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梳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对经济史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经济学早期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历史学研究视域从政治、外交转向到社会经济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学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吸收是促使经济史产生和发展的多种力量。
关键词：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O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 03-0005-11
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与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早期研究中的对历史方法的倚重，历史学研究视域从政治、军事和外交向制度、社会和经济方面上的转轨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学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吸收，是促使经济史产生和发展的多种力量。这些力量共同使经济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单独成为一门学科。①中外经济史学家也都赞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成就了经济史的说法。比如，意大利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经济史是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严中平也认为，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是经济学和历史学深人发展的结果。从历史角度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学习经济史、了解经济史学史、掌握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国内学者对此缺乏研究。为此，笔者感到应该著文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这种联系进行梳理和考察。
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和经济史
(一)不断完善的经济学和由来已久的历史方法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产生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此时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系统的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经济率先崛起，经济发展的路径开始不同于以往，商业、工业扮演了比农业更重要的角色。人们把这个时代称为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公认这个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经济思想进行整理，有必要对当下所处的时代进行研究，从而找到经济增长、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良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配第等著名经济学家，并相继形成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经济思潮。重商主义推动了世界贸易，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重农主义提出了“自然秩序”、“自由放任”等发展理念。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重心由农业、商业转到工业，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制造业日趋重要，因而，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变得陈旧。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
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早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萌芽。重商主义学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历史方法，主要是借助统计方法和历史方法对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因素之间关系进行数据归纳和文字描述，从而对这个时代的经济表现做出客观陈述和经验总结。17世纪英国大量涌现的经济论著包含了以历史经验方法看待特定经济问题的思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赞同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他是统计学的奠基人，也开启了归纳法先河。在《政治算术》的序言中，他写道：“与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理性的论证相反，我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们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根据的原因。”约翰·格伦特(John Graunt，1620-1674)是配第的好朋友，他是一个严格的经验主义者。同时，他也是英国的一位统计学家。他在《自然与政治的评论——关于伦敦地区出生与死亡周报表》中就通过数据来表现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对已有数据的计算和分析，得出伦敦与威尔士两地的人口预测。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1628-1699)作为查理二世派驻荷兰的大使，著有《对联合省的观察》，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著有僦海与贸易：它们的起源和进步》，这两个人的作品被视作英国经济史研究的发轫。威廉·弗利特伍德(WilliamFleetwood，1656-1723)在1707年出版了((价格史：对近六百年英国货币、谷物及其他商品价格的说明》，该书是关于价格的最早著作，并采取了统计的研究方法。弗利特伍德被誉为价格史研究之父，后来的罗杰斯(Rogers，1823-1890)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继续开展价格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类经济史资料的辑录，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羊毛备忘录》，亚当·安德逊(Adam Anderson)的《商业起源的历史和年代推断》，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的《国公共税收的历史》。这些著作借助数据统计、史料整理、史实撰述来研究经济，体现了历史方法在经济学早期研究中的应用。这种天然的联系缘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目的最早主要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合适的政策建议需要了解过去才能“以古鉴今”，而历史刚好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因此，历史方法就被引进到经济学研究中。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又使得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史料博采、史实叙述，而是有一定的数据归纳。
(二)历史方法和经济学的统一与分离：从斯密到李嘉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理性主义(Pationalism)大旗下的抽象演绎法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下的历史归纳法同时运用，而且浑然一体。这得到了众多经济史学家的高度评价。比如英国第一个经济史教授、经济史学家昂温(Unwin，1870-1925)对《国富论》的评价是：《国富论》中没有任何一页是把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分开。斯密实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统一。的确，斯密综合继承了威廉·配第和弗朗索瓦·魁奈的方法论传统，其方法论表现出二元特征。这种将经济学和历史方法紧密结合的传统，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中也可以找到。法国的萨伊(Jgall Baptiste Say，1767-1832)也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历史方法。大卫·李嘉图(David Rieardo，1772-1823)使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向，他继承和发扬了斯密的科学抽象法。这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的恶习”，并且认为这种逻辑“没有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汤因比则认为李嘉图的演绎是“粗鲁抽象”。古典经济学的最后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和同时代的德国的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同样广泛地运用了历史，表现出了对历史方法强烈的偏好。穆勒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