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后，晚清知识分子的时局观发生变化，中国中心观念和夷夏观念渐有动摇。他们常常以春秋战国时代比附当时的国际局势，并将俄国看作如秦国一样的强霸之国。这种俄似强秦的焦虑在新小说中，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汝澄的 《痴人说梦》等理想小说中，俄国成为未来新中国的第一个假想敌，中国因实行立宪重新变得强盛起来，一举打败了专制的俄国。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晚清知识分子得以重温帝国遗梦，俄国这个他者也镜照出他们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晚清新小说 俄国 战争 民族国家
文学文本生成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与历史事实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特别是对于晚清这样一个文学功利论流行的时期。然而，文学也有着自己的特性，那就是它既是生成于历史之中，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因素等的制约，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性，“就其最广阔的意义来说，文学乃是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心理学，它所要揭示的不只是一定限度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广阔的内心世界和人心的深层结构。”[1]（p2）于是，从文学文本的类同现象中，我们也可以窥探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特征。
时至晚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创痛巨变，蒙受着火与血洗礼的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东传及中国人自身在巨变中的体认，再加上与西人接触后的切身体验，中国中心观念和夷夏观念渐有动摇。在骤然被卷入的全球性漩涡之中，人们不得不重新阐释面临的局势，设定中国的位置。“变局”、“奇局”、“创局”一时成为被大量使用的字眼，士人更常常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比附当前动荡不息的国际局势，并将欧洲国家一一对号入座。王韬在其《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中说道：“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英、法、普、俄，四大并峙，其犹晋、楚、齐、秦欤，奥、意、土介其间，亦犹韩、魏也，西、葡、比、嗹、瑞、荷亦犹泗上十二诸侯也。”[2]（p201）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也指出：“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3]（p160）虽然在将其他欧洲国家拟比春秋列国时略有差异，但是将俄国比之秦国却是共识。回想历史上秦国曾灭六国遂一统天下的事实，俄似强秦的比附映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俄国这个强大对手时的手足无措和焦虑不安。
这种焦虑随着俄国企图将东三省占为己有的瓜分行为而大大强化，同时也引起了时人对其他国家也要一起来瓜分中国的隐忧。国内的拒俄运动因此而起。身处不同地域、持不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其目的既在痛陈俄国的残暴行径，更在激励国人。“以俄为敌”的观念，进入文学文本领域，则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面对这个给中国带来瓜分危机的俄国，虽然在现实中中国无法与之抗衡，但在理想小说中却有一番关系的反转。晚清知识分子所恋恋不舍的帝国遗梦，也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梁启超1902年-1903年刊登于《新小说》上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吴汝澄（守一）1904年至-1905年在《安徽俗话报》第1、2、3、5、6、7、9、16期连载的小说《痴人说梦》，就是这样的典型文本。
1、虚构的未来与沉重的现实
“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4]（p7）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开篇便将时间维度设定到了未来，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通过立宪强盛起来，南京正在召开万国和平会议，上海则在举行大博览会，中国似乎重新成为了万国中心。接着，作者便以倒叙的手法，开始讲述中国强盛的历史进程。关于这一进程，梁启超在写作大纲中已经做好了设定，即先由地方独立开始，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独立。中国独立之后所走的道路，也与那些西方国家相似，在国家富强之后逐渐向外殖民扩张，政治地位更是大幅提升。大纲设计也显示出了梁启超对于东三省问题和俄国的关注。未来的东三省不仅摆脱了俄国而独立，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还可以与俄国开战，“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5]（p44）。这无疑是是战国式格局观和俄似强秦看法的延续，而与俄国的战争，还是中国“外竞时代”开始的标志，“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4]（p12）虎视眈眈的俄国，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首个绊脚石，唯有解除了这个威胁，中国才显得不那么担忧。
事实上，东三省被俄国占有后，俄国在东三省的种种行径通过报纸报道传播开来，令人们极其愤怒。由俄国占东三省所即将引发的瓜分浪潮也使得东三省成为亡国的象征。东三省独特的地理意义，使其成为许多“新小说”中英雄游历的必去之地。这些新兴知识分子常常在日本、美、英、法、德等国接受先进教育，这些国家对他们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它们即是他们获得知识、探寻救国道路的理想之地，也是正垂涎于中国的国家。而俄国则从来都不是先进知识分子求得救国知识的地方，它仅作为一个与中国一样的专制落后政府，其残暴野蛮无法令人引起好感，东三省被占情形的宣传更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认识。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中，爱国少年陈仲滂前往东三省的目的就十分明确。“兄弟自从离了湖北以后，心里常想道：俄罗斯将来和中国是最有关系的，现在民间志士，都不懂得他的内情，将来和他交涉，如何使得。因此发个心愿，要学俄罗斯语言文字，游历俄罗斯地方。去年四月，便到这里，一则学话，二则看看割地以后的情形，以为中国往后若是有瓜分之祸，这便是个小小的影儿了。”[4]（p70）救国英雄黄克强和李去病自英、德、法学成之后，于光绪壬寅年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乘火车返国，而光绪壬寅年正是1902年。取道俄国返回，一方面是当时交通状况所致，另一个原因则与陈仲滂相同，那就是考查俄国情形。“我们是从圣彼得堡搭西伯利亚铁路回来，到了山海关，忽然想起，去国之后，不过几年，我们的地图倒有好几处换了颜色，不胜感慨，故此就近绕道，特来这里瞧瞧，也不过和阁下一样意思的。”[4]（p70）当经过山海关时，看到这一带全被俄人占领，黄、李心中感慨万分，《新中国未来记》中著名的关于救国道路的辩论也由此引发。
梁启超所设计的黄、李、陈三人游历东三省这一情节，将故事时空从2062年的上海拉回到了1902年的东三省，其重点则是借东三省被占惨状的描写，塑造一个未来中国的缩影以警醒人心。不过对于东三省的真实情形，当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的信息来源也只能是报纸杂志上的报道。如书中第四回“广裕盛”店铺广东老人对俄国的控诉、满洲归客谈两段，作者直接注明材料来自于日本报纸。黄克强对俄国在东三省撤兵情形的描述，陈仲滂谈话中对于俄国驻兵数字的精确罗列，也出自报纸。报章报道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可信性，却也使初次写作未来小说的梁启超在时间处理上捉襟见肘。广东老人讲述完俄国压迫中国人的种种情形之后，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明，“著者案：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4]（p69）。当陈仲滂谈论完俄国在东北三省增兵驻扎的情形时，作者同样增添了一个“著者案”：“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电报所报”[4]（p73）。小说作者试图带领读者由惨痛的现在进入美好的维新强盛的未来，然而这些“著者案”却提醒读者，小说叙述毕竟是一种虚构，未来有多种可能，如今沉重的现实到底将导向何种未来无人可以预测，《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大纲也只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安慰。
2、战争梦背后的政体考量
东三省被占及其所警示的亡国之祸造就国人强盛救国的紧迫感。吴汝澄《痴人说梦》中的“南痴”朱先觉，努力通过演说宣传自强的道理，一日在街上听闻俄占东三省、其他国家也要来瓜分中国的消息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想我中国这个局势，就是即刻自强起来，非励精图治十余年，不能有点儿头绪，现在俄国倡这个首祸，不但是英国要占长江，法国也必要占云贵两广了，德国也必要占山东河南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醒过来，想自强也来不及了”[6]（p33）。朱先觉顿感演说救国太慢。在忧愤醉酒的情形下，他进入了梦境中。梦中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救国英雄，力挽狂澜，使中国免于灭国。这些英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日英美四国同盟，将俄人逐出东三省以外”[6]（p27）。无独有偶，蔡元培于1904年2月在《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上发表的理想小说《新年梦》中，游学美、法、德且到俄国东三省考察过社会情形的“中国一民”，也是在梦境中参与了革命志士的兴国会议。众人拟定中国强盛之后的外交手段之第一项，就是恢复东三省。“兼且国法改变以后，马贼也来归附，居民都告奋勇，又有各地民兵，陆续可以接力，陆军势力很可打退俄兵，我们就应立刻与俄宣战。”[7]（p20）同时还可联合日本，“一面派外交家到日本订约，海战兵费统归我们济助，日本正苦经济困难，没有不乐受的。那就日本海战的功，我们分他一半了。一面派曾在俄国大学肄业的人，暗入俄国各地运动民党，推翻政府，三面夹攻，满洲还不能收回么？”[7]（p20）这种联合其他国家战胜俄国、并改变其政治制度的对俄手段，与梁启超的设想如出一炉。
俄国对东三省的占领令知识分子忧心忡忡，而它在那里所施行的残暴统治，特别是1900年7月对居住在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屠杀这一事件，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虽然清政府无力也是出于无奈，没有与俄国开战，而知识分子却可以笔为武器，为乱世中无辜受戮的人民雪耻泄恨。前面所提到的吴汝澄的小说《痴人说梦》，就是围绕着与俄战争展开的。“南痴”朱先觉进入梦境，就是在听闻俄占东三省并屠杀黑龙江畔的中国人之后。他所要寻找的救国英雄张国威，正是一个持铁血主义、力主与俄开战的英雄。张国威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山海关外，早已做好了充足的战争准备。因此，当俄国被日本战败、企图因西藏蒙古问题与中国开战时，张国威有备在先。于是，他一面派人“亲到俄国内地，运动些虚无党做个内应，并派人分往各处，游说那些波兰犹太的人，劝他各谋独立，使俄国内乱蜂起，不能兼顾”[6]（p29），一面与爱国将军毕胜联合起来，奋力杀敌。当毕胜与俄军苦战之时，张国威的队伍作为援军及时赶到，“我军登高瞭望，隐隐约约的见来军旗械鲜明，步伍整饬，那些俄兵见了就倒，把那些鬼头鬼脑，打得从空中乱舞而下，我军知道是我国的援兵，急从后面猛扑，前后夹攻，把俄兵杀得一大败，赶了一大半下黑龙江淹死了。看官，这个黑龙江就是去年俄人逼死我六千同胞的处所，今日也就在这个处所逼死俄人，真正是痛快事呢。”[6]（p5）黑龙江作为地志空间，因俄人在此处对中国人的屠杀而具有国恨家仇的意味。
事实上，与俄开战并将其打败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并不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俄国虽然被视为瓜分中国的罪魁祸首，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其他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与其他那些想要瓜分中国的国家相比，俄国反而是容易战胜的。独有俄罗斯呢，这种势力虽不能说他没有，但大半却是从君主贵族侵略的野心生出来。……他现在日日侵略外头，也不过为着内乱如麻，借此来镇压人心罢了。其实，俄罗斯的国力，那里能够在今日生计竞争界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他现在虽然也跟着人讲那振兴工商的政策，但专制政体不除，任凭你君相忒地苦心经营，民力是断不能发达的。生当今日，那民力不发达的国家，能够称雄吗？”[4]（p75）
这种对俄国政治制度及其国力的评论，也与当时知识分子对政治救国道路即中国应采取何种政体的探讨密切相关。专制政体的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同样实行专制政体的俄罗斯也被视为是落后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了一起。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是被主张立宪的知识分子视为一场在立宪的日本与专制的俄国之间展开的政体之战。日俄战争终以日本战胜俄国结束。俄国实行专制被解释成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俄国的战败成为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的明证。在晚清主张立宪的理想小说中，立宪成为救国的灵药，政体成为国家强弱与否的根本。
晚清新小说中的战争书写，投射出了国人对于俄国这个国家的独特认识。俄国是一个对中国威胁极大的贪婪的邻国，却又是一个政体落后、内乱丛生的国家。在这种对他者的认识中，也可见国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设想。他们理想中的“新中国”，是一个实行了立宪、逐步强盛并重新获得头等国地位的帝国。这个帝国不再惧怕对其虎视眈眈的俄国，更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与俄国的交涉。而在国人对专制与立宪政体孰优孰劣的评论背景映衬下，理想中实行了立宪的中国必定要把专制落后的俄国远远抛在后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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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A].见：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吴汝澄（守一）.痴人说梦[J].安徽俗话报，1904，1：33；2：27；1905，7：29；16：5.
[7]蔡元培.蔡元培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崔焕伟（1984-），女，汉族，河南许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俄比较文学与中俄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