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包含着忠诚性、虚伪性以及掺杂着忠诚与虚伪的情况不明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这真使人疑虑，到底是劳动创造了语言，还是人类出于撒谎的需要而创造了语言。语言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可以沉淀成文明层，也可以沉淀成渣滓层。语言可以标榜一段历史真相，也可以遮蔽一段历史真相。语言可以让一个人像太阳那样大放光芒，也可以让一个人像“零”一样被抹掉，把他压在墓碑底下，让他永远沉寂无声。一个沉寂无声的人呈现着两种苦难的可能：一是，他已经被语言之河所溺毙，他永远浮不出这个水面；二是，他没有进入语言之河，语言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无法进行言说。两种苦难几乎有着同样的一个结局，即：他们的周围都是汹涌的语言流，但唯独他们自已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等于不存在，没有“语言”，他存在的信息就无法向外扩散，他就不曾诞生。所以历史与当下都活在语言中，这其实就造成了“历史”没有绝对的真相。言说的尺度就是历史真相的尺度。所有历史本身都是被叙述所反映，也被叙述所歪曲。叙述就要流失，但不叙述就是不曾存在，就是全部流失。
人：在语言的洪流中艰难舞蹈。语言应有的忠诚性却常常变得不忠诚。这种语言与事实不对等的现象。引起了孔子的极度恐惧，还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奠基期，孔子对语言的不忠诚性就已经感到不安。他敏锐地觉察到，语言脱离事实后，它自身就可能是一种强大的甚至是不可撼动的存在。语言虽然产生于人类，但当它成为“客体”后，又会反过来压迫和愚弄人类。语言并不是常常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语言是真诚的，语言也是虚伪的。所以一部《论语》中，孔子对语言的清醒、警惕、控制、甚至是贬斥俯拾皆是。他不断地告诫他的弟子们，他这里虽然是个传道、授业、解惑——这三点哪一点也离不开语言——的学堂，但是决不可让语言符号霸占整个空间。在《论语》第一章“学而”的第三则中，孔子便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好脸色，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孔子在这里把“巧言令色”的人断然截然地与“仁”尖锐地对立起来。“仁”是孔子所设立的君子应该具有的达到极致的道德水准，在孔子的眼中，除了尧舜禹，伯夷、叔齐等零星古圣贤具有“仁”的内涵外，在当世，唯他与他的大弟子颜回，达到了“仁”的境界。其他则是世无仁者。就像郑国令尹子产那样的贤相，孔子也没有对他的品格给予“仁”的评价。史栽：“子产卒，郑人耕者辍耒，妇人捐其珮块也。”子产的离去，使郑国的耕者忘其犁，妇人们捐珮遗块，悲伤像浓云一样遮没了百姓的心，百姓用这样的行动表示与子产生死永不相忘之意。然而这样的人在孔子的眼中也还是不够“仁”。
“仁”的空间很是狭窄，很少有人能挤进去。他们挤不进去的原因，除了他们的品格在孔子的眼中有别的瑕疵外，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肯定是他们的口才过人，或舌灿莲花，或嘘枯吹生，或浮词华辩，这样的人看起来在内在的本质上多少都会有一点“伪”的感觉，所以孔子不信任他们，或日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毕竟汹涌的语言流常常会让人头晕目眩，心生疑虑。而孔子认为与他共同达到了“仁”的境界的颜回可不是这样的人。“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好像一个愚笨的人。他回去我观察他私下的言行，却也能发挥我所讲的，可见颜回并不愚笨。)颜回听老师孔子讲课，整日都不说一句话，这的确近于孔子心目中“仁”的形象。孔子一再强调“刚、毅、木、讷，近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喜欢颜回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他少言寡语，甚至是无言无语，木头一段，闷葫芦一只。
我们相信，孔子贬斥语言，如果不是因为语言的忠诚性，那一定是因为语言的虚伪性。按照语言形成的规律，真理该是语言的头生子，而谎言则是语言紧跟着真理迫不及待地生出来的第二个儿子，而往往它比第一个儿子更漂亮更富有活力和魅力，更具有煽动性和诱惑性，更为人们所喜爱。几乎世上所有的人都能面对谎言，但唯有强大的人才能面对真理。孔子对语言虚伪性的不安有时甚至达到了极端，他曾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就是从此不再说话了。这他当然做不到，我们谁也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不管语言后来惹出了多少乱子，但语言的内核是正直的，忠实的，洁白的。它的原始使命是一个传达信息——外界的、内心的——忠诚信使。比如在人类刚刚有了语言的时候，一位产妇生了一个男孩，接生婆就会向人报告说，“她生了一个男孩”；打猎时猎人们看见了一匹鹿在纤纤绵绵的草地上奔跑，他们就会相互转告“一匹鹿在草地上奔跑”，把生了一个男孩说成是生了一只狸猫，把一匹鹿牵到朝廷上说是一匹马，那都是后来的事。这时，语言的确沾染了邪气，但“语言”也会为自己辩解，是人使他沾染了邪气，它只负责“说出”，指挥它“说出”的却是人的大脑和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滋生出来的无限虚伪。
孔子对语言的高度警惕，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语言就已经在各诸侯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甚至可以不借助任何物质形式(我们在这里假定语言本身不是物质形式)——□比如说：武力炫耀，经济实力展示、使用倾国倾城的美人和亲，让她们像一朵朵染尘的花儿一样飞入蛮荒之地，美人们的泪水洒满了月光下凄凉漫长的和亲之路，她们将用自己青春的胴体在一个陌生的老男人怀中的惊悸、颤抖，换得这个国家作威作福的领导者们的片刻安宁……不，不需要这些，语言的威力胜过千军万马、粮米布帛、二八粉黛。语言依靠自己的魔力可以从一片虚无中生动凸起，创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光辉业绩。
孔子自己就亲手策划和目睹了他的弟子子贡——孔门言语科的高材生，是怎样用三寸不烂之舌创造这样奇迹的。
当是时，田常欲作乱于齐国。但又惧怕国内豪族高氏等人的势力，因此想把视线转移一下。先去攻打鲁国(人之血腥争斗，甚于禽兽。春秋战国之时，这种无义战比比皆是。在历史上占显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屠夫。人之嗜血本性往往把屠夫们当作偶像供在历史的高处，然后再献上心悦诚服的香火和谄媚的颂歌。历史只歌颂屠夫，而不歌颂羔羊)。鲁国乃是孔子的父母之邦，祖宗的坟墓所在地，孔子当然会着急上火，忧心忡忡了。他对弟子们说：“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国家危险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几个人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忠勇的子路是个热血经常性沸腾的人，是为国难可披肝沥胆的人，但他在孔子的眼里却只是一个暴虎冯河仅具匹夫之勇的人。《史记》说子路生性鄙俗，喜好逞勇斗力，志气刚强直率，头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腰上围着公猪的牙齿。样子威猛倒是挺威猛，甚至有几分漫画式的可爱和天真。你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头插公鸡毛，腰围猪牙齿，遇事便跃跃欲试的刚猛武士是个什么样子?这样的人勇则勇，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却难以只手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于危倾。孔子是一位多么高明的老师。他最有辨才识才的能力，孔子不许。接着子张、子石又请行。孔子还是不许，洞察一切的孔子心里明白，让他们前去，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浪费时间，失去制止一场关系到祖国生死存亡的战争的最佳时机，弄不好还会让这几个弟子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他在等待子贡的登场。他明白，对于他和他的弟子们俎豆之事常习，排兵布阵不通，人生中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仁”的这样的一群人来说，目前能化解这场家国危机的可不是那个被他奉为至高无上的“仁”，而是语言。
以孔子对语言的一贯性的贬斥和压制，他是不可能太喜欢子贡的。“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经常打断他的狡猾。)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孔子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这样地倚重子贡的语言才能来挽救他的国家。
肩负着老师的重托，子贡出使齐国。子贡此番出使。完全是要用“语言流”来牵引齐、吴、越、晋四国权利阶层的转动。孔子是那么厌烦“说话”，而这次却是他派子贡去“说话”，子贡在四国之间不断地说话，说了很多很多话。他将田常游说的在鲁国按兵不动。而为了给田常找个台阶下又出使吴国。让吴国救鲁攻齐。这样田常陈在鲁国的雄兵就派上了用场，他可以掉转枪头和吴国交战。免得出师无名，往鲁国白跑一趟，惹得天下人耻笑。接着子贡又出使越国、晋国。子贡使齐国、吴国、越国、晋国，都在他的语言的摆布下。进入了一场本来与已无关的战争中。这几个国家晕头转向地进入了他早已设计好的语言系统中，且这几个国家的王都自以为在他的语言系统中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参战理由——其实没有这种理由，这仅仅是子贡用语言编织出来的一种理由——四个国家懵头转向如火如荼地打起来了。子贡的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凭者唯语言尔。四个国家相互厮杀的结果是，齐国从此陷入动乱之中。吴王夫差和相国被杀，吴国从此灭亡。而晋国却越来越强盛。灭了吴国后的越国，三年后称霸东方。鲁国则安然无恙了。“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所以子贡一次出使，使鲁国存在，齐国动乱，吴国破灭，晋国强盛而越国称霸。子贡一次出使，使各国局势打乱了，十年期间，五个国家的局势各有变化。)(《史记》)
孔子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局面，但他也一定是恐惧的。恐惧语言在某些时候似被一只看不见的魔鬼的手牵引着，疯狂地流动。它造成的可恶的洪流甚至可以把创造它的人类自己活活淹死。孔子从语言的这种多面性，复杂性，不可解性中，更加感到了语言的无行，从伟大的人口中说出，它就伟大。从平庸的人口中说出，它就平庸。从善良的人口中说出，它就善良。从邪恶的人口中说出，它就邪恶……“巧言乱德”、“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于齐国、吴国而言，子贡不正是一个用花言巧语倾覆了他们国家的人吗?而这一切不都是孔子亲自安排的吗?)等等对弟子的教诲和对君王的进谏，都表明了孔子在语言面前越发的小心翼翼，他在尽其所能地防止语言的异化，防止人成为语言的囚徒。其实孔子还是生得早了一点儿，在他去世后，语言的盛筵在战国时代近于疯狂。华丽紊乱癫狂的语言要素在战国七雄的天空上到处飞溅，撞击人们的耳鼓，扰乱人们的视听，拨动人们的心弦，降低或提高人们的智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战国七雄的争霸是在语言内部进行的。因为此时产生了一批专门以游说为职业的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苏秦主张“合纵”——合众弱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苏秦先后游说六国合力抗秦，因此苏秦曾佩六国相印，被封为武安君。而张仪则主张“连横”——事一强而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也曾先后佩过几国的相印，被封为武信君。这种“合纵”、“连横”的计谋，是战国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抗，也是纵横家们语言元素、语言能量、语言技巧的对抗。所有的旌旗摇动，战鼓雷鸣，关山寒月，血溅黄沙，都是在“语言”的摆布下发生着，成长着，疯狂着，毁灭着。“语言”的分裂，造成政治形势的分裂——苏秦；“语言”的统一，造成了政治形势的统一——张仪。在这场语言的喷发、苦难、嗜血、魔鬼般的对抗中，张仪是最后的胜利者，抑或说“语言”是最后的胜利者。“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的中央集权统一的大帝国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个大帝国巍巍宫殿的基石中，“语言”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苏秦、张仪的伟业再一次表明了语言在许多时候会大于现实会大于事物的本身。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一种在自身的基础上无限生殖的超强能量，这对于谣言与谎言更是如此。谣言与谎言的能量大到近于神奇。它们都具有不胫而走的能力。谣言与谎言生殖的速度与某些细菌繁殖的速度不相上下，令人吃惊。谣言与谎言有种子就会发芽，发了芽就会长叶，长了叶就会开花，开了花就会结果。果实立即成熟、爆裂，新的种子又急急忙忙地飞向大地，谣言与谎言的新的一个轮回如此开始……“人言可畏”、“舌头底下压死人”。就是这个道理。阮玲玉不就是香消玉殒于谣言之下么?
而谎言，尤其是政治家的谎言，会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拖入苦难的深渊，使人类的躯体鲜血淋漓，百孔千疮，陷入地狱之火的煎烤之中。以希特勒为例：这个癫痫病患者，维也纳的流浪汉，不入流的画家，他的发家史就是由“语言”开始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参加了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在军旅生涯中，不是他的军事才干，而是他的滔滔雄辩的“口才”被上司发现，派他去驻扎在墨尼黑的一个团队去讲演，结果大获成功。从此这个反人类的疯子发现了自己的身上蕴含着最惊人的天赋——讲演。“讲演”对于一个一文不名，没有家世背景、战功履历、坚实靠山、经济实力，没有道德人望……总之是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来说，是白手起家的最好本钱。“语言”，如美女般娇媚的语言，刀锋般犀利的语言，蜜糖般甜软的语言，烈火般煽惑的语言，蛇一样从这个人的口中滑溜溜地爬出来，迷惑着具有高度理性的德国人。他就靠语言，把只有55名党员的“德国工人党”改造成一党专制的法西斯政党——纳粹党。而他自己则成了集政治、经济、军事领导权为一身的第三帝国的元首，并且血腥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了这场战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希特勒的初期发家史，就是靠语言这股好风把他送上青云的。而对这么一个初期只尚空谈的煽风点火的狂人，德国各阶层及犹太人中最优秀的思想家、作家等对他缺乏应有的警惕，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口吐狂言的小丑放在眼里。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希特勒的崛起》一文中讲：“当时，这个名字(指希特勒)进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分量的，后来我也没有再去想它。因为正如今天早已消隐得许多无影无踪的煽动家和暴乱者的名字在当时混乱的德
国出现一样，不用多长时间便又消失了……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把尚未愈合的德国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茨威格认为希特勒这个名字“空空洞洞”“没有分量”时，这个名字正在飞速地提高着他的语言魅力指数——希特勒的讲演总是会引起海潮般的欢呼，回响和追随。如果在当时的德国，没有那么多的“勒丝”他的崛起是不可能的。是谁在充当“勒丝”当然是人民。是人民，是德国的人民充当了希特勒崛起的基座。我们在检讨历史上一场不义的战争时，无辜者是少而又少。不管他们是清醒着还是迷糊着，是自愿着的还是被迫着进行了不义战争，只要他们的双手沾上了真正的受害者一方，真正的无辜者一方的鲜血，都应该受到审判和谴责——法律的、道义的、良心的。
正义可以宽容，但正义不该怯懦，正义不该缺席，正义不该是非不分，一味忍让。正义不放纵罪恶。
希特勒这个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不像善良的茨威格们所希望的那样，“既不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希特勒这个“小气泡”不但产生了爆炸，而且能量惊人，百颗原子弹也未必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它产生的冲天臭气，迷漫了整个人类曾经是洁净蔚蓝的天空。这股臭气推着人类径直向毁灭走去。便是茨威格自己，也因为这场战争，先后流亡英国、美国，后定居于巴西。1942年，由于对人生的绝望，与妻子一起自杀于寓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大劫难，而这场大劫难便滥觞于一个疯子的“语言”。
孔子一生“恶夫佞者”，反复强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一部《论语》孔子没有对语言做过正面的肯定。这的确使人警醒。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语言的正面作用还是远远大于它的负面作用的。语言的负面作用只是它的白璧微瑕。况且语言的不确定性，完全源于人的思想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罪恶完全源于人的罪恶。这就像手枪是可以杀人的，但杀人的罪过并不在手枪，而在于握着手枪的那只手。手枪决不会自觉自动地将枪口对准林肯或者是闻一多。孔子在一部《论语》中一再主张“行”的重要性，可“言说”也是重要的。不管言说有多么困难，有多大漏洞，都必须言说。否则世界则陷入不可知论，文化将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交流。当然除了语言，人们也可以用其它的方式交流，如手势、眼神儿、图画、烽火、号角、旗语……但谁都看得出来，这种交流的方式承载的信息含量极其有限，对飞速发展着的人类社会，只能起着语言之外的辅助作用。今天在信息时代中，语言的符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语言是海，语言是河，语言是金，语言是沙，语言是七月连雨天中连绵无涯的芳草，是秋日天穹上颗颗闪亮的星星。也是垃圾堆上嗡嗡乱飞的绿头大苍蝇。人们既要使用语言，也要警惕语言。说到底孔子与我们哪个不生活在语言世界中。这是我们的宿命，谁也无法突围。一部《论语》就是“语言”，如果真像孔子说的那样，“予欲无言”哪里还会有《论语》这部儒家的经典和历代业儒者的饭碗以及今日百家讲坛上某教授手舞足蹈下的语言狂欢呢?
责任编辑 赵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