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是新宗教达兴的国家，其教派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深广，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因此，人们常把韩国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日本称之为“宗教大百科”。若把韩国和日本的新宗教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研究清楚，对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新宗教发生的原因、特点、作用、影响等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宗教 “逸脱” 发展趋势
作者金勋，1963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宗教的发展出现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由此引发的宗教、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其中，激进的、个性化的新宗教教团引发的逸脱问题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学界和媒体常把宗教团体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用“逸脱”一词表述，本文将沿用这一提法，考察并探讨韩国新宗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一、韩国新宗教的历史与现状
韩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新宗教运动是，李朝后期的作为对现有的传统宗教和外来的思潮的反动，提出新的教理主张的有组织的东学运动。1860年创立的东学，是韩国新宗教运动的嚆矢。在东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一大批新宗教团体，如南学、泳歌舞蹈敦、甑山教、人保教、圆佛教等。这些宗教的创始人中有不少曾参加过东学运动，是以东学为典范创立新宗教教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运动都带有抵抗外国列强、反抗国内封建统治的性质。因此，韩国学界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宗教也称民族宗教。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新宗教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出现了众多新宗教教团，而且，这之前产生的新宗教义派生出了许多新教团，其数量多达一百多个。1938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以新宗教宣扬民族自主意识和选民思想为由，颁布了“类似宗教解散令”，对新宗教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结果部分新宗教或解散或转入地下活动。当然，这一时期的新宗教运动中也出现了如白白教等肆意杀人、劫财的危害社会的邪教。
日本战败8·15光复和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新宗教再一次得到迅猛发展。在日本统治时期潜伏于地下的新宗教组织或濒临消亡的新宗教教团，开始重整旗鼓，重新组织教团，招募信徒，积极开展活动。这一时期，新型的新宗教也层出不穷，迎来了韩国历史上第二个新宗教多发期。这一时期在清算殖民统治历史过程中，传统宗教中也分化出了大量的新宗教教团。佛教界在清除宗团内的殖民势力，重新整合教团过程中，由于教理主张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分化出了大量新教团；同一时期，基督教系新宗教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与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受到日本总督府的镇压而积极肯定和参与反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恐不无关系。
进入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上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增多，一部分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民众一时难以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新兴宗教市场又一次活跃了起来。出现了一批较具现代意识的新宗教。这一时期，韩国传统宗教也通过较长的整合期开始出现了复兴的迹象，韩国宗教市场出现了多元共存，优胜劣汰景象，显得异常繁荣，这种趋势直到现在还在持续。
时至今日，韩国学界尚无一个准确的有关韩国新宗教的统计数字。历史上很多新宗教遭受当局的镇压，再加上教团内部的原因，教团通常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对外三缄其口。还有一些新兴教团组织体系不完备，尚处于形成过程，很难断定其为新宗教教团。新宗教的数量也会因不同的研究机构或研究者的社会背景、立场、方法之不同，其结果不尽一致。据韩国学界推测，目前韩国有400多个新宗教团体，信徒约3百万人。到2000年7月，韩国有宗教性社团法人142个，财团法人233个。
韩国新宗教中有不少教团，不仅在国内传教，而且在国外也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到2002年7月，有138个教团向世界75个国家派遣传教士10340人。同时，几十个国家的宗教团体的1020名外国传教师在韩国传教，显示出国内外多元发展的趋势。
韩国学界指称这些新宗教的概念很多，不同的概念都从不同角度概括了韩国新宗教的基本特征和独特的个性。如民族宗教、民众宗教、类似宗教、民俗宗教、韩国自生宗教、似而非宗教、邪教、新兴宗教、新宗教等。这些概念的不同内涵和外延，请参见拙著《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在此不作赘述。
二、新宗教产生的原因
1 社会原因
一般来说，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新宗教的产生，这几乎是新宗教研究者们的共识。也就是说，新宗教的发生与所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的社会剧变是指一个社会的转型，是指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结构性转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根本性变化的阶段。
首先，让我们回顾韩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李朝末期开始韩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动荡剧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封建社会体制的瓦解，外来势力的入侵和殖民统治，李氏王朝的灭亡，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西学思潮的冲击等等。一般来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不会大量出现新宗教。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较清楚地认识自己生活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营运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社会的急剧变化，内部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变革，或外部力量冲击和影响下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社会体制尚未确立的时候，民众将失去生活的坐标，赖以生存的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严重混乱，无所适从。正是这一动荡的李朝末期韩国社会第一次大量涌现了新宗教教团。
1945年韩国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得以解放，但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战争的爆发，4.19革命，5.16军事政变，维新政变，10.26事件和12.12事件和5.18光州事件，还有1987年6月的民主革命等等，这些历史事件的接连发生，使民众应接不暇。另外，韩国社会依旧存在着李朝五百年里积淀下来的伦理纲常意识，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的奴化意识，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思潮的影响。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交错和冲突，必然会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造成极为深刻的矛盾和对立。
有人说，新宗教是“病态社会的病态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韩国政府的领导下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收到了明显成效，令世人瞩目。但社会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重组，整体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显现。韩国社会的病态表现在诸多方面，尤其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的金钱万能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残酷的竞争主义、政商勾结的官僚腐败、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等等。这些不合理的病态现象，使得没有权、钱、知识的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社会待遇，更加重了其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但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上却有一部分人很好地“适应”这种转型。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突变的社会环境，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投机暴富的好机会。在韩国社会这一时期身价暴涨的政界人
士，财界的暴发户等亦不罕见。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畸形现象更加剧了一般民众的心理失衡。
通常，在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实际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提高。但人们的期望值和实际回报之间的差距较大或盲目攀比时，便容易失去心理平衡，这就是“相对剥夺感”。人们将这种感受归咎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夸大社会病态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为恢复这种受了伤的自我意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找回生活的目标，便积极参与新宗教运动。因此，与其说“新宗教是病态社会的病态现象”，倒不如说新宗教是社会病态导致的结果。
另外，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的瓦解和现代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参与新宗教。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亲戚或传统村落内部的纽带越来越松弛，相互交往越来越少。都市化现象更是打破了以往的家族主义观念，但同时不少人又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归宿。社会学家们把这种丧失了传统的共同体和权威的社会叫作“赤裸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只有自己支撑自己，个人拥有的只是自己所持有的一些物质而已。韩国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在短短的20年时间完成的。因此，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所受到的冲击，要比欧美社会大得多。一般来说，共同体或一些社会权威被破坏，对中产以上的人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们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一些权力、财富或知识的阶层。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他们也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加以解决。但下层民众则不同，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足够的保障或手段，因此，会遭受更大的冲击。新宗教可以使这部分群体产生归属感，找回集体意识，慰藉寂寥的心灵，为他们提供精神港湾。尤其，这种新宗教的教祖有类似艰难的生活经历，与追随者们的境遇多有一致的时候，将产生极大的共鸣，其吸引力更大。
综上所述，新宗教是由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新的宗教形态。它所面对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病态问题和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新宗教的教理主张中充满了自我意识恢复和现实批判精神。
2 宗教原因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支配民众精神生活已久的传统宗教来说是一个挑战。摆在传统宗教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积极面对，要么消极回避。若要积极面对，则需要调整或改革既有教义主张，改善或导入新的教团经营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但对于传统宗教教团来说，这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若要消极面对，谁都知道不仅得不到新的信徒来源，更有可能会失去既有的教团基础。由于传统宗教历史包袱较重，即便采取积极措施，其改革的力度也是有限的。因此，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新宗教的产生与传统宗教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而导致的衰退和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李朝末期，韩国的传统宗教就显现出衰退的迹象。这除了传统宗教教团的陈腐以外，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宗教的控制、压迫、改变政策不无关系。1945年解放至60年代初，为争夺殖民地时期的宗教遗产，传统教团内部纷争不断，这大大削弱了其社会的权威性。进入60年代以来，韩国的传统宗教终于调整了自己的姿态，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到了80年代可以说一派繁荣景象，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传统宗教中受压抑的宗教势力(佛教中的非亲日势力和天主教、基督教等)，在宽松的宗教政策和过去日本殖民统治下寄人篱下的痛苦经历中，逐渐恢复元气，重整旗鼓，以崭新的面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广泛吸引了社会的中上层信徒，呈现出一派生机。
传统宗教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教真正融入了现代社会。传统宗教无法融入现代社会依然是韩国学界所公认的突出问题。考察最近的一些传统宗教的发展状况则知道，韩国的传统宗教存在较明显的都市化倾向。中小城市的信徒多于农村地区，而大城市又多于中小城市，况且大部分既成宗教都出现了以中产阶层为主要信徒来源的倾向，其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在社会上受排挤的下层民众就不会选择这样的“贵族”宗教。他们不会对富丽堂皇的宗教建筑感兴趣，况且他们也不可能适应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传统教会或寺刹的宗教生活。在那里，他们的心灵不仅得不到抚慰，反而自我意识受到更大的伤害。参与新宗教的大部分信徒，都有类似的经历，因此，他们辗转几个既成宗教教团后，最终还是选择新宗教。因为新宗教敢于否定现实，而且，为这些弱势群体谋现世利益。
总之，新宗教的产生不仅有其社会原因，还有其宗教的原因。可以说，社会转型过程中病态的社会现象和病态的宗教现象催生了大量的新宗教。由此可知，新宗教教团构成中无论教祖，还是信徒不乏激进分子，所提出的主张不乏激进要素，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引发激进的宗教、社会问题。
三、韩国新宗教的逸脱问题
韩国新宗教中激进的、个性化发展的部分教团经常引发各种社会问题。韩国学界所指称的宗教逸脱问题，是指宗教团体的超出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的，非道德的或非法的行为。所涉及的行为仅超出社会伦理规范时，政府和公众要求其自律，改邪归正。然而，所涉及的行为已违法，构成犯罪时则可以定性为邪教加以惩处。其较有代表性行为有：性紊乱、暴力、骗取财物、破坏家庭、扰乱正常的学校和社会生活、教权纷争引发的内讧、政教勾结的腐败、外来新宗教引发的社会问题、韩国新宗教在海外的逸脱问题等等。下面就部分激进的新宗教教团的较具代表性逸脱问题作简要介绍，并分析导致逸脱的原因。
1 性紊乱问题。历史上，韩国邪教中因性紊乱而导致社会问题的教团不在少数。如，白白教的教士全延艺养有40名姬妾，其教团干部也多有效仿；大同教进行全体信徒裸体参拜；龙华教的教主徐白一要求信徒们若想得到末世的救度，就要交出自己的女儿和财产，并强奸女信徒；日月山祈祷院的金成福教主强奸100多名女信徒的事件；传道馆的教主朴泰善有荒淫、强奸女信徒等事件；八影山祈祷院的全炳韬教主，让女性担任千年王国的12馆长，并且凌辱包括她们在内的很多女性。除此之外，还有统一教、新日修道院、帐幕圣殿、尔邦教、正日教(韩灵教)、施温山城帝国等很多新兴宗团出现过有关乱性的问题，引发公众的强烈不满，遭到社会的谴责，被当局取缔。
在一些激进教团组织中出现荒淫行为的原因，与一些新兴宗教的个性化教理主张有直接的关系。教理本身就肯定和允许荒淫的行为，这些教理不对入信者或者初人教团的信徒公开，属于教理内密。只有成为热诚的信徒，教会才告知这些秘密教理。这样的教理一般称为“阴阳度数教理”、“交换血教理”或“交换生水教理”。阴阳度数教理多出现在，将民间信仰体系化而形成的一些新兴宗教教团中。“交换血教理”和“交换生水教理”则出现于一些基督教界系新宗教中。基督教系新宗教中部分教团极重视“血”，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人类之所以犯罪、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成为罪恶的世界，正是因为人类的身上流淌着撒旦的血。想要净化身上的血，就须注入干净的血。创始人或是教主是消除罪恶、拯救世界的神或救世主，因此他们身上流的是干净的血。创始人或教主与
女信徒之间发生性关系，正是这种逻辑使然。
集体裸体参拜也与其教理有内在关联。信徒们将教主的命令当作神的旨意来履行。在陶醉狂热状态下，教主要求超越这世上的所有东西，并特别指出衣服是人类犯了原罪后开始穿的罪恶的结果。这样一来，狂热至极，失去理智的信徒们不再顾及社会道德，进行裸体参拜。
2 敛财问题。部分新宗教教团引发的逸脱行为中欺诈、掠夺财产是极为重要而普遍的现象。尤其是主张时限末世论或现世祈福倾向强烈的新宗教教团更是经常发生这种行为。他们会以避免末世的审判、参与地上天国建设为条件索取信徒的钱财。新宗教团体引发的敛财问题，教祖意志常常起决定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初，要求信徒们卖掉所有财产后住到信仰村的传道馆事件；普天教的创始人车京石自称将会登上东方联盟的盟主，因此向信徒出售官职事件；东邦教的教主让年幼的信徒行商挣钱，自己却过着奢侈的生活；龙华教称如果要避免末世的审判，就要交出女儿和财产等等。新宗教系邪教团体敛财手段之多、之巧妙，数不胜举。
3 暴力问题。新宗教部分教团还会引发暴力事件，给社会造成事端，危害公共秩序。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大致归为两种。一种是基督教系的一些新兴宗教教团具有很强的神秘主义倾向，由于过度的禁食祈祷或狂热祈祷而产生这一状况。神秘主义教团认为疑难杂症患者和患不治之症的患者都有魔鬼附身，若想治好这些病症就要赶走进入患者体内的魔鬼。为此使用的方法就是超强按摩或毒打，因而常常导致过失致死。神秘性很强的教团会强调禁食祈祷，这也是导致过失致死的原因之一。而这一类的暴力事件，受害者多因信仰缘故，对外三缄其口，因此，要比外界推测得要多。另外一种是为了守住集团内部的秘密而使用暴力。新宗教教团刚刚发迹时，很多情况下组织结构带有秘密结社性质。为维护教团的独特的团体生活，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或完全隔离。若有人不遵守教团秘密，将引来杀身之祸。1937年韩国警察当局调查白白教时，发现了由于这些原因被杀的350多具信徒的尸体。
4 反社会问题。部分激进新宗教教团否定现有的社会秩序，违背现有的社会规范或社会价值的行为，引发社会问题。例如，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将政府规定为撒旦政府，拒绝服兵役和训练以及向国旗行礼；一些教团要求信徒抛弃家庭、工作、学业。他们教导信徒“父母兄弟就是冤家，就是撒旦”，因此，与家族决裂，献身于自己的宗教。耶和华见证人要求女信徒远离非信徒丈夫；公务员、演员、体育明星要放弃自己的世俗职业；即将来临的地上乐园不会有生病或死亡，因此要抛弃医院、药局、葬仪师等职业；地上乐园不需要这个世界的学问，因此教导信徒不要接受高中以上教育。主张时限末世论教团劝导信徒放弃工作和学校生活，因此，经常发生家庭四分五裂、失去社会工作、中断学业等事情。
1987年8月29日在韩国发生的“五火洋教事件”中，32名新兴宗教信徒集体死亡。引发这一事件的人是强调末世论的神秘主义系教团的女教主。主张时限末世论邪教对末世的日期也进行了具体的预言，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一类事件多发生于基督教系新宗教团体。
5 教权纷争。韩国社会的病态现象，并不只出现在世俗社会上，也出现在韩国宗教教团内。如传统宗教教团内部常常因教权问题出现严重的分裂，这在韩国宗教界并不罕见。发生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教理或神学理解和主张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佛教界内围绕争夺寺刹领导权发生的分歧和暴力事件等都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据说，韩国两万多个基督教教会中三千多个教会存在着各种较严重内部分歧。也就是说，传统宗教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它在历史上形成的内部矛盾和弊端成为新的社会问题。韩国新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为数不少新教团是因传统宗教教团中内部的教权和利益纷争，走出传统教团而独立的。教权纷争引起的内讧或始于宗教领导人素质低下而造成的个人犯罪问题都会为宗教界和社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目前，大巡真理会、天道教、统一教等教团内部教权纷争依旧持续，不断派生新教团。
6 外来新宗教的逸脱问题。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的韩国宗教市场上，国外新宗教也大显身手，其势力不可小觑。1960年代初，趁韩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系新宗教重新迅速传播到韩国。尤其是1960后半期传人了很多日本系新宗教，其中较活跃的是日莲正宗、天理教、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生长之家、善邻会、净土真宗、道德科学研究会、本门佛立宗、世界救世教、大宇宙神教等教团。现共有约30多个日本系新宗教教团在韩国活跃，信徒近100万人。
日本系新宗教教团一般都信仰创始人或是其他一些神，但不忘崇拜日本的国祖天照大神，在教堂设“神棚”祭坛，举行东方遥拜仪式，记诵日本式的咒文和用日语撰写的经书。他们的教理或宗教仪式中表露出较强的日本民族优越主义倾向。如日本民族是上等民族，日本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地上天国也会在日本最先建立起来等等。
7 韩国新宗教在海外的逸脱问题。在国际化时代一些传统宗教已实现了多国籍宗教化，新宗教的多国籍宗教的时代业已到来。近一个时期，韩国新宗教诸教团对海外的扩张和渗透已成为一个潮流。据说，大部分较具规模的韩国新宗教教团都规划有向海外传教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不少教团已在海外很多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宗教修炼场所。目前，基督教系新宗教教团在向海外传教方面显得最为积极。伴随海外传教引发的逸脱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教团要求海外传教人员自觉遵守相关纪律，然而，因很难确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逸脱事件比起国内更容易发生。而有些邪教团体则专门利用国际化环境从事非法活动。2007年7月，在中国鞍山市被捕的韩国人郑明锡(原属统一教，后因意见分歧独立)就是辗转于韩国、日本、香港、中国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邪教教团的教祖。
宗教的逸脱问题，对于传统宗教来说，可以说，是个人或个别教团的问题，而对于新宗教来说则是教团整体，甚至关系到教团存废的问题。因此，一旦新宗教团体引发逸脱问题，与社会相对抗时，很容易出现集体性的狂躁行为，再加上其激进倾向，对社会危害很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有些“伪宗教”团体，借新宗教名义从事各类违法活动，其危害也很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宗教教团都会引发这样的社会问题，即使教团内发生一些事情都会通过教团的自律来得以解决。目前，韩国的大多数新宗教教团的发展都显现出稳定、健康的状态。
四、韩国新宗教的发展趋势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新宗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基本特征，本文将依据韩国新宗教研究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作简要介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新宗教的持续不断的创立与消亡现象明显。宗教持续不断的涌现与消亡并不是新现象，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现象极为明显。不久前还在活动的宗教没有任何迹象便销声匿迹。并且有一些新宗教没有任何预告地悄然间出现在新宗教市场，确
立新教团。
这些宗教创立的过程大多数情况是，从已有的宗教集团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当韩国政府修改与宗教相关的法规或制度时，因符合新法规或新制度，趁机创立新的宗教教团。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在国外成长的较具规模的新宗教教团纷纷到韩国传教，并成立新教团。
分析消亡的原因，主要有由于创立者领袖气质和神秘力量的消失(包括教主的死亡)导致失去凝聚力而瓦解。教团运营方式落后，缺乏较有效的组织能力。教理主张落后。教主或教团领导层反社会言论、不道德的行为，或者经济问题等引来社会的谴责。更换教名，或者跟其它某个宗教联合成立第三种宗教的离合集散等等。
第二，新宗教教理和主张有较大的变化。新近出现的新宗教教团中，脱离既存宗教分派时，常常抛弃原有的繁文缛节，只取个别较具特点或生命力的要素，甚或干脆另起炉灶，主张与既存宗教概念相去甚远的教理。其类型如下：
(1)出现了着重强调健康问题或经济问题的新宗教教团。也就是说，这类新宗教直面健康问题或者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这比以往的传统宗教所强调的安心立命、伦理道德、精神修练等更具特色和现实可能性。例如天尊会，表面上看，这个新宗教教团的教理思想是由传统的仙和巫的思想融会而成。然而，这些思想不是用来理论说教和规范行为，而是与实质性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开发了天道仙法(气修炼)的多种方法，在传教现场就以此为中心，引导人们参加修炼，许多人通过这样的修炼找回了失去的健康或者增进了健康。“气修炼”成了传教的有效的方法。并且，在教团内部通过经营企业或者经商等多种经济活动，给信徒生活提供直接的帮助。
当然，强调经济活动的新宗教以前也很多。圆佛教、普天教、太极教、天父教等都是如此。对于这些老牌新宗教来说，经济活动不过是教团运营的附属内容而已。然而，对天尊会而言，经济活动却成了教团运营的主要方式，既是方式又是目的。
(2)出现了许多强调民族主体性和国祖崇拜的新宗教。198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形成了寻民族魂和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风潮。顺应这一潮流，相继涌现了各种崇拜国祖，涵养民族精神的新宗教。以檀君信仰为基础开展的宗教运动，乃至国祖崇拜活动(准宗教)的团体就多达100个。其中有一些新宗教教团，尽管它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且历史也不很长，但已成为具备相当规模和势力的新宗教团体。如天上桓因弥勒大道、三神信仰大本师、三星官、世宗教院、桓宗教等等。
(3)规模较大的新宗教教团停滞不前或萎缩。如天道教、大倧教、圆佛教等韩国新宗教的代表性教团在信徒数、活动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萎缩或者原地踏步倾向。其中原因较复杂，但主要原因恐怕其教理主张“老化”，无新意不无关系。这些老牌教团在1980年代以后登场的各类新宗教相继追求神秘灵性，热衷气修炼等健康问题，强调UFO、超能力的风潮中被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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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宗教的分派现象严重。进入90年代韩国宗教界严重的分裂现象加速。1980年代末，宗教法制变革过程中，仅佛教界就分化出60多个新教团，基督教也分化出200多个新宗派，新宗教界内也出现了许多分派现象。分派现象较严重的代表性新宗教是甑山教系，檀君系、水法系等。
(5)强调末世论等危机意识的新宗教的增加。每一种新宗教大多具有否定现实、描绘未来仙境的教理体系与主张。但是，最近出现的新宗教教团中，强调末日思想的教团尤为多。以至于90年代末的“上帝接引”骚动中，基督教系新宗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6)新宗教的小集团化现象凸现。随着渴望宗教修炼的人们的增加，出现了许多小规模、小集团的新宗教教团。从表面上看，它们大多具有佛教或者基督教的形态，借用庵堂或者祈祷院的形式，事实上很多都是独立的小规模宗教集团。特别是最近兴起的源自印度的冥想修炼团体大多以都市社会为中心开展活动。以小集团为单位的宗教活动，非常难以把握。它们一方面迎合着人们要求增进健康的时代潮流，向社会一般公众开放其设施，一方面带有宗教集团的性质。这样的小集团信徒少则不足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但这些新宗教大多不过活动几年就自然消亡。
(7)外来系宗教的盛行。首先，日本系宗教中比较有势力的代表性新宗教有佛教系的法华信仰团体和教派神道系的天理教。最近，从这些宗团中分化出了很多新派别。其主要原因是存在日本式的唱题或者遥拜等倭色倾向问题。信仰的独自性成为核心问题。因是否适应韩国的信仰风俗和尊重韩民族的民族尊严问题，导致教团内部不断出现分裂。其次，欧美系新宗教陆陆续续地传人韩国。另外，很难确定其来源的一些新宗教也活跃于韩国社会。
(8)在全球化浪潮中，韩国新宗教的海外传教势头较猛。不少新宗教教团已不满足于国内宗教市场的作为，将其影响力拓展到海外各国，并初见成效。
从上述韩国新宗教的发展趋势中，我们不仅不能断定不再发生宗教逸脱问题，相反，可以认为宗教逸脱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新宗教发展的个性化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个别教团的标新立异，急进倾向丝毫没有减弱。这对于宗教界、政府相关部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五、结语
对宗教逸脱问题的种种危害社会的现象，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邪教活动猖獗的地区，纷纷成立反邪教的社会组织，广泛发动学校、企业、社区、家庭等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群防群治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宗教界内部的健康的力量，对于防范逸脱问题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媒体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唤起政府和民众对邪教危害的意识，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亦不乏失败的例子和教训，但这为我们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至于世俗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韩国新宗教的新发展趋势及其未来走向，以及韩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防范和治理宗教逸脱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因篇幅所限，将在另文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