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均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菩萨底座非常相似。弥勒佛头部偏大，佛的面相丰满圆润，身躯饱满敦厚，腹部微鼓，具有北周时期造像的特点。释迦如来坐于圆形莲花台上，身着袒右敷肩式袈裟，脸形清秀圆润，肩宽厚而胸较平，手臂丰纤合度，小腹微鼓，继承了南北朝时期造像的风格，而右臂戴的莲花臂钏则与初唐时期长安造像中菩萨所戴的臂钏相似。因此，此类佛造像可能是唐早期的造像。这批造像从体形及面相上看，多为“秀骨清像”，丰润而不臃肿，与盛唐时期饱满雄强的形象迥异，所以这批造像的时代下限应为唐早期。
2.2 造像的性质
巍山图山寺庙遗址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集中出土，数量较多；二是造像残损较严重。对于这一现象，学界有“灭佛说”“葬佛说”。大理地区素有佛教齐鲁之称，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盛行。
元代至元十七年到二十年（1280—1283）郭松年以西台御史的身份巡行云南，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记》中谈到大理佛教的状况，言：“……然而此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明代谢肇浙《滇略》卷四也说：“叶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国，故自唐宋以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俗云：信三宝家，永为和合。”南诏、大理时期佛教盛极一时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灭佛说”应不成立。而且此批造像出土时并不是凌乱无章，而是相对整齐地顺墙基摆放，故“葬佛”的可能性较大，也从而说明了为什么此批造像中会出现早期造像的原因。
2.3 造像的艺术特点及来源
此批造像佛、菩萨面相多呈椭圆，丰润清秀，眉毛细长，双目微睁，眼帘低垂，目光下视，低垂的目光流露出沉思静谧的内省神情，具有印度笈多时期造像的艺术特征。尤其是其中一尊菩萨立像身躯（头部已残缺，图6），非常明显地带有笈多时期萨尔那特（鹿野苑式）造像的特点。身躯呈优美的“三屈式”，衣饰基本无刻划，近于全裸，这种“曹衣出水”式的造像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的造像如出一辙。佛会造像（图7）中的菩萨身材比较高大修长，肩较宽，身体微屈，高发髻，发髻为圆锥形，此类造像也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的菩萨造像非常相像，具有笈多时期的马吐腊造像的特点。而佛头像面部秀丽、鼻直适中、鼻翼外张、颈部三道“蚕节纹”等都明显具有笈多美术的特点。而菩萨造像中平冠、海螺形的发髻，释迦牟尼坐像、佛头像盘蛇状的发髻却具有本地独特的特点。
此批造像的来源许多专家认为是由蜀地传入，笔者也认同此观点。此批造像与青州、蜀地造像极为相似，深受笈多造像艺术的影响，同时与中原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新唐书》记载，唐高宗（650—683）时期，南诏王细奴罗即遣使入唐。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从中可以看出，南诏与大唐的关系密切，玄宗皇帝曾赐南诏浮屠像，但此浮屠像是否是这批佛造像却无证可考，但证明了南诏时期佛教从中原传入的史实。而《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记载：“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沓相蒙，时大和三年也。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唐大和三年（830），南诏权臣蒙嵯巅攻陷邛（今四川邛崃地区）、戎（今四川宜宾地区）、巂（今四川西昌地区）三州，入成都掳回大量工匠，此批石刻造像也可能为掳自成都的工匠凭着对成都地区的佛造像记忆雕刻而成。据《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兴宗王蒙逻盛时，有一梵僧，来自南开郡西澜沧江处兽赕穷石村中，牵一白犬，手持锡杖钵盂，经于三夜……钵盂锡杖，（村主）王乐差部下外券赴奏于 图山上，留著内道场供养顶礼。”图山在南诏早期就建有佛教寺庙（相当于皇家寺庙），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也证实了图山寺庙的存在。而南诏后期佛法更为昌盛，南诏统治者令工匠雕刻佛造像供奉于南诏国皇家寺庙也是有可能的。
3 结语
巍山图山南诏寺庙遗址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从造像风格上看与青州造像、蜀地造像相似，并受长安造像与印度造像的影响，其中还带有本土少数民族的特征。形成这种独特风格的造像特征与当时南诏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南诏是唐代西南边疆由彝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大理地区为中心，最强盛时包括云南全境、四川、贵州、广西部分地区，势力可达缅甸、越南、老挝。其与唐王朝、中南半岛、吐蕃毗邻，文化成分较为复杂，其中以汉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一批石刻造像的出土，为研究南诏时期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较为有力的实物佐证，同时也为研究云南佛教史及佛教传播线路提供了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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