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民族身份，而这个民族身份一生基本上是不变的（只有个别成员有变更的可能）。
民族身份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要素。所谓自然要素，也可以说是生物性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血统。这是不可变的。所谓社会要素，也可以说人文要素，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分属不同民族，他（她）在18岁前可以选择父亲的民族身份，也可以选择母亲的民族身份（依我国法律）。一旦选择，一般就不再变更了。这种社会性、人文性来自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传统以及生活的民族环境等。这就有了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人民族身份的重要根基。没有民族认同，就等于丧失了民族身份。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血统和认同，两者缺一不可。
民族身份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曾有过多种理解和不同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热烈讨论（有时是争论），最终统一了意见：凡是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如蒙古族作家书写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使用蒙古文还是使用汉文，也不论是本民族题材还是非本民族题材），均属于蒙古族文学。因此，作家的民族身份就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发和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有了这唯一的条件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属性以及发展繁荣提供了既简单又科学的依据和保证。
正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都必须是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作家，就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作了界定，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区别于中国主流文学——汉文学，也就使中国文学具有了民族多元性。
作家的民族身份对文学书写具有内在的影响。一是，作家的民族血统不但继承了民族的生理基因，而且也继承了民族的心理基因、性格基因。二是，民族的自我认同，使作家受到民族历史，民族审美情趣，民族宗教，民族习俗等的陶冶、铸造，即产生了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正是少数民族文学萌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情感基础。
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使少数民族作家必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民族。他们天然地将自己列为这个民族的子孙，仰望自己民族的祖先，记住自己的根。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自己的民族历史渊源，融入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河。如果他对自己民族进行过比较认真的探究和思考，他一定会发现自己民族的长处和优点，也一定会痛感自己民族的弱点和缺憾，甚至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少数民族作家不但有一种不可撼动的自豪感（不论自己民族的人口有多少，也不论自己民族的历史有多悲凉），而且在内心深处荡漾着一种不可解脱的忧患。他们中的多数，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格外关注。他们身在自己的同胞之中，深切了解和理解自己的长辈、同辈和晚辈的心思和喜怒哀乐，把自己作为他们的代言者，尽自己的民族情怀和文学才华去表现自己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理想、追求，改变自己民族的命运。这一切卷起作家自己的心潮，并将这股澎湃起伏的心潮化为文字。也许文字所表现的并不十分充实，也许作品并不完美，但肯定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散发着自己民族的生活气息和生命跳动。
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作家极少。有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也不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时代的嬗变，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逐渐形成。少数民族文学也受到重视。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1965年）说：“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有文字的民族，像蒙、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我们知道，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① 可见，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突显了作家的重要性。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也有了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两次明显重视作家民族身份的潮流。伴随而来的则是民族意识的强化。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以此为开端，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經济、文化、教育上出现了光明前景。民族振兴成为少数民族人民的迫切愿景。20世纪5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正式提出。这给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开拓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提供了巨大的创作动力。少数民族作家把自己的书写活动视为对自己民族振兴的一种神圣责任。少数民族作家，都纷纷点燃起胸中的心火。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不但少数民族作家在乎自己的民族身份，强化了民族意识。因为他们破天荒地、光明正大地走上中国文坛。就连汉族大评论家如茅盾先生，也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由老、中、青组成的少数民族作家群。这一作家群中，既有用母语书写的作家，也有用汉语书写的作家。特别是众多的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作家，找到了书写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抒发心灵感受和激情的语言——汉语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潮。
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十年动乱，至21世纪初。
“文革”十年，少数民族文学遭到践踏，少数民族作家绝大多数经历了被压制，甚至被迫害。有时，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一种莫须有的“罪过”。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民族政策得以恢复。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为少数民族作家正名。参加会议的一百多位各族作家代表又一次扬眉吐气地以少数民族身份登上文学殿堂。他们看到了在自己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
民族身份在少数民族作家中成为珍贵的“财富”和强大的创作动力。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说：“一定要用自己的创作为本民族争光。”一些过去没有写过本民族题材的作家，开始以满腔热忱书写自己民族人民的生活（历史的和现实的），甚至有的作家改回少数民族身份（父母一方是汉族，一方为少数民族，户籍填为汉族）。有些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多没书写过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也开始深入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创造出许多以自己民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有的还获得了各种文学创作奖。
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的重视以及民族意识的深化，在创作中对“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特点。
时代的巨轮飞速向前。少数民族文学也随着时代飞腾，并出人意料地形成令人惊叹的创作群体。新人涌现，新作丛生，创作阵势和创作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再囿于传统的民族意识的困守，而是展开翅膀，在更高的云天翱翔，鸟瞰世界，俯视现实。这就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在思想境界上有一个质的飞跃，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民族超越，即超越自己民族的小天地。
这是时代的鼓动，是历史的必然。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快了发展进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都在突飞猛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中国社会正在为全面实现小康而努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人员交往（外出务工、求学、经商……）更加频繁，城镇化、异地搬迁的普遍化，甚至异族婚姻也出现逐渐增多的现象。
此外，在全球化的热浪中，中外文化（包括文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也成为常态，世界上各种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方法不断被介绍到我国，并进一步打开了我国作家（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之窗。在这种世界新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的知识层面和创作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心灵的飞腾冲出云层。他们的心境不再局限在一个民族或少数民族的小天地里。心中不仅装着自己的民族，也装着整个中国人民，并对世界的大环境产生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在高空俯瞰祖国大地，俯瞰世界风云，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想见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知和民族意识该有多大的变化呀！
当少数民族作家书写本民族人民的生活时，他们经过深思和辨析，不再盲目表达对本民族的朴素感情，而是能够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哲学、宗教、美学等诸多层面，深入理解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追踪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状况，特别是在观照现实生活时，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里两个层次，从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中去观察、思考，去汲取四面八方的思想精华和艺术逻辑，用自己的笔去记录、描绘自己民族的历史脚步，生活轨迹，民族心理和性格，理想追求和喜怒哀乐。他们进入半自觉性和完全自觉性，不再满足对自己民族人民生活浮光掠影的简单描写，不再满足轻浮的自豪感和廉价赞颂。他们的赞美更有深度，抒发得更加真诚，描绘得更加真实，批判得更加大胆。入木三分，触及灵魂，震撼心田。艺术精湛，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民族身份的强化，必然要超越固有的排他的民族意识。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要进步，必须要善于学习，学会包容，自觉地去自我批判。一个成熟的民族作家，就要超越民族，跳出民族的局限性。
少数民族作家除了书写本民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广大的世界，去书写其他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的题材。这时，搁置自己的民族身份，超越自己的民族意识，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当此民族作家书写彼民族人民生活的题材时，由于我国民族关系的紧密性、交融性、互动性，使这个民族的作家对那个民族人民生活受到心灵的触动，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去书写那个民族的生活。这种情况，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熟悉并理解那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二，对那个民族有真情实感，尊重那个民族的品格与基本价值观，而不是猎奇。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佤族生活），张承志（回族）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蒙古族生活）。
这种创作模式，由于作者本身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维内核是不会搁置的，所以作品中仍浸透着作者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艺术取向。作者往往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思考、选择和书写的。旁观者的角度就可以跳出本民族作家的一些束缚、制约、局限、盲点或盲区。这类成功的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韵味。上述两篇作品就是证明。
随着时代的前行，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书写中华民族共同题材的作品逐渐增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城镇化、网络化、异地搬迁、人员交流（如外出打工、外地上学、旅游交往）、民族杂居、异族通婚……方兴未艾。走出大山，走出戈壁，走出封闭，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这就使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视野更加开阔，心境更加高遠，意境更加多元。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长期居住在以汉族人口居多或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城市。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观、价值观的交融、统合、趋同已经成为时代的一个崭新的标志。因此，这些作家在书写人民生活、感叹人生遭际、表达理想追求、抒发爱憎情怀时，便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身份（中国人）去观察、体验、思考和表现社会矛盾、人民生活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和历史脚步。对于他们来说，民族身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是否真实、深刻、生动地表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和生活，是否站在思想、道德、哲学、历史的高峰上鸟瞰历史长河、社会变迁、人生轨迹和人性美丑，是否将自己的心血溶化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命运、生活长河、理想光环和审美情趣之中。
我是谁？“我是中国人中的一员”，进而，“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超越了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身份，撇开了某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
当然，这种现象不等于说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仍然是他们永远不可丢失的血脉，民族历史和文化永远留驻在他们心田。只不过是时代的巨手将他们擎上浩瀚的高天，自由飞翔于民族之外。当他们创作过程中（包括观察、体验、选材、构思、书写等环节），题材决定了他们是以一种什么心情、心性、心境去完成作品。当题材是本民族的，他们便从自己民族出发，以更深刻、更全面、更生动、更饱满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民族理智去创作；当进入中华民族共同题材时，他们便以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的心情、心性、心境去创作。有时甚至作为人类的一员去创作。他们完全进入一个自我的世界，进入一个忘我的艺术理智和艺术表达的境界。
当然，不可否认，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民族历史记忆，文化心理基因，他们的情怀和民族品格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一种隐性密码，浸透在他们的书写中，只是不去刻意流露和表白。作家此时只是一个独立人格的人，一个不代表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的人，一个走进自己审美画廊的人。此时，只有自己的立场，只有独立的人生哲学。他们只是一个超脱具体民族身份的中国作家。
注释：
①《文艺报》1956年5-6期。当时“少数民族文学”被称为兄弟民族文学。
责任编辑 安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