德“东方学”理论的“中国论”缺憾，反衬出某些学者的偏激与狭隘，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研究。
其次，“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促使部分学者深入考察本土思想资源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关联，在开阔的视野中观照鲁迅思想。高远东认为，当代鲁迅研究有两种朝向：一是建构某种意识形态的“朝圣”研究；二是“受学科自身的学术规范的制约”的“非朝圣”研究。 很明显，在“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烘托下，部分学者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学与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外另辟蹊径，在开阔的视野中梳理近现代相关思想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内在关联，展示真实可信的文献，深入分析某些思想理论与鲁迅作品的内在关联，纵向梳理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邹容、胡适等学者的国民性思考对鲁迅的影响，已经成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行为。郑欣淼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溯源》、袁洪亮的《论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渊源》、刘玉凯的《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由来及意义》等论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开阔的视野中探寻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本土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因素”被嵌入不同的鲁迅研究文本中。
自然，有些本土思想资源“探源”是针对刘禾等学者的鲁迅质疑的，但这种带有“兼及”功利目的的考察，也在开阔的视域中展开。例如，王学钧的论文《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针对刘禾的理论疏忽与表述粗放，考察了“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以及“国民性”概念通过梁启超兄弟二人引入中国的过程，文章在文献发掘与理论开拓两方面都有所贡献。
再次，在“东方主义”批评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烘托下，国内学者开始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资源的“复合探寻”，在宏观层面研究国民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虚构东方神话等观点及知识考古等研究方法，使“复合探寻”成为可能。部分学者开始探寻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综合因素。“复合探寻”的主要表现是：考察中外相关思想文化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多元影响。高旭东、王志蔚等学者的探寻具有代表性。高旭东从“中西文化撞击”角度切入，考察鲁迅的“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评价新时期的“鲁迅风波”。 王志蔚在其专著《批判与重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姿态》中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三大因素密切相关，即国内国民性改造思潮、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和20世纪初日本的国民性思潮。 刘玉凯认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有三大源头：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强国理念，史密斯等西方人的中国评价和厨川白村、安冈秀夫等日本学者的中日民族性研究。 显然，这批学者立足于传统的鲁迅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东方主义”的相关观点与考证方法，在更宏阔的时空中观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2.“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再造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的深化
随着“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在理论批评与文学评论中的实际运用，“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补充或“本地再造”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无论是萨义德的《东方学》还是齐乌丁·萨达尔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之“东方”的主指并非中国——首先是当今的“中东”地区，其次是印度与“马来地区”，最后才是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而且美国人与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大相径庭。换言之，中国的东方化不是现行“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核心话题，中国的他者化并未得到萨义德等后殖民学者的充分考察。因此，部分学者意欲补齐这一“理论欠缺”。周宁、王寅生等学者是这一方面的开拓者。与王宁、张京媛、王岳川、徐贲、陶东风等学者的后殖民话语研究不同，周宁、王寅生等人的研究具有“混合性”：借鉴萨义德、齐乌丁等学者考证方法，视刘禾等学者的学术目的为潜在指向，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下现实，考察新老东方主义者的“中国想象”。例如，周宁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等专著，考察马可·波罗时代至今的中国国情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结合具体西方文献展示新老学者与作家的“中国想象”，分析以中国为指称的“东方主义”的演变，揭示当今“二元对立”世界格局中东方主义者“中国想象”的特质。王寅生以“理解与反思中西文化中关于对方的异域形象”为逻辑起点，以“大秦”为时间起点，梳理中国人的“西方形象史”与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史”，考察了新老东方主义者的“中国想象”。 当然，更关键的是，这些学者在构建“中国版”的“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之际，分析了“国民性”的自我认同及相关本土理论建构。例如，周宁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下现实为背景，考察东方主义者的“中国想象”，揭示了本土国民性思想的演变与形成；王寅生在梳理中国人的“西方形象史”之际，从民族心理、地域文化、哲学思想等不同层面展示了本土“民族性”特质及“国民性”思想理论的形成。
尽管“再造”的“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周宁等人没有正面集中讨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但它在两个层面深化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一是具有针对性的“中国版后殖民理论”话语，客观上引导人们在宏阔的时空中看待问题，以致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在高屋建瓴的学术考察与理论阐释中“不争自明”（如国民性的“自我认同”与“他者化”、国民性的生成、演变及特质等），同时也使某些关于鲁迅思想来源的问题不证自明。二是“再造”的“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与刘禾等人的观点融为一体，为包括鲁迅作品研究在内的当下文学评论提供了视角与工具。笔者查询中国学术期刊网得知，“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使用频率持续增大，基于“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理论文章日益增多。以“全文”为查询路径，以“周宁”和“东方主义”为检索词，时限设置为2005年至2016年，查得论文几百篇，这一结果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使用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出版了20多部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专著，其中部分专著在考察国民性之际，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而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关于“中国形象”的论文多达几百篇，笔者认为这些成果的问世及其对鲁迅的关注，与“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扩散及“再造”不无关系。
总之，“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在研究方法、文献搜集、理论支撑等方面促进或影响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代学风的改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50、4、3页。
⑥ 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56页。
⑦ 古大勇：《附魅与神化——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⑧ 徐妍：《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6期。
⑨⑩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2—85、8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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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水涛，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