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匜研究

人物纹匜1件。与碗、盏、台盏、玉壶春瓶同出。敞口、方唇、浅圆腹，平底内凹，一侧有流。内壁满釉，口底无釉，露胎处见火石红。外壁绘变体仰莲瓣，内壁绘卷草纹。內底心绘一男子，戴软脚幞头、着交领长袍、腰系带、登高靴、怀抱伞状物。其左侧立一仙鹤回首与之对望，边围一树梅，右侧为山石兰草。高5、口径14、底径9.8厘米18。

另外，武汉市大东门曾出土1件青白瓷匜，该匜口微敛，平唇、浅弧腹、平底，槽形流，流下有卷云形系。口沿及底部露胎。高5.2、口径15.2、底径10.219。

另外，一些博物馆也有元代瓷匜收藏。国家博物馆藏有1件莲纹青花匜20，首都博物馆藏有青花束莲纹匜1件。敞口、浅腹、平底，一侧有流，流下有系。芒口，砂底。内壁口沿下绘卷草纹一周，内底心绘束莲，外壁绘变形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画风粗放21。广东省博物馆也藏有1件元代青花束莲纹匜，与首博所藏纹饰造型相同22。香港葛氏天民楼藏青花鹭鸟纹匜1件23，中国台北故宫藏有元代龙泉窑青釉褐斑匜1件，另外，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有元代龙泉窑青釉褐斑匜1件24，造型纹饰与新安沉船所出相同。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1件青花兔纹匜25，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蓝釉白花雁纹匜1件26，美国宝尔博物馆藏钧窑天蓝釉匜1件27，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青白釉印花匜1件28，菲律宾艺术博物馆藏釉里红缠枝花匜1件29。传世元代瓷匜数量恐不止以上11件，但囿于资料发布情况一时难以统计。

二、 元代瓷匜的特征

上述元代瓷匜造型大致可以分为两型。

A型 流下有环形系，共20件。保定窖藏、定兴窖藏、昌平区城关旧县村元墓、安庆窖藏、高安窖藏、歙县窖藏、萍乡窖藏、临洮县衙下乡寺洼村、景德镇窑址出土及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菲律宾艺术博物馆、玫茵堂、大英博物馆、美国宝尔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瓷匜属于此型（图一）。

此型匜以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其中青花匜，一般内底在青花双圈中绘主题纹样，内容有折枝花、双凤、兔纹等，外壁常绘变形莲瓣纹。卵白釉匜和青白瓷匜多采用印花装饰，常在外壁模印飞凤、缠枝花等纹样。蓝釉匜则采用了精美的描金工艺，釉里红匜用铜红在釉下绘出雁衔芦纹样。

B型 流下无系，共10件。此型匜以龙泉窑产品为主。铁可父子墓、汪世显家族墓、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泰顺元代窖藏、石家庄后太保村元代史氏家族墓、忠县窖藏出土及台北故宫和大阪藤田美术馆所藏的瓷匜等属于此型（图二）。

龙泉窑瓷匜除单色青釉外，少数饰斑块状褐色铁彩。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窑口瓷匜在造型上也存在细微差异。景德镇窑瓷匜流的装法是直接在匜口沿上开方槽，然后粘贴流。匜口沿不是封闭的圆，流较短、直。口沿及圈足皆露胎，应该是使用匣钵多件摞烧的装烧方法。龙泉窑、钧窑瓷匜流采用在匜口沿之下打眼，然后粘贴的安装方法。匜口沿完整，是一个封闭的圆形，瓷匜口沿皆施釉，圈足露胎，应该是匣钵单件垫饼支垫正烧而成。

三、 元代瓷匜的起源、定名和功用

关于元代匜的定名、功用，学者们已经进行过深入探讨，使我们有了基本共识。本文仅在前人基础上对元代瓷匜起源和功用略作补述。

对关于元代匜的起源，扬之水认为元代匜沿自上古礼器，是将与流相对的环耳改为流下的环柄而成。叶倩在此基础上更系统分析，认为元代匜中，流下无环系的为传统造型，流下有环钮的是元代新出器形，可能源自回回的金银酒器。

笔者基本支持上述说法，略作补充。元代带系匜的出现有一定的突然性，与传统匜的关系值得商榷。

宋金考古资料中匜的材料很少。湖南麻阳县吕家坪镇唐代银器窖藏出土了28件银器，其中有一件花口银匜30。另外，《海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中也揭露了两件唐代银匜31。其中一件造型与麻阳所出相近，另一件则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匜相近，皆为圈足、敞口、斜直腹、三角形小流。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银匜形器1件32。四川阆中宋代窖藏出土铜匜1件，敞口、折沿、平底。流的根部大，口小，流底成斜坡状33。上述唐、宋无提梁的匜流下皆无系，且器身较深，与元代匜造型有巨大差异。

而有两则考古资料也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路。

1975年，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塔虎城出土定窑酱釉划花匜1件。该器圆唇、芒口、直腹，下部微曲，方流，流下有系、已残，矮圈足。内壁与口外部施乳白色釉，其余皆挂酱釉。釉色温润晶莹，釉面较光滑细腻。内底阴刻水波鱼藻纹。口径17、底径6.2、流长4、高6.3厘米34。该匜与元代瓷匜造型几乎没有差异，学者一般将其定为金代产品。1977年，山西省应城县城关出土钧釉匜1件。唇口微敛，方流较长，流下一环形系。扁鼓腹，平底。全器施天青釉，釉层较亮，有小棕眼，密布浅隐的鱼鳞开片，内底有“蚯蚓走泥”纹，口沿釉层较薄，外壁有几处流釉，呈明显的乳浊状。底部有五个支钉痕。口径15.5、全长22.5、高5.7厘米35。图录认为该器为金代产品。这两件瓷匜流下皆有系（图三）。

如果两件匜的时代无误，则流下附系的匜最早当出现在金代。元代带系瓷匜当源于此。但金代材料仅此两例，且皆在北方地区，至少说明当时这类匜尚不流行，尤其在南方。加之上述两件器物时代也可能晚到元代。那么，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我们回头来看元代的银匜。

元代银匜共出土11件。安徽合肥元代金银器窖藏出土大小银匜6件36、江苏无锡市元延佑七年（1320年）钱裕墓棺内出土银匜2件37、江苏金坛元代窖藏曾出土银匜1件，惜已残破38、湖南衡阳南涧村元代窖藏出土1件“延佑甲寅午月”“明枝”铭银匜39、湖南涟源市桥头河镇元代银器窖藏出土1件“庚辰年萃仲置”铭银匜40（图四）。

这些银匜皆流下有系，造型与带系瓷匜完全相同。附系目的在方便携带，应与北方民族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元代带系瓷匜的产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源于金代北方地区的带系瓷匜，另一种是直接借鉴元代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带系银匜而来。

关于元代匜的功用，杨哲峰先生最先关注，他认为是酒器，为向玉壶春中注酒之用。扬之水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元代匜不仅是酒器还是水器。可作挹具，也可作饮具。叶倩先生认为，元代瓷匜中流下无环系的为日用水器，流下带环钮的为外来酒器，元墓中的陶匜则是先秦礼器的延续。

笔者认为，元代瓷匜作为酒器应该没有问题。这从元墓壁画中匜的使用组合及宋代文献关于匜（即扬之水先生考订的马盂）使用的常见组合可以明确，几位先生也都进行了详尽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扬之水先生认为元代带系匜可以作为挹器恐值得商榷。

扬先生认为元代匜下的环形系使马盂既可以作为向玉壶春中注酒之具，又可以作为捉手作饮器之用。不确。此小环在系之下，很小，作为捉手一则不便用力，恐拿捏不稳，二则，即使要作为饮器，可直接以流为捉手。元代瓷匜的系直接源于银质匜的环钮，为穿绳系挂之用。还有，从景德镇烧制的青花、卵白釉及青白瓷匜的装烧痕迹看，使用摞烧，口沿皆露胎，实在不适宜直接作为饮器使用，杨哲峰的观点更客观些。

叶倩先生的观点也有商量的余地。将陶匜作为先秦礼器的延续可能有误。

据公开的资料，出土陶匜的元墓有10座，有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41、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42、西安潘家庄元墓43、西安曲江孟村元墓44、西安张达夫墓45。山西大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崔莹李氏墓46、山西大同王青墓47、山西大同西郊元墓48、山西长治郝家庄元墓49、洛阳道北元墓50。

这些陶匜造型上流下皆无系，使用时一般置于供桌上，与玉壶春、酒台子、酒盏等共出。以张达夫墓为例，墓室东侧石供桌上置陶匜1件，陶玉壶春瓶1、碗1、碟1、盏托1各一（图五），皆为日用酒具，成套至于供桌上显然具有供器的性质。这也与元墓壁画中常见的备酒图中的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图六）51。一般认为元墓中的陶匜是作为随葬明器使用，应该是模仿日常实用器。陶匜与玉壶春、碗、碟、酒台子、酒盏等日常酒具入供，当是以时器入祭的体现52，也表明元代匜是供器与日常用具兼具的性质。至于陶匜流下不设系，应该与工艺及使用的必要性有关。

注释：

① 还有两种器物，有的报告也称其为“匜”：一种带銎柄。如章丘旭升乡西酒坞村元墓（M4）所出“瓷匜”（见《文物》1992年第2期）；1980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铜匜”2件（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4期）；还有一种带提梁。如四川江油彰明旧县城宋代窖藏出土铜匜（江油县文管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四川江油县宋代窖藏出土铜匜（曾昌林：《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这两类带柄和提梁“匜”与本文所述的匜非同一造型器物，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另外，江苏溧水元代窖藏也曾出土卵白釉匜1件。口径仅4.8、高仅1.8厘米，器形过小，虽具匜的形状，但与本文探讨的匜在使用上难以一致，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见《江苏溧水永阳镇元代窖藏出土的瓷器与初步认识》，《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② a.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b.扬之水：《元代金银酒器中的马盂和马杓》，《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3期。c.叶倩：《元匜小考》，《上海博物馆集刊（12）》，第252～26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2月。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④ 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

⑤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兴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年第1期。

⑥ 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文物》1982年第2期。

⑦ 马希桂：《北京昌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文物》1980年第1期。

⑧ 胡悦谦：《安庆市出土的几件瓷器》，《文物》1986年第6期。

⑨ 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⑩ 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4期。

11、21 首都博物馆等：《元青花》，图版08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12 叶涵鋆、夏跃南、胡承恩：《歙县出土两批窖藏元瓷珍品》，《文物》1988年第5期。

13 金柏东、夏碎香：《浙江泰顺元代窖藏瓷器》，《文物》1986年第1期。

14 萍乡市博物馆：《江西萍乡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2期合刊。

15 贾建威：《介绍几件甘肃省出土的元青花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1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17 四川文物考古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宋代瓷器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18 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图版82，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19 李辉柄主编：《中国瓷器全集（7）宋（下）》，第288页，图版15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图录中定位宋代，不确。从器形看应是元代器物。

20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三·陶瓷下）》，第22页。

22 宋良壁：《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80年第5期。

23、25、27、28、29 转引自叶倩《元匜小考》，《上海博物馆集刊（12）》，第25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24 此二条资料转引自（日）小林仁：《国宝“飞青瓷花生”考——传到日本的元代龙泉窑褐斑青瓷》，见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龙泉窑研究》，第401～418页，故宫出版社2011年11月。

26 叶佩兰：《元代瓷器》，九州岛图书出版社，1998年。

30 怀化地区博物馆：《湖南麻阳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文博》1993年第1期。

31 韩伟：《海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第144～145页，图283、284，三秦出版社1989年。

3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33 阆中县文化馆、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

34 何明：《记塔虎城出土的辽金文物》，《文物》1982年第7期。

35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5）》，图版98，科学出版社，2008年。

36 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37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38 镇江博物馆 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年第1期。

39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南出土窖藏元代银器》，《考古》1987年第9期。

40 戴小波：《涟源出土的元代窖藏银器选介》，《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二期，第354页，岳麓书社2005年。

4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42 马志祥、张孝绒：《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文博》1988年第2期。

4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

4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曲江乡孟村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4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46 大同文化局文化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47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48 王银田、李树云：《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49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50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51 陕西蒲城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墓壁画中墓室西北壁绘一少年男侍，身后有一条案，案上错落摆放直颈盘口花瓶1、玉壶春瓶1、匜1、托盘1、酒盏2。（呼林贵等：《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79～80页）。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M2元代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壁画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都有相似图景。

52 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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