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学”并不是永恒的抽象的形式和想象中的产物，而是在各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理解。从其发展来看，一直处于不断被构成和被塑造的过程之中，过去如此，现在与将来还会如此。历史在不同时期为它注入着新的内容和意义。题目中所说的“谱系”，既有历史的演变历程，是纵向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转向福柯式的“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这种“谱系学”主张“对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被构成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展开考察”，“它不同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不主张抽象的综合，而是倡导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特定的时空关系”。“谱系学”的方法，有助于打破将“边疆文学”等同于“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将之与主流文学分立的单向认知，而是将其放在“中华一体”的格局中，考其异同。哈萨克学者赛力克·吾合拜指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宝库。这是看到了汉文化在民族文学发展中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认为，除汉文化为一支重要来源外，中亚地区文化、俄罗斯文学、民间文化、当代文化语境同时构成边疆文学谱系的发展源、力量源。
本文注重具体语境中史的脉络，并选择在边疆文学中具有符码象征功能的一些关键领域作为表征，由此管窥边疆文学之构成内质及其流变过程。其目的，意在勾勒边疆文学形成的多元环境，对其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性和共性的呈现是有意义的。
表征：阿凡提与阿肯弹唱
虽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文学史的版本上看到“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灿烂的民间文化”的类似描述，但说到边疆文学写作传统之形成，我还是在“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选择上有了犹豫。其原因是，我们所面对的边疆各民族文学，其风格的形成不一定非得是已经概括好的某一种文学样式，而以上三种无疑都有固定的蕴含。“民间文化”的内涵又太大，与我们所说的“文学谱系”是包含关系却又所指有些差异，故也不太适用。最后，我选择“阿凡提与阿肯弹唱”，意在表明：边疆文学的独有性在于其民间的底子。这在今日甚至成为见证“民族性”的一种常见理路。我们常说的“幽默”、“英勇”、“豪爽”、“机智”等与族性想象有关的词汇都有其民间土壤，而“阿凡提”故事以及阿肯弹唱在民间的流传广度以及今日在文学表现上的突出程度，使这二者具备了代表民间文学在边疆文学书写地位的资格。而其背后，是丰富的民间世界，那里有笑话、故事、传说、英雄史诗、习俗……
著名翻译家艾克拜尔·吾拉木先生告诉我们：在生活面前，人人都是可爱的；在笑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样的话，充满了人生智慧，而智慧的获得除了艾克拜尔作为一名学者的智性以外，来自民间的濡养更是不可缺少的，其中弥足珍贵的是长伴其左右的阿凡提及其故事。尽管对阿凡提的研究已有一定历史，但有关阿凡提的故事到底起于何处以及哪个阿凡提更具代表性一直充满不确定性，或许对此问题的兴趣及其模糊性，恰恰说明阿凡提之于不同地区民族的意义和价值。这使阿凡提超越了一个具有传奇意味和民间价值的个体而成为跨时空的文化存在。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就像“驴吃完草走了”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想象性。在当代中国流传的民间故事里，阿凡提是以智慧、幽默、为老百姓抱打不平、勇于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民间英雄形象存在的。然而，通过对流传于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阿凡提故事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个经典的民间英雄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民间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加工、改造，慢慢变得完美高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分子的改编加工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说明，“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再现原作品。劳动人民总是根据多方面的生活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汇集群众的艺术才能，对原作品进行不间断的加工、润色和增删改动，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之最初的形态更为完美，使它的社会作用也更加扩大”。（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从这一点来看，民间英雄的生成过程恰好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征。
据有关专家研究，阿凡提故事最初起源于十二世纪的土耳其，在流传过程中，又与各国类似阿凡提式的机智人物的故事混合在一起，以致达到难以区分的程度。根据前苏联民间文学研究者杰甫列托夫的观点：“……在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外高加索、北非洲、西西里岛、希腊，以及在巴尔干的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事实上，东方所有笑话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名字收集起来的。”民间文艺学家的研究一般认为，阿凡提故事最早的原型是阿拉伯人朱哈，在十世纪前后出现于阿拉伯地区的口传故事当中，十一至十三世纪之间传至周边地区。十六世纪，土耳其人拉米伊已将朱哈的趣事与当地流传的纳斯尔丁笑话收录到同一本书里。当这些故事又回到阿拉伯时，阿拉伯人直接把霍加同朱哈混为一体，称为“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朱哈”。而在新疆维吾尔人口述的故事中，阿凡提是生活在十二世纪的人物。上述线索基本可以确定，现在一提“阿凡提”便将其与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联系起来的联想实为特定地域、特定历史和文化作用下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阿凡提故事自1950年代起开始有组织地被收集整理出版，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几种版本，而外来译为中文的阿凡提故事主要是来自土耳其、阿富汗及伊朗的版本。这样的过程充满差异性和语境特征。流传于新疆地区的阿凡提故事是一系列以纳斯尔丁·阿凡提这个传奇人物为主人公的维吾尔民间幽默故事的总称，维吾尔族人民在自己民族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故事，使阿凡提这个形象成为维吾尔族的机智人物。他是维吾尔族人民在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世俗观念的斗争中塑造出来的一个理想化人物。在阿凡提身上，体现着维吾尔民族的聪明、机智、幽默和勇敢，这是一种喜剧精神。结果，阿凡提作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幽默大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样的特征业已成为描述维吾尔族性的固型话语。
阿凡提的故事，主要反映出一种文化形态在旅行中民间化的过程。而阿肯弹唱，则一直以来存活在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每一个阿肯的弹唱中间，一个特定的语境得以展现，传统与现实的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阿肯也因此具有了代表民间艺术与民间智慧的资格。《辞海》中对阿肯作如下注解：阿肯——哈萨克民间歌手的通称。一般能随编随唱，即兴而歌；并收集、提炼民间诗歌，为群众演唱。演唱时手弹冬不拉伴奏。而哈萨克学者叶斯麻坎别提·依斯麻伊洛夫在其《阿肯们》中则说：“阿肯在十九世纪以后明显地拓展了自己的诗艺和专业特长，并接受了近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技巧。”阿肯的民间弹唱与文学的结合说明文学创作一直以来都在进行与民间的互为吸收。
阿肯阿依特斯在哈萨克文化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源自于习俗歌，渐渐地转接成阿肯阿依特斯。阿依特斯艺术兼有抒情性、戏剧性和叙事性。阿依特斯与民间文学的其他种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还影响着哈萨克民族的爱情长诗和叙事长诗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了一个范围宽广的艺术领域。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最初的阿依特斯是以生活习俗歌为基础的。而且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应当从原始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去研究阿依特斯的源头。哈布德西·贾纳布尔认为：“阿肯阿依特斯是早已成为了哈萨克民族的传统，民族色彩浓厚，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纳的文化活动。它以不断完善自身活力而源远流长，直抵我们今天。”阿肯阿依特斯目前引起的研究热，说明民间艺术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姻缘关系正越来越受到关注。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实。它启示我们，边疆文学的谱系当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来自于民间的智慧。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民族性写作闻名于世的文化遗产多半是英雄史诗，如《江格尔》、《格斯尔》、《格尔丹巴的传说》、《玛纳斯》等，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将史诗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史诗之发生发展过程却莫不是在民间步步生成的。因此，边疆文学离不开民间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表征：柔巴依
“柔巴依”，这个听起来柔软而弥漫着异域风情的名字当前能够在新疆各民族中传扬，恐怕是离不开来自江南的诗人沈苇的。这样一种传承的经历，与“柔巴依”自身的形成史颇有几分相似。比如说，柔巴依最早是来自波斯，而其四行诗的结构以及讲究韵律、节奏的格调又与唐代以来的绝句异曲同工。这中间，流动着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而其形成也是不同文化之凝聚。在这个意义上，“柔巴依”担任边疆文学谱系的表征是有足够的理由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漫长历史年代中不同地区、民族、国家间以文学为中介的交流史。而且，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柔巴依”已然是经典化的历史现实，会背诵与会写，都是文化的象征。此外，以“柔巴依”作为谱系之一，还有着地域意义：边疆文学之内蕴，与波斯、阿拉伯等中亚地区文学是分不开的。结论是，“柔巴依”的背后有漫长的交流史，尤其是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融共通。
目前有个错觉，凡提到“柔巴依”，就自然而然地与维吾尔文学样式联系起来。这种错觉说明三个问题。“柔巴依”在现今西部文学尤其是维吾尔文学中流传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显然是很突出的，此其一。此外则说明一个事实：完全忽略了文学的流动与吸收改造过程的客观存在。但历史毕竟不是一句“我们的”就能说得清楚。第三，关于“柔巴依”的普遍认知与其发展史之间的矛盾，反而证明现在的边疆文学是在吸收多重元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青年学者麦麦提·吾休尔指出：“解放前，对维吾尔文学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文学，因为伊斯兰文化的大气候自然而然地使它们连在一起。阿拉伯的《天方夜谭》、波斯的《王书》、印度的《凯利莱与代米娜》等世界性名著比汉族文学早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就广泛流传在维吾尔族中是毫不奇怪的”。这句话中提到了波斯的《王书》，此书不仅影响到维吾尔文学，而且影响到同在中亚地区的其他民族文学。如十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写的译本长达五万字的《王书》，使哈萨克族诗人阿赫特的眼睛“被这本有着神奇魔力的书吸引住”，“他开始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后来，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找书看，陆陆续续读到了波斯诗人内扎米、哈菲兹，维吾尔族诗人纳瓦依，还有索菲·阿拉亚尔等许多在阿拉伯文学史、中亚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诗人的作品”。显然，《王书》起到了知识入门的作用。而波斯柔巴依与中原诗文渐相吸收的历史，证明中亚文学及文化在边疆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翻译家紫军《中国绝句与柔巴依》一文中提出关于柔巴依与中国关系的最新观点：在唐代，至少有两条渠道使绝句与柔巴依产生了联系：一是当时的长安生活着一大批精通中国文化的波斯诗人，他们都是“双语诗人”，仅在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李■、安附国、李元谅、石楚温等人。他们既能写中国诗歌，包括绝句，也按此形式写波斯诗歌。这些诗歌因篇幅短小、适宜吟唱，一般波斯商人也能学会，并随他们的商队流传在丝绸之路上，带回自己的故土。这些反复吟唱的波斯语“绝句”，持续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经鲁达基等诗人的加工、定型，就形成了著名的柔巴依体诗歌。二是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有一支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及其以西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波斯萨曼王朝的所在地，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的故乡也在其管辖范围内。回鹘西迁，将自己的文化和部分唐文化，包括绝句在内，带到新的地区。一个世纪后，波斯就出现了柔巴依诗体。这种情况与回鹘带去的汉文化应该是密切相关的。这一论述似乎在叙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认为来自波斯的柔巴依实际是在中原地区唐代绝句的影响下形成。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应该就是，现今流传于新疆的“柔巴依”诗体，实则为波斯柔巴依与中原绝句的综合，起码就其体例来源可如是说。这样的事实和推论同时说明：早在唐朝时期中原与中亚及边疆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丰富，其时丝绸之路正是传递物质与精神的鼎盛时期。我们在历史书上所看到的“唐代都城长安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丝绸之路穿行的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中，在“柔巴依”中化为生动的现实。
由于受到汉地绝句的影响，波斯柔巴依传入阿拉伯文学和突厥语文学后，格律仍是诗人们遵循的原则，但要求已没有波斯那么严格。在阿拉伯语中，“柔巴依”的意思是“四行”或“四行诗”。维吾尔劝喻性长诗《福乐智慧》中的哲理诗，有人认为是柔巴依，有人认为是四行诗。而至今仍保持着创作柔巴依传统的，除了维吾尔诗人，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诗人中也是大有人在的。
就这样，“柔巴依”带着历史的风尘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体态。一次次的文化融通在“柔巴依”的中介下发生。
表征：前苏联与现实主义
将前苏联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已然彰显。但二者的联系却实在有很具时代性的历史语境。当我们追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踪迹的时候，恐怕这二者也是非谈不可的。由于在边疆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受到“前苏联”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说“前苏联与现实主义” 也是富有代表性的。而此时的“现实主义”因为与某国具体相连，其形态、内质也就有了规定性。这些在边疆文学书写中长时间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在当下创作中这种影子也还可以触摸得到。
关于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解，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长时间地具有一种旗帜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一份子的边疆文学同样如此。苏北海先生认为，在现代哈萨克族的文学发展中，除受汉族文化深刻影响外，“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带来了一些进步作品，如阿拜、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五四”运动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活跃和形成哈萨克族现代文学产生了促进作用。被誉为“维吾尔当代小说奠基人”的祖农·哈迪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从小就喜欢阅读高尔基、契诃夫、萨德尔丁·埃尼、穆赫塔尔·埃维佐夫、阿不都拉·喀德尔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并且在创作上也深受他们的影响。阿布都热依木·乌铁库尔、柯尤慕·图尔迪、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库尔班·巴拉提等作家和诗人们也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俄罗斯——前苏联文学的引导。
此时此刻，翻译在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开始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不仅有翻译成维文的汉语文学，而且有很多俄罗斯文学借着翻译之手来到了边疆书写的视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前苏联政府在塔什干设立“东方真理”出版社，在阿拉木图设立“新生活”出版社，专门为我国新疆地区提供维吾尔文的图书资料，其内容囊括学校教材、理科工具书、社科读物、文学作品。据初步统计，在1940年至1960年期间，“东方真理”出版社和“新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译成维吾尔文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共有六十五部。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世界闻名的大作家的作品在1950年代前后纷纷被介绍到新疆。在这个时期，塔什干、阿拉木图和喀山等地的文艺出版社为促进中苏两国的文学交流起了桥梁作用。而二十世纪末期在维吾尔文学中掀起的“艾特玛托夫热”，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文学对边疆文学的影响之深。青年学者麦麦提·吾休尔认为这直接导引了维吾尔文学的思维方式：由此，在维吾尔文学中首次出现了以“回归自然”、“保护自然”、“文化反思”为主题的小说。这种论断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艾特玛托夫在二十世纪后期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大力歌颂吉尔吉斯劳动人民，并塑造出一系列动物形象，如《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爱马古利萨雷、《断头台》中的草原狼、《白轮船》中的长角母鹿。这种对于动物的特殊情感在边疆文化系统中一直存在，尤其在民间故事里，常可看到动物与人的亲密联系。显然，前苏联文学与现实主义的表征之内，还蕴含着深入的文学的持续影响趋势。
随着社会语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强，对于边疆文学尤其如此。主流文学的作用在具体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彰显。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疆的时候，党中央就及时发出了“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创作反映边疆各民族生活习俗文化的文艺作品。老作家王玉胡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开始他的边疆文学书写的。他放弃了自己所熟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生活，而去熟悉他不熟悉而又应该熟悉的兄弟民族。他自豪地说：“我的作品都是以兄弟民族生活为题材，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在各个方位集中展开的边地文化互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获得了叙述的身份和力量。这是国家认同指引下的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
表征：鲁迅
柔巴依与中原绝句之间的关系，不仅说明波斯柔巴依的形成以及今天仍在进行创作的这种四句诗体形式与中原汉地文化的渊源，同时，提示我们这种渊源是建立在文化的双向交流基础之上的。当我们今天再看中国文学史或者文化史时，断不能忽略了来自西域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因子。当然，对于西域文化及文学的研究更不能忽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柔巴依的谱系分析主要落脚在波斯、印度以及俄罗斯文学对现当代边疆文学的影响上，其中一直穿插着一条关键的型构之图，即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学持久的影响与促形。如果说前苏联文学及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边疆文学之形成有直接关联，对我国现代文学同样如此，那么，“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更是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其时的文学创作直接引导着边疆文学。几乎在所有作家的创作历程中，都可见到一个闪光的名字：鲁迅。对于边疆写作者，尤其如此。鲁迅，不仅表征着一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更重要的，从鲁迅这里，可以见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与内地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因而成为共同书写时代特征的一份子。
无论从作家的创作转向来看，还是在作品主体精神的营造上，都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文学对边疆文学的影响。必须说明，我们这里所说“中国现代文学”并未将“边疆文学”排除在外，实际上对后者谱系的追述正是为了证明多元一体的文学观念。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突出本文主题的需要。苏北海先生指出：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把鲁迅作品及毛泽东的一些著作译成了哈萨克文，再加上茅盾、杜重远、林基路等进步学者来到新疆，对各级学校的学术都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不但进入了民主文学而且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阶段，从而也直接影响了整个哈萨克族地区。在此影响下产生了一批现代文学作家，如努尔塔扎·夏勒根拜、库带克·玛·拉尔拜、克孜尔·马木尔别克、唐加勒克·卓立德、阿斯哈尔·塔塔乃、杜伯克·夏力根拜、尼合迈德·蒙加尼等。而对于维吾尔文学来说，鲁迅的影响同样重要。1934年至1937年间，新疆先后有三批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的青年学者被选派去前苏联留学。其中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在前苏联读到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有人把他们带回了新疆。维吾尔著名作家与学者乌铁库尔回忆当年读到鲁迅小说《一件小事》时说：“伟大的鲁迅先生同情劳动人民的崇高思想，从学生时代就深深印在我的心灵中，至今还督促我踏踏实实地做人。”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先驱著名诗人黎·穆塔里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高尔基的保尔·符拉索夫，鲁迅的阿Q，茅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典型形象的光辉典范。”这每一个名字都讲述着一个边地文学互动的深刻事实。
鲁迅文学及其精神不仅影响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文学写作，对边疆从事写作的其他民族作家同样如此。回族作家白练曾说：“我接触文学最初和影响最深的还数鲁迅。”曾经在新疆文化促进会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并聆听茅盾主持的“鲁迅讲座”的锡伯族著名作家郭基南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特别是他那富有国民哲理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成为锡伯族青年当时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批判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艺术武器，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间，的确起过‘火光’和‘灯火’的作用。”
由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足可见出鲁迅精神和鲁迅文学传统在边疆文学的地位。透过鲁迅的表征功能，边地文学的互动之路和影响之途在更富张力的时空中展开并保持着来自历史的持续热度。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透析现状，更要回观来时之路。
表征：寻根与中国西部文学
我们说，鲁迅在边疆文学系谱中的存在，标识着边疆文学与内地文学的一体关系。那么，寻根与中国西部文学，则是这种一体过程中的又一表征。这二者，均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发生并逐渐开始对自身特色的追寻，其中引发的一些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当代边疆文学内里的重要启示。边疆文学，自此始终跟随着全中国文学的脚步，并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找到了自身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民族性、地域性与时代主旨正在自觉成为彰显存在的要素，而不再是先在的决定因素。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创作相比，此时的作品更加生活化，更注重人性美的展现，更注意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在这当中，民族性写作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而边疆文学的谱系当中，也随着“文化热”、“理论热”，加入了更多跨越界限的因子。
寻根文学是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旨在反对纯粹‘横向移植’的、跨越‘五四’文化断裂带，寻找中华民族文化、文学乃至生命之根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以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民族的原始生活形态或传统的精神价值为主要表现对象”。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与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和李航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一起成为发动寻根文学的宣言。在许志英与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指出：“文化寻根”在八十年代出现，与后来形成思潮的文化民族主义有联系，但我们不能认定它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话语。”这一评价说明寻根文学力求以文学追溯文化的意图事实上超越了文学的功能，其重返民间文化的努力在各种思潮轮番出现的文学场只能是一种想象。但对于边疆文学来说，这种想象却是与地域民族性的挖掘相连。虽然，寻根文学并未在边疆文学中有集中表现，却在与全国政治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的结合中获得了日后文学创作的某些样态。其中之一，就是寻根主题之一：表现本民族的生活。
在新疆，寻根文学是与开发者文学、中国西部文学等口号连在一起的，这显示出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文学的特殊性。“开发者文学”的提出与政治导向和主流文化有关。1983年，党的十二大作出现代化建设重点逐步西移的战略决策。1984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相继视察新疆，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新疆文学》从1984年开始举办“西部开发者文学征文”，旨在提倡和鼓励作家“以开发者精神，反映开发者生活，塑造开发者形象”。征文历时两年，发表了近百篇作品，最后评选出杨牧的《新疆好汉》、周涛的《在死亡的岸边歌唱》、章德益的《大西北抒情诗》、赵光鸣的石坂屋》、程万里的《白驼》、唐栋的《边地精灵》、董立勃的《不曾结束，也未能开始》等十篇获奖作品。“开发者文学的倡导，主要还是着眼于文学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服务，更多的是题材内容的强调，可说是《中国西部文学》改刊的前奏。”1984年5月10日《新疆文学》在五家渠举办“开发者文学创作笔会”，来自全疆各地的一批青年作者在讨论中认为：“中国西部文学”比“开发者文学”的提法更具包容性和历史感，更有精神文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恰恰与“寻根”文学之提出基本一致。一些评论家把“中国西部文学”和“民族文化寻根”联系起来，“认为建设中国西部文学的关键，就是要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长期积淀下来的西部文化，并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去开掘创作资源，探索人物的文化性恪和心理素质，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层的人性内容、特定的时代精神的契合，正是中国西部文学的实质，是它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必要途径。”1984年11月，《新疆文学》正式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这一口号引起了各方争论。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牧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中国西部文学这个口号”，认为它是建立在“大西北生活这个根基和源泉之上”的，“反映出自己的特征和性格，自己的精神面貌的文学”；并指出：西部文学这个概念“应被理解为一种倡导，一种目标，一个旗帜，而不应当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规范和创作风格”，而这个旗帜“能否鲜明地竖立在文学史上，最终还要看我们的创作实践和创作成果”。著名理论家林默涵则在1986年8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名词滥用和名实颠倒》的文章，认为倡导者是从外国引进了“西部文学”这个名称，“规定几条特征”，“要作家艺术家根据他们设想的所谓‘本质特征’来进行创作，制造作品，这岂不是提倡从概念出发的创作方法吗？”这两种讨论是对大语境的一种反映，对与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话语背后指出的西方文学大规模东流的现实。至此，我们对边疆文学谱系学的探讨就多了重要而又笼统的一维：西方文化。这是中国各民族文学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共同遭遇的话语事实。其结果，文学书写开始朝多个方向进发。
不独俄罗斯文学，西方现代派创作及其理论，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以及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在边疆文学的书写中打下了印记。维吾尔作家祖尔东·沙比尔、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叶尔克西·库尔班拜克，蒙古族作家道·乃岱，汉族作家董立勃、赵光鸣……，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西方文学的影子。这一时期兴起的“新边塞诗”思潮，集合了美国“西部文学”的想象、历史以来的“边塞”诗风、呈现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需求。著名评论家韩子勇将其内核总结为：“男神崇拜”，这是“新边塞诗群”的诗人的灵魂与西部自然的最佳对话方式，是他们对人生、土地和历史文化的精神认知，因为他们本身已成为西部景观的一部分。……“野马群”——有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强烈的“寻根”意味，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易觉察到的巨大存在，它是我们与土地，与古老的西域文化，难舍难分但又视而不见相违已久的神游。在这样深入土地与心灵的写作中，地域、文化、族别的界限不再重要，事实上，一种深度写作“只有高度统一在人性意义上，才能得到公正的阐释”。自此，书写人性，就成为边疆作家系谱中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