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个民族是有着鲜明的特征的。既然每个民族都有“只属于他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点、特殊性”，那么，作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的文学，也就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的烙印，即民族特点。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有其独特的色彩，才使一个民族的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本文从中西文学对比中探讨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中西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5-03
文学的民族特点是构成民族文学的基本因素，离开了文学的民族特点，也就没有民族文学可言了。与民族构成的内涵相一致，民族特点也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使之实现现代化，这与处在变革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施加限制，把这种影响纳入到积极地重建民族新文化的轨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前者作为浪漫主义者的自觉追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者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是浪漫主义者基于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自然地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来接受西方文学的观念、准则，或对此加以无意识地误读的结果。
一、民族传统文学的特点
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民族题材、民族性格、民族习俗、民族宗教信仰等；就其形式而言，包括民族语言、民族体裁和民族表现手法等。而其中，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和民族语言对于构成民族特点的作用尤其重要。
先看民族题材。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来看，文学和生活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没有被反映者，也就没有反映。各民族特殊的历史和生活，是文学民族特点赖以形成的源泉。没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就产生不了民族文学。反之，不能真实地揭示民族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就不能称之为民族文学。
再说民族性格。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形象、典型反映生活。同样，作品的民族特点，主要是通过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这是因为，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创作过程中，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民族的心理素质。作品真正地表现出了民族的性格，读者就会毫不迟疑地辨认出它的族属。
第三是民族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具有民族风格的语言，对于构成文学的民族特点是十分重要的。生动有力地表现民族生活，刻画民族性格，也最易于为本民族人民所接受。同是用汉文创作，汉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的语言风格是有显著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着本民族的特点和方式，而这些特点和方式又是由本民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所决定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可以从语言风格上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民族的文学。总而言之，植根子民族生活土壤之中的民族文学，必然显示出鲜明的特点。既然如此，界定民族文学的归属，也就不能不考察它们所具有的民族特点。换言之，文学的民族特点，应该作为界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重要标准并非唯一标准。我们在认为民族文学必须具有民族特点的同时，也认为民族文学与文学的民族特点并非同一概念，亦即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民族文学。例如，我国有一些汉族作家，他们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乃至语言，都比较熟悉，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而且还表现出了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样的作品，能否划为少数民族文学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作家。
二、中西民族传统文学对比分析
在新文学史上，胡适提倡“全盘西化”最力，而他在个人婚姻危机中却向传统道德投了降。郁达夫小说关于性心理的露骨描写曾令卫道者目瞪口呆，可他《沉沦》中的主人公在窥浴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反映了儒家禁欲主义道德观对他的深刻影响。徐志摩的诗曾被贬为“欧化”，今天的读者却发现它们原来颇有婉约派词的韵味。这些表明，人们向外国文学吸取经验的理性追求，注定要受他们的观念、情感和潜意识层面的民族传统因素的制约。文学的民族特性，正是人的由文化所铸成的民族特性的自然流露。因而可以肯定，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它的文学在走向“世界的文学”的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相反，在克服民族片面性的同时，这种民族性倒会变得更加鲜明和丰富多彩。当然，这一过程充满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刚引进的西方文学思潮，因它与民族传统不相容而备受冷落，但少数先锋派接受了它，它就与民族的传统开始对话。于是它被慢慢消化，一些要素沉淀到民族传统里，传统得到更新，这些要素也获得了中国的特点。这时原本保守的人们会改变敌视的态度，把这些外来的文学要素当做传统的东西加以肯定。可是进一步向异域吸取艺术经验的过程不会就此中止。先锋派力图引进外国最新的成果，从而在新的水平上又展开了中外文学的对话。从林纾大量编译西方名著，五四时期广泛引进西方文艺思潮，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在左翼文艺界确立领导地位，直至新时期文学新格局形成的过程，都经历了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历次围绕某一中心问题的文艺思想论争，因某一艺术创新所引发的新旧两派的对立，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表现。这样的冲突有时甚至还会采取破坏性的形式，如“文化革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摧残。要避免这类消极后果，就必须把中外文学的交流由盲目、被迫改为自觉和主动，使之纳入良性互动的轨道。这就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用民族化的旗帜引导人们自觉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用世界性的眼光吸收中外文学的精华，使民族文学传统永葆活力。
在审美价值的取向上，中国传统文学重视历史真实，把史家的记载视为立论、创构的逻辑起点，并当做判断是非、高低的标尺。中国最早的散文《左传》，就是根据编年体史书《春秋》而成书的。它可以根据《春秋》里的一句历史记录，如“郑伯克段于鄢”，敷衍成繁简得当、条理清晰、语言洗练的历史散文，还可以把历史上闻名的战争记载，扩展为《蹼之战》之类的战争故事。再比如《毛诗序》在解释每首诗的主题的“小序”里，认为《关雎》是记载“后妃之德”，《葛覃》是记载“后妃之本”。这些拘泥于史籍的文学写作模式，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时，才在序里明确表示“不足取”。可是以史为据的考证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条主流，甚至可以在许多现、当代作品里找到“推广历史的真实”的例证。西方作家则不然，自亚里士多德在《荷马史诗》里总结出“说谎”艺术至今，虽有福楼拜等人倡导过尊重历史真实的文学主张，但从整体上仍然不成主流。盛于西方并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重艺术抽象，轻历史真实。他们认为：文学，就本质上看，不是现实，也不是直觉、经验和记忆，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假象”，是个虚构的世界；“‘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张“对历史添枝加叶”，德国剧作家席勒认为“严格注意历史真实往往损害诗意真实性；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他们都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摆布的“小孩子”。
三、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在整体世界史观的指导下，明确了民族文学处于向世界文学前进的过程中，这就给了文艺家和批评家一个重要启示：民族风格不可能有某种具体的样板，民族风格应该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活生生的东西，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结合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丰富多样的具体风格中民族精神的印记。这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从前人们以女人缠小脚为美，以少年老成为难得，现在正好相反，便是观念变化的证据。因而提倡民族化，决不是强迫文艺家遵循现有的某种规范，而是要他们从世界文明大潮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只要文艺家生动地表现了生活中所蕴藏的民族的精神素质，艺术上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较为完美的结合，不论他采用什么风格手段来组织题材，刻画人物，其作品必定具有民族气派。这正如鲁迅评陶元庆的画时所说的：“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彩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对于这种“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的风格，鲁迅认为“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俪尺或清朝的营造尺”，而“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需要指出的是，向“世界的文学”靠拢，并不是要抹杀文学的民族特性。世界的有机统一本有一个多样性的前提。人类一方面越来越接近自由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民族在奔向自由的道路上总是采取了带有自己历史特点的方式。
一个民族的诗人不仅必须对本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出现还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环顾西方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并不罕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等，无不以其独特的艺术天才，贴近人类的创作意识，塑造了无数与全人类紧密相连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既是本民族火热生活的参与者，也是“人类一般生活的参与者”（托尔斯泰语）。在这方面做得更自觉的是莎士比亚。他总是把戏剧冲突提高到“人类矛盾的高度”，“让人类的要旨产生于它时代的历史斗争之中，并赋予它以一种如此集中、如此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高度”。但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割断历史、脱离国情的类比。一般来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闭关锁国的封建经济生活，使得无数文人缺少西方世界乃至莎翁那种自觉。但是，谈艺的第一原则是要看对象是否符合艺术规律。众所周知，“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使我国许多古代作家赢得了生前不曾料想过的殊荣。这是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超过了作家主观认识的有力的证明。
如上所述，遵循这条规律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并不难发现堪于世界文学争奇斗艳的奇葩。此外，与此共生的还包括许多令人惊异的哲理和命题，它常会给人以“无心插柳柳成阴”之感。诸如，诗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史的最早载体，因此各民族的诗与史都有过水乳般交融的阶段，中国古代以男女喻君臣之谊，西方古代则喻天人之际；植根于西方沃土的基督教是极度悲观的宗教，生长于华夏田野的道教是追求长生的乐观的宗教；同受中世纪黑暗统治的中、西人民，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走向——西方人以宗教求慰藉，中国人以山水田园求平衡，人类有限的认识同无限的隐秘永远不会统一，因而悲剧与人类永存；爱美之心伴随着人类脱离蒙昧，步入文明，并非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悲剧艺术，如希伯莱族等等。这是中、西双向沟通带来的必然结果。求同论证可以视为辐合思维，它能在提供的根据中得出有方向、有范围的结论。求异论证又叫辐射思维，它能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不同的途径去开拓，以探求多种答案。它不受固定方向、范围的制约，能求答案于未知，更易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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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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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