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著名学者，文学教育家。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国家权威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戴望舒传》、《聂绀弩传》、《郁达夫传》、《夜雨江湖：李渔传》、《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等6种，合著《骗子的历史》、《民族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钟灵毓秀》等十余部。曾获得李达青年学术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常务理事。
历史无情，常常会将曾经煊赫辉煌的经典遗忘于时代的忘川；岁月有意，往往会在灯火阑珊之际重新发现远去的绝代风华。
真的学者，好的批评家，不会为流俗摇撼，他们是茫茫夜航的灯塔，是浮躁时代的“定海神针”。俞汝捷先生对于《李自成》原著的“精简”及其对于“崇祯十六年”时段的“补天”，立意正在于此。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姚雪垠一生的心血之作，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6年，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第四、五卷出版于作者逝世的1999年，前后历时36年，跨越了共和国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和“后新时期”。《李自成》不仅是一部篇帙浩繁的大制作，而且也是一部成功的共和国文学史上的“正典”。
俞汝捷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崇祯十六年》[1]，以及由他完成的《精补本李自成》的出版，正可以视为文学“正典”的重新归来。
一
之所以说《崇祯十六年》的创作是“正典”归来，是因为其与共和国文学史上的“正典”具有密切的意义关联。所谓“正典”，恰如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崇祯十六年》不仅是对《李自成》的补写，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创作对于那个时代“正典”的“回归”、“眷怀”与“意义张扬”。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二年（1645）农民起义的悲剧历程，同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再现了明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堪称是对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进行“全景式”观照的“历史百科全书”。
《李自成》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的“正典”，首先表现在其反映的时代内容的复杂广阔和丰富多样。其社会图景广泛涉及于宫廷、民间、都城、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百业，都有细致精当的描写，小说描写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三四百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结构繁复的巨作，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线索上，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虚实相间、彼此照应，取得层次井然浑然一体的效果”[2]。这种有效的艺术结构方式，为成功地经营过长篇小说写作的茅盾引为同调：“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雾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3]。小说长河般的巨型叙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构建的宏大艺术空间，都为共和国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
其次，在中国文学史上，姚雪垠通过对李自成领导的义军由弱到强，又由成功终于失败的全过程的展示，力图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小说第一次采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对义军的发展壮大最终失败的过程予以描述，同时广泛描写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以及各阶级、集团、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观照之下，正是因为成功借鉴了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李自成》才别开生面，第一次让农民起义领袖充当主角，正式走上艺术舞台。正如茅盾所说：“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4]
再次，小说文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的圆熟、精湛，也达到了共和国文学创作的新高峰，开辟了历史小说写作崭新的叙事空间。《李自成》充分体现了姚雪垠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那就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场悲壮宏阔的史事，也是一部震撼心魂的悲剧。这是一幅色彩缤纷、内容丰厚、激情昂扬、悲郁深沉的民族史长卷。姚雪垠既成功地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的叙事传统，又成功地借鉴了西方近代以来长篇小说多头并进、起伏跌宕的结构方式，有机融铸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博采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创作主体坎坷丰厚的人生感悟投射到作品之中，由此成就了《李自成》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最后，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艺术画廊。如李自成高瞻远瞩，颇具果敢、豁达的领袖风度；刘宗敏剽悍、威武、粗中有细、肝胆照人；郝摇旗坦荡、忠心、略嫌鲁莽；张献忠豁达聪明，但缺乏远大的斗争理想；红娘子飒爽英姿，见识超群；慧梅聪颖伶俐，善良温柔；崇祯帝宵衣旰食，忧国如病……
一般认为，姚雪垠笔下的崇祯及其臣僚、后妃、太监等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颇具历史的厚重感。如崇祯就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昏聩、腐化的“末代之君”，而是一位励精图治、刚毅有为的君王；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一批才能卓著的末代臣僚，都在最后的挣扎中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小说对少数民族领袖皇太极、多尔衮，以及孝庄皇后等人的形象刻划，也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小说对李自成部将的描写也非常成功，如刘宗敏剽悍刚硬的大将风度，李过处变不惊的冷静严厉，郝摇旗粗犷张扬的大将豪情，袁宗弟孤胆英雄的不凡身手，刘芳亮赤胆忠勇之中不乏拘谨羞涩，田见秀身在军旅心尚佛门，等等，构建了《水浒》、《三国》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立体、形象的英雄群雕。小说对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义军以及各路“杆子”的描写，无不妙笔生花，有血有肉，淋漓尽致。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李自成形象的过分“高大全”，文学史家这样评价《李自成》前三卷对其主人公描写的缺失：
李自成在作品中，以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5]
从第四、五卷文本来看，姚雪垠本人对此问题也产生了相当的“自觉”。李自成的形象的确过于“现代化”和“理想化”，在他身上，被赋予了不少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李自成远没有张献忠、刘宗敏、崇祯那样形象生动，而被过分“政治化”和“脸谱化”，没有“个性”，也无从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强人所难、牵强附会的地方，比如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来介绍红娘子的身世，让刘宗敏在审判吕维祺的大会上长篇大论地批判孔孟等等。读者大众普遍感到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有鉴于此，姚雪垠在后面两卷的写作中，有意将李自成过于“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进行“矫正”，但又矫枉过正，一变而为多疑，甚至有些暴戾。尤其是在他进京之后，立即陷入处处挨打的境地，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过去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镇定从容的气度、乐观昂扬的信念、所向披靡的勇气、知人善用的智慧，从此荡然无存。这种从“高大全”向无能失措的突然转变，让许多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很难理解，也很容易造成李自成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失败的印象。
同时，《李自成》还是一部没有完成的经典，小说的第三卷以《慧梅之死》作为结束，但翻开第四卷，却已经到了崇祯十七年，其中整整缺失了一年时间，这中间的断裂十分明显。
有没有一个人既熟悉姚雪垠的思想脉络、行文风格，又有足够的学识修养文才史德将这一段阙失补正，使之成为天衣无缝的“完璧”？有没有一个人能够修正李自成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缺失，以救正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部“正典”呢？
有的，这个人就是学贯中西、识见精深、才具卓异，曾经担任过姚雪垠助手多年，现已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退休的俞汝捷研究员！
二
俞汝捷先生于1977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姚雪垠助手，亲历了《李自成》后三卷的写作、修改过程，对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行文风格非常熟悉，以后他又长期致力于文学研究。其学术专著《小说二十四美》、《幻想和寄托的国度——志怪传奇新论》、《人心可测——小说人物心理探索》、《长江小说史略》等在学术界、创作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屡次荣获各类奖项。
俞先生有家学渊源，从他撰写的《我与程十发先生的交往》、《花朝长忆蜕园师》等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游心学术、艰难探索的人生历程。俞先生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历史修养博大精深，研究对象以文学、历史为主，旁涉美术、音乐、古玩、字画、器物、影视，等等，多有著述，尤其难得的是他富有古典的人文情怀，如他31岁生日时所作词作《浣溪沙》：“山色波光映夕阳，江天秋思正茫茫，西风愁送荻花香。浊酒一杯骚客醉，寒窗十载腐儒忙，古今谁似接舆狂？”《点绛唇》：“舞剑弹琴，风流却畏人知晓。贾生才调，空把灵均吊。休对菱花，已负潘郎貌。佳期杳，凭栏自笑，大梦谁曾觉。”他在楹联界、诗词创作界，堪称祭酒，尤见功力。如此修为，已经完全具备了长篇历史小说写作的诸般条件。
俞先生精简《李自成》，主要从六个方面入手，一是节略。即在保持原著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细致删节。将原著300多万字压缩为190万字，加上补写的20万字，共计210万字。并在结构上将原著的5卷整合为四部曲，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诗作为标题，即《天寒霜雪繁》、《闻说真龙种》、《长风驾高浪》、《风散入云悲》，与起义军“潜伏—转折—挺进—败亡”的悲剧历程相吻合；二是铲除非艺术、非历史的痕迹。凡脱离小说情节的议论、说明一概删除，并对原著拔高李自成、高夫人等人物的描述力加笔削；三是纠正了许多历史知识性的失误，如《东周列国志》本来是清人蔡元放根据明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修订润色而成，原著却在刘宗敏的言谈中出现了该书名；四是救正了诗词格律方面的错讹，即对原著中某些代古人拟作的旧体诗词进行正误；五是将原著中情节疏误或者自相抵牾之处，予以补正；六是修正语病。
在精简之外，俞汝捷先生“补写”了崇祯十六年的部分，即《崇祯十六年》。按照姚雪垠原先的计划，主要包括一败孙传庭、与革左等在汝宁会师、在襄阳建立政权、火并曹操与革里眼、二败孙传庭、在西安建立政权、米脂祭祖等情节，并侧面交代张献忠的行踪和皇太极之死等大事。其篇幅相当于整个第四卷，但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动笔，终成遗憾。
《崇祯十六年》分为六个单元，即《一败孙传庭》、《汝宁会师》、《襄水奔流》、《烟波江南》、《二败孙传庭》、《威加海内归故乡》，一共20万字。
补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是一次“戴着镣铐的舞蹈”，它在叙事风格上要求与原著保持一致。除了首次出场者之外，每个人物的气质、性格，甚至他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行、思维、情绪反应，等等，都要求与原著中的“这一个”相统一，或者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在情节安排上，尤其要求首尾连贯，前后照应，要将断裂处加以连接，阙失处加以弥补。个中辛苦，实难为外人所理解。
以常理揆之，凭俞先生的才情和见识，本来应该另起炉灶，在历史小说的广阔天地中纵横驰骋，别立新宗，一展风华，又何必受制于历史小说原著固定的上下文，在较为狭窄的空间里费尽心力？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俞先生对于姚雪垠的感情上的“道义”担当，除此之外，是否别有衷肠？
俞先生曾经借用唐代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概念，加上清代章学诚的史德的概念，撰写过学术论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略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修养》[6]，对当代历史小说进行详细解读，月旦群雄，认为当代历史小说的成就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历史修养的深浅相关。德、才、学、识，四者缺一不可。我认为史识更是区别历史小说写作高下的金针，史识的高低深浅直接决定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得失成败。
相较于其它小说文体，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更需要知识储备，更需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充足生活经验，更需要艺术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更需要文言的能力，也更需要古诗文的功底[7]，同时也更需要与写作对象持续经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盘恒的“甘坐冷板凳”的冷静和耐力，这是历史小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求的高导致了历史小说写作成就的大，回顾共和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长篇历史小说一直是文学领域的重装部队，被视为能够宏观表现时代风云，再现民族心史，揭示文化传统的代表性文体。在《李自成》之后出现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有很多，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少年天子》，熊召政的《张居正》等等，都是对历史风云进行宏观描述，对传统文化予以细致展示，对人物心灵给予同情体贴的力作。
塑造一批具有文化深度人格的历史人物，还原一个既有历史现场感的“原始真实”又有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的“深度真实”的历史情境，已经足够引起读者与批评家的好评了。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还要警惕长篇历史小说写作中易患的“因循”的毛病。中国一直就有章回小说写作的技术传统，又有博大精深的史传叙事传统，由此层累地造成了历史小说写作在技术上的老成，在文化氛围营构方面的模式化。历史小说家在写作时很容易因为对主人公的过分的“同情的了解”和“近距离的体贴”而导致创作主体的迷失，从而丧失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批判的理性。应该说，近些年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对专制帝国威权的崇拜，对烂熟到腐溃程度的专制文化的把玩，对杀人盈野草菅人命的战争与冤狱的同情，不可抑止的清官意识和“颂圣”心理，等等，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诚如刘起林所说：“在形态混杂的文化格局中，历史小说家们既应该相信自我在把握文学和文化基本准则方面的稳健坚实之处，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它文化形态的优势和潜力，认识到自足而封闭地固守一块毕竟属于‘过去时’的‘文化领地’所隐含的危机，从而以开放的姿态，吸取其它文化形态的营养来补充和提高自己。”[8]
俞汝捷创作《崇祯十六年》，在此背景下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了，对于当下历史小说写作的“救正”意义也愈为明显。如果说《李自成》是因为与共和国以革命战争建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而成为“正典”的话，那么《崇祯十六年》则是从竞相以帝王将相作为叙事主人公的当下历史小说写作的重围之中破门而出，向共和国历史小说“正典”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仅只限于小说主人公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表现题材是农民军的艰难战斗历程，而且更是思想意识、人文诉求的回归，简单地说，即是在史识方面独标一格，是对当下历史小说写作的一次艰难的整体性的超越。在这种史识的指导下，俞汝捷将与帝王将相对应的人民作为关注的重心，将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多层面的立体的主体心理感受作为摹写对象，在揭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形象地再现了其愚昧落后的一面，而君臣丹墀廷争、将士疆场洒血、文士诗酒唱和、民间世情百态，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动叙写。
三
还是在做姚雪垠的助手时，俞汝捷就注意到了《李自成》主人公人物形象过于高大的问题，姚雪垠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李自成的正面品质见诸当时的官方记载和野史，并非作者凭空杜撰；二是读者的感受主要是针对一、二卷来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处于逆境，故而优点较为突出。后三卷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其缺点和局限会越来越暴露。而俞汝捷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存在着一个“适度”的问题。如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就曾经引用画家勃留洛夫的话说：“艺术是从‘稍微’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并进而发挥说，“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适度”是一门平衡的艺术。
《崇祯十六年》在李自成这一主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既有的《李自成》第三卷与第四卷之间，于起承转合的照应与前续后延的瞻望之际，充分开掘了李自成性格中多层面的复合之美。其实，早在写作《小说24美》时，俞汝捷就以《复合之美》为题，研究了《红楼梦》“人物性格的斑斓”，以及“由此带来的难以言说的美”[9]。黑格尔在《美学》中也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10]《崇祯十六年》通过有效的开掘，生动的细节铺垫，揭开了李自成“这一个”“整体世界”的神秘面纱。
清人编撰的《明史》上有一段关于李自成的评语，说：“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部下共甘苦。”沈国元《大事记》也说，李自成“凡事皆共谋之”。《流寇志》卷七记载李自成“性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婢仆”。虽只有寥寥数言，又处于敌对立场，以流寇盗贼视之，但对李自成人格的佩服还是形之于笔墨，不敢妄加“妖魔化”。反倒是在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笔下，李自成摇身一变成为暴虐好色的匪首。而在俞汝捷的笔下，李自成的智慧、勇敢、犹疑、阴谋得到了立体的复合展示，充分显示了他一贯坚守的人物艺术形象的“适度”原则。
《崇祯十六年》描写崇祯十五年冬天到崇祯十六年冬天的历史，在崇祯十五年10月上旬，李自成得到春天刚刚出狱的陕督孙传庭在崇祯催逼下已经出潼关来到河南，正在向东边开来的消息；同时获悉袁时中到了杞县圉镇准备长驻。于是他果断地兵分两路，与罗汝才率联军主力迎击官军，随即凭借优势兵力在冢头镇一举打败了孙传庭。另一路人马则由李过率领，前往圉镇，消灭了袁时中部。11月中旬，闯罗联军攻克汝宁，俘杀杨文岳，随即与前来会师的革左五营一起向襄阳进军。攻占襄阳后，联军南下，于十六年正月初一攻破承天；一面继续追击左良玉，直到将他赶出武昌；一面分兵攻占德安、荆州乃至大江以南各县。3月初，为了建国称王，独占胜利果实，李自成罗织罪名，火并了罗汝才、贺一龙，随即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设立了中央机构。十六年夏天，为要了解江南的军备、民情、物产等各种情况，李自成派遣尚炯、华叔敏以采购药材、棉布为由，前往南京。途经武昌时，他们受到了自称西王的张献忠的热情接待。8月，孙传庭再次出潼关。李自成不断以弱军诱敌，最后在郏县附近通过切断粮道大败官军，随后乘胜前进，于十月初六攻破潼关，十一日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在文武簇拥中率领万余骑兵回家乡米脂祭祖。
《崇祯十六年》中的李自成，在军事能力上的优长十分明显，他的计谋往往是众人集体智慧的体现。诚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所记载的那样，李自成“每有谋画，集众议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可测也”。当然，在具体的战斗中，往往又充满了许多“意外”，如在冢头镇一败孙传庭的战役中，李自成在吸收众人意见基础上的谋划固然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刘宗敏灵机一动的连环诈败计，罗汝才率军断官军之后途中识破孙传庭的诈败计转而伺机参战，都为冢头镇战役中义军的“完胜”创造了条件。
与李自成在军事上的智慧迥异其趣，他在设宴赚杀贺一龙，亲带杀手火并罗汝才的政治斗争中，则一再使用阴谋手段，借用贺锦、蔺养成的力量安抚罗、贺部下的手段也堪称一箭双雕，这已经是未来入京以后严酷的宫廷斗争的预演。俞汝捷调动他多年研习文学经典的丰厚积累，将《小说24美》总结出来的多种艺术手法交织使用，颇见功力。如在李自成火并罗汝才、贺一龙之后，并没有直接描写罗、贺余部的心理反应，倒是在后文中的《烟波江南》部分，借助张献忠对“老神仙”尚炯的一段话予以批评：
“对，曹子建的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请你把这两句诗捎给自成。”看见尚炯脸色有点不自在，献忠接着说，“老神仙，记得崇祯十一年冬你陪自成来谷城的事么？那次寡人与自成聊了整整一晚，聊得真痛快！咱哥儿俩敞开胸怀，连日后争江山的事都谈了。可有两条，咱们心里都是亮堂的。一条是，大敌当前，咱不能窝里斗，咱要拧成一股绳儿，先把官军彻底打败不可。另一条是，弟兄之间要斗也光明磊落地斗，决不暗中下黑手。就这两条，我张献忠始终牢记在心。请你告诉自成，下一步不论他向哪里进军，只要是打官军，我大西军只会帮他扯住左良玉这班王八羔子的后腿，决不会去抄他闯王的后路。……”
小说接着描写了尚炯夜宿竹榻之上对张献忠所说的话的反思，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也是反对这种义军兄弟之间火并的，他想：“这样一来，今后谁还敢归到闯字旗下？谁还敢与你闯王联合？奉你为王？别说张献忠永远都不会俯首称臣，就是马守应，八成也不会再到襄阳来了。”这种从他人视角反复映衬、比照的写法，有效地突显出李自成火并罗、贺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成功的。
而李自成的“帝王心态”则在“祭祖”事件中展露无遗。小说写道：“李自成从行宫起身，前往三峰山祭墓。父老百姓跪在无定河边送行。去年被掘祖墓后散留于地的零散尸骨，早已由族人就原穴掩埋，如今都堆成大冢，而李自成父母和祖父母的冢子特别大，虽然尚未定出陵名，但已被称为山陵，不再叫做坟墓。在李自成之父李守忠墓外新建茔垣一百三十八丈。坟前有享殿一座。殿前有御道。御道长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七步，坡度稍陡处有石级，两旁有文武石人四对，石麒麟、骆驼、狮、虎、马、羊各二对，石牌楼二座。山陵和行宫都是在义军进入西安以来的四十多天内动用了一万四千余民夫和两千余工匠赶修出来的。山陵的石刻工艺虽不免粗糙，但远远望去，气势庄严雄伟，已俨然是皇家气派。”
李自成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却在反对皇家王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批判的对象”所同化，自己也俨然成为王权的化身。黑格尔说过：“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纭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的自由。”[11]
这才是一个符合“适度”原则的李自成，也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物形象，在俞汝捷承上启下的“补写”中，李自成是一个有朴素的反抗意识，有宽宏豪放的领袖气质，有挣破网罗的冲天豪情，有打破规则的傲慢不羁，有帝王的权谋霸道，有成功后的得意忘形，有千得一失的懊恼悔恨，也有火并兄弟时的冷酷与犹疑的人物形象。自此，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具备复合之美的李自成跃然纸上。
经由俞汝捷之手，李自成这一人物形象宛然已成发展谱系，姚雪垠先前给予读者的对于主人公描写的“拔高”与第四、五卷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救正”，一个较为深刻、生动、真实、自然的人物形象得以成功塑造，直接为小说的下文做好了铺垫。
历史小说不仅是关涉历史的叙事，同时也是关涉人类生命个体的预言，人们从中可以得到无穷的启示，那就是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的往往都是相似的生命境遇问题。这种共通性才是历史小说富于当代意义与时代品格的根本所在。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多样化的运动……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摇摆的过程。”[12]
《崇祯十六年》在保持原作人物形象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也致力于对发展中的人物形象的深化描写。如张献忠、崇祯等人形象生动；孙传庭忠心勤王的形象则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红娘子的精明和世故，为其后李岩被害前她的疑虑表现作了草蛇灰线式的铺垫；对李岩这名投身义军的“知识分子”，则突出了其“哈姆雷特”式的怀疑精神，由此凸显了农民起义目标的辉煌伟大与结果的血雨腥风之间的巨大反差，文本充满了思辨的张力。
四
在卓异的史识之外，俞汝捷的才情学问也在这部《崇祯十六年》中多有表现，其文字的精美简洁，堪称长篇历史小说写作的典范，这主要得益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行文中，古典文学的清词丽句，可以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意境的化用也巧若天成。如描写崇祯的一段文字：
时近黄昏，一抹斜阳照在丹墀东边尚未开败的盆菊上，花色因受照不同而变幻出忽浓忽淡的迷离光彩。崇祯不觉赞叹：“真是浓拖斜照，淡映残红！”他举头遥望天边，两行征雁正汇成一个“人”字向南飞去。此时整个宫院非常静谧，聒噪了一个夏天的蝉声已经停歇。崇祯心中忽有诗意萌动，不觉低声吟道：“秋风归塞雁，老树噤寒蜩。”
这段文字情景交融，将秋菊斜阳寒蝉塞雁等古典文学中的悲秋意象转用过来，很贴切地反映了崇祯悲哀落寞的末代帝王的心理。
同时，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壮风格也在小说文本中多有体现。《崇祯十六年》对于战争的叙述，尤其是对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的死亡叙事，充满了壮怀激烈的豪情。如小说描写孙传庭之死：
这时义军大队正在入城，开始发出震耳的呐喊声，并开始追杀先入关的官军和守城将士。孙传庭看了一会儿，脑中忽然闪出两个多月前做的怪梦，想起了那首以乩仙名义作的怪诗：“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他觉得有无限悲壮之情在胸间涌动。他大吼一声，挥舞着大刀向着城门口义军人马最密集的地方冲去……
孙传庭是崇祯朝廷的桢干柱石，其勇烈忠诚、舍生取义的死亡，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段描写既是对前此小说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也是一段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优秀叙事传统和悲壮美学精神的文字。类似的段落，在《崇祯十六年》中并不少见。
囿于“补写”的体例，俞汝捷在主要人物形象、情节大致走向上不能擅作主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一些新出场的人物身上，作者还是下了精雕细刻的功夫的。如为了救罗汝才而舍身行刺李自成的杏儿姑娘，就是那个时代受忠贞节烈思想影响深远的普通民间女子的形象，作者在具体生动的描写叙事之中并没有将历史人物“现代化”。同样地，李岩作为农民起义军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富有怀疑精神的“异类”，但他的怀疑也是有限度的。他对待李自成从一开始就自觉地采用了“君臣”模式，他自视为“谏臣”，但也只是点到为止。他走不出那个时代给他的限制，犹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这种书写合乎历史实际，有效地规避了人物的“现代化”趋向，关键之处就在于作者善于“从时代的具体的生存条件中”来描写“人的思想与感情”。诚如卢卡契在其著名的论著《历史小说》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历史小说的行动着的人的思想与感情，想象与经历有机地从时代的具体的生存条件中发展出来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将人物现代化。”
而真正能够让俞汝捷尽情展现才华的段落，当属《烟波江南》。因为这个部分在小说中可以相对独立。在作者的笔下，江南部分写得极富情致，尚炯、华叔敏视域中的黄鹤楼、长春观、秦淮河、苏州园林等等，无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风俗景观；华叔敏与施丽曲折宛转情意深长而又绝望的爱情故事，在江南背景中发生，读起来更是感人至深。
俞汝捷长于填词，写作旧体诗，这次在《崇祯十六年》中自然少不了为古人捉笔，文本中妥贴的旧体诗词，无疑为小说增色不少。而张献忠口占出来的“大老粗”式的“七绝”，也令人喷饭：“滚滚江流去不还，隔断龟蛇不相攀。龟山就譬比李闯，咱老子站在蛇山！”这些由对比而产生的谐趣，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在《崇祯十六年》中，俞汝捷通过对崇祯廷臣与义军将士在性格、言语、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对比性书写，构建起了庙堂文化与山野文化的双重空间。庙堂文化以典雅的文言文为载体，山野文化则以通俗的甚至带有几分粗俗的民间白话为载体，从而有效地将成熟到腐烂程度的专制文化与虽然粗野却不乏生机的民间文化对照起来，充分体现了作者浓郁的人文关怀和鲜明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也不无参照价值。正如艾略特所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敏锐的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13]应该说，作者对于传统文人士子的品茗博弈、抚琴长啸、诗酒酬唱、游历山水的生活方式最为熟悉，对于那个时代文人士子生活中的饮食、服饰、建筑、舟车、制度、礼仪、风俗也十分了解，但是写作主体对于高雅文化的熟稔和贴近，并没有失去对草根阶层“行动者”文化的尊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思辨。
可以说，《崇祯十六年》是俞汝捷史识、史才、史德和史学的综合展示，既是一部天衣无缝的“补写”，也是一部承上启下、别出机杼的“正典”。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历史小说天空下更加精彩的舞蹈。
注释：
[1]俞汝捷：《崇祯十六年》，《芳草》2007年第6期；又见《精补本李自成》第三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3]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4]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6]俞汝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略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修养》，《江汉论坛》2003年第8期。
[7]马振方：《历史小说创作基本功刍议》，《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8]⑧刘起林：《长篇历史小说热：转型期的尴尬与辉煌》，《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6期。
[9]俞汝捷：《小说24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10]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3页。
[11]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4页。
[1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13]艾略特：《传统和个人的才能》，卞之琳译，见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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