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学，后辗转来到北京，1996年出国留学。但他说，“我对宏仁村的关注从没有停止过。”
2003年，朱晓阳出版了《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记录了宏仁村60多年的发展历史。
“这本书其实来自于我的社会学英文博士论文的翻译和拓展延伸。”朱晓阳说，他对宏仁村的田野考察，是以文学体裁的形式面世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滇池边的小村落保持着原生态的民居方式，“小村里沟渠环绕，景色怡人，村民们世代以种植蔬菜为主，一直是昆明的菜篮子。”
宏仁村的改变始于1999年。李绍荣说：“先是修建广福路，随后是昆洛路，我们的土地被大量地挤占。”没几年时间，当地相继开发了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
朱晓阳的朋友、云南诗人于坚曾受朱晓阳之托，在1990年代中期多次来这个小村拍摄图片。在他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整个小村生活看上去其乐融融。”
但是，2007年，当于坚与朱晓阳再次来到宏仁村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变了。
“10年前村庄那种天堂般的生活，村民们那种宁静悠闲的生活，那种鱼米之乡的美好已经消失了。村中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破楼。”于坚说，“小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与过去撕裂开来。”
故乡的剧变，让朱晓阳心痛不已，于是，他和于坚耗时两年时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
于坚说，因为有朱晓阳的前期调查，他们的镜头很快就深入这个村庄。于坚说，拍这个片子，他坚持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色。而且，随着拍摄的进行，他也由起初的冲动和愤怒，“越来越转变为对村庄的赞美”。
朱晓阳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在政府看来脏乱差的地方，随时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但我们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欢乐的，灿烂的，并不像我们最早看到的那样是走向死亡的。”
正是这种发现，让朱晓阳看到了重建乡村的希望。
记住乡愁
在纪录片《故乡》中，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视点：镜头锁定一个16岁就嫁到这个村子、已经快90岁的老奶奶，她总是在自说自话，她不愿跟儿孙们去住楼房，她说高摇摇的楼房她住着不安心，她愿意一个人待在她家的老屋里养养鸡。她说这里她住惯了，还能望得见天的。院场还有一块泥土地，那些鸡就是要有土给它们刨刨啄啄才好，它们自在，她也自在。
“中央新提出的城镇化任务，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朱晓阳非常看重“记得住乡愁”这个说法。
在朱晓阳看来，每个人的乡愁都是不同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养着几只鸡，她的乡愁，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漏风漏雨的老房子和脏乱的园子。我这种人的乡愁，就是昆明从正义路到武成路、文庙以及翠湖边这些消磨我少年时光的街道。”
朱晓阳非常激烈地批判了当下很多城市将城市和村庄拆一遍，为的是要建一座仿古的城市的行为。“将万顷良田征收，理由是要建一座‘古滇国文化城’，都打上建‘乡愁’城市的旗号。这是什么乡愁？这是谁的乡愁？”
朱晓阳很赞赏一些发达国家的“插入式城市更新”经验。“巴塞罗那就是这种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墨尔本也一样，在确保城市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以插针方式，使老城市变成新旧共存的宜居城市。大阪市区到处是‘生产绿地’，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为城市增添绿意。”宏仁村重建的整体思路，就是朱晓阳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地制宜做出的一种探索。
宏仁村村民已将重建老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朱晓阳和各路专家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朱教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传统村落，也不知如何搞申报。”李绍荣介绍说，从2012年5月开始，他就开始接待来宏仁村进行考察的各类专家。云南大学和云南理工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村子实地勘察，对村民的改造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提出了宏仁村申请国家传统村落的整体改造方案。
宏仁村的文物古籍考察和收集，由云南省文物局的专家负责。李绍荣也学会了将专家称呼为“老师”，“去年12月，秋老师和彭老师来村子半个多月。今年4月彭老师又来了，说是要把村子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好后向上申报。”
但是，李绍荣和宏仁村的村民们一样，并不敢确定当地政府是否真能按现在方案来重建他们的老村。今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李绍荣走出家门时，发现自家大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如果再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这样的威胁，成为笼罩在李绍荣心头的阴影。
宏仁村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