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你在华中师范大学上学时，热衷文学创作，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转而从事文学评论工作？
李：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填的是政治系，中文系没敢填，我以为需要语文考很高的分才能填，后来才知道，我的语文高考成绩也够填中文系。今天回忆起来，虽有遗憾，也可能有一些好处。大学二年级，我开始诗歌创作，那时，华师的诗歌活动很活跃，我很多精力都花在社团活动中了，比如桂子山诗社，我是第二任社长，我们还组织了第一、第二届武汉地区高校一二·九诗歌大赛。除此外，我还参与编辑《摇篮》杂志，这个杂志在武汉高校很有影响，也当校刊《华中师院报》的学生编辑。这些经历极大地锻炼了我适应社会的能力，我踏入社会后最开始做的就是新闻记者和编辑。我一九九五年底调到武汉市文联，在《芳草》一边做编辑，一边写小说。一九九八年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的负责人调到了广东，文研所缺人，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牵头，我犹豫过、抵制过，最后妥协了。就这样开始做起评论工作，在这之前，我对评论工作接触的很少。真正做起来之后，我还是想做好，想做一个称职的评论工作者。一坚持就是这么多年，以至于现在很少人知道我当年写过小说。
周：这些年你先后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和文学评论专著，能谈谈你文学评论的理念、方法么？
李：二〇〇三年，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建议我出一个评论集，这便是我的第一本评论集《政治漩流中的作家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7月）。二〇〇八年我出版了第二部评论集《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武汉出版社，2008年11月）。评论集出版后在武汉召开过一个研讨会，后来获得了湖北屈原文艺奖。二〇一〇年，我把博士论文修改后，作为专著出版，这便是《文学艺术的伦理视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这部二十八万字的著作是我多年的心血，她的出版是令我欣慰的一件事。我不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职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或文学批评训练，但由于多年的哲学学习经历，我体会，在我的评论工作中，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理论和方法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包括伦理批评。一般地说，从技术上探讨和分析作品是我的欠缺。
周：一般文学批评划分为学院批评、作家批评、传媒批评三大板块，你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属于上述范围，延续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文联、作协等机构批评的一些特色。近些年，学院批评一家独大，你仍坚守自己的理想。你能谈谈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问题与解决方法么？
李：当然，我首先得承认，学院批评的一家独大，其理由和价值都不言而喻。我常年在文联、作协工作，我对作家和创作实际的了解可能与身处高校的专家不尽相同。我觉得创作和作者需要我这样的评论，需要他们看得懂、看得见的评论。毋庸置疑，目前的一些评论并不是作者看得见、看得懂的。我理解高校的专家们这样写，是学术、学术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的需要。因此，改善评论现状，繁荣评论工作，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改进文风，其次是改革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我并不认为把文章写得谁都读不懂或者把文章写得难懂，就是好文章或者学问。我个人认为，评论也需要考虑文章的覆盖面和传播效果，不然，评论的目的和价值实现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我说的是评论，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有其独特的规范和要求，这是另外一回事。从创作与评论、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上，我以为我应该坚守自己的理想，评论就应该努力达到作家与评论家、作品与评论之间高效的、有效的交流。
周：我注意到，这些年你关注了湖北众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湖北青年作家的创作，你能谈谈你的初衷么？
李：众所周知，湖北的五〇后作家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方方、刘醒龙、池莉、陈应松等，这么多年来，谈湖北的创作，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些作家，而且这些作家目前还处于旺盛的创作期。立足全国来看，湖北有全国性影响和地位的六〇后作家不多（比如毕飞宇、苏童、余华，等等，都是六〇后作家），七〇、八〇后作家更少（比如鲁敏、魏微等是七〇后作家），事实上存在断代的危机，从这一点出发，更应该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更应该呼吁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除了诗歌创作，在中短篇以及长篇创作中，湖北的六〇后并没有全国性的作家和作品。但湖北的六〇后创作实力其实并不差，队伍也不小。在七〇、八〇后作家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形。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会满意，但的确存在这样的危机。这是令人担忧的。
周：这两年你在《文艺报》上“看小说”栏目常常推介小说，这个栏目的初衷和想法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栏目的价值何在？
李：这个栏目过去我写过一些，近来写得少，主要是时间和精力的因素。“看小说”的特色我以为是快和短。“快”体现在关注期刊最新发表的作品，“短”是不必精心去构思长文，把最想说的说出来即可。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报纸的优势，传达小说创作的最新信息，比如新的作品、新的作者，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要谈好的，但一定是要真实的。把最新的阅读感受和作品信息告诉读者，我以为是有益的，对期刊编辑也是有益的。
周：我注意到，你在文学道德批评领域独有建树，能谈谈你对文学道德批评的具体内容、价值与意义么？
李：“独有建树”不敢奢谈，只能说我在这个领域努力做了一些工作。我的博士导师是做伦理学的，她希望我把自己的工作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做博士论文，在我了解后，我也很愿意这样做，尽管这样做很累。准确地说，我做的题目是“文艺道德建设”，不是文学道德批评，不是纯粹的批评领域里的问题，而是道德建设领域的问题。我以为道德批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文学道德影响和道德作用的评价，这是着重作品对社会、对读者的一面，关注作品进入传播领域后的效果；二是对作品道德内容和道德内涵的阐释和评价，这是针对作品的；三是对作者个人主观世界和生活历史、环境的研究。总结起来，道德批评是以作品为纽带，考察作者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内部等的伦理内涵、道德效果、道德境界的文学批评活动。尽管在现实的文学实践中，我们对待道德批评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失误，把道德批评庸俗化，机械化。如强调主题先行，如思想挂帅，如三突出，如把文艺批评等同政治批评，等等，这些失误极大伤害了作家、艺术家，也极大损害了道德批评的形象。但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不能拒斥道德批评。在理论上，没有哪个理论流派的批评家能够绝对否认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在实践上，特别是当下，在网络和信息时代，在创作已经不是少数人特权的时代，如此众多的人在用语言文字表达生活和内心，对这个人数众多的创作群体，面对越来越商业化、市场化的精神生产趋势，很难说不谈道德批评。诸如，对隐私的表达问题，对身体叙事，对肆无忌惮的欲望描写，对官场厚黑学、宫廷权术的津津乐道，等等，是否需要有伦理的思考？回答是肯定的。美国学者布斯的《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主要就是从作者、读者、作品与世界的角度分析道德批评的独立价值，他的《小说修辞学》则更精细地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不同的叙述所带有的不同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布斯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但他能客观地从纯粹的伦理视域出发考察文学，像他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当然更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如伊格尔顿，等等，西方学者能够如此严肃地看待道德批评，我们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
不过，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这话过去很多时候也被庸俗地理解过，但这可以是理解道德批评或伦理批评的一个角度，一个似乎大家比较好接受的角度。你所在的湖北大学过去有很好的伦理学专家，比如江畅和戴茂堂。赵红梅、戴茂堂的《文艺伦理学论纲》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简单概括一下这本专著的主题，在人类面临道德困境———道德沦丧、道德滑坡、道德迷茫———时，人类尝试过许多路径，比如，卢梭的回归自然、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科学决定论、技术统治论，等等，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知识与德行的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人类的发展的理想是向往道德生活、追求道德完美的世界，因此，重建道德理想，解决道德困境是戴茂堂等人提出来的文艺伦理学的任务。我觉得戴茂堂等人的贡献是普及了一些大众应该知道而一直误解的知识，比如“道德”这个词。一般以为道德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被束缚，被规范，而道德的真正实质在于使人的生命更加鲜活、使人的生活更加幸福，江畅就把自己的伦理学专著叫做“幸福学”。文艺伦理学就是要借助文艺，实现道德拯救之路。在文艺伦理学的视野下，道德大厦的重心是人的生命感受，道德成为生命的自身要求，而不是外在的规定，道德是感发人的良知，使人成为人自己。文艺伦理学虽然关注的是文艺如何使得道德理想得以重建，但无疑间接证明了道德批评的价值，因为它强化了或者更清晰地表达了文艺对道德建设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周：你的介绍让我对道德批评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道德批评领域，你还有什么样的进一步打算？
李：这里，我先谈谈著名学者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这是一本很畅销，影响很大的学术著作。刘小枫是职业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但他能让一部专业的伦理学著作畅销，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沉重的肉身》主要分析了四位作家毕希纳、昆德拉、卡夫卡、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和一位电影电视艺术家基斯洛夫斯基的创作和生活，解读了这几位作家艺术家的《丹东之死》《牛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诉讼》《城堡》《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等八部文学著作以及三部影视作品《盲目的机遇》《永无休止》《十诫》。这是一部奇特的著作。不仅体现在作者独特的哲学、伦理学视野上，也体现在作者独特的手法上，其中既有作者的阅读感受包括对作品与作家生活、思想的关系，甚至也涉及了作品中的音乐。
在这部著作中，刘小枫认为伦理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络的生命感觉，伦理学就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这与大多数人误解的伦理学就是规范人、束缚人有很大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关系着幸福）。作者把伦理学分为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它们的不同在于，理性伦理学探究的是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而叙事伦理学是讲述个人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因此，小说作为一种以叙事为己任的艺术形式就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就是，小说通过虚构的人物故事，“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别人生命的悖论厮守在一起”，从而“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4页）。小说与伦理的这种关联就是“叙事伦理学”。刘小枫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是“动员”“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抱慰”“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发出道德指引，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激发个人的道德反省。
从某种角度上讲，我更倾向于刘小枫对道德批评或伦理批评的解释、实践，我也希望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这样的书。这是我的梦想。一本专著，能够让很多人读懂，让很多人喜欢。
周：你参与了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调研课题”，你能介绍下这个课题的缘起、进展与主要内容么？
李：为了了解全国文艺战线的职业道德现状，存在的问题，加强文艺界的职业道德建设，从二〇一〇年八月起，中国文联专门成立课题组进行深入调研，具体由中国文联研究室组织青岛、湖南、重庆、成都、河南、上海等七个省市的相关人士，分别做了七个子课题的调研。最后在青岛开会，分析每个子课题的完成情况，各省市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补充调研，最后分工由我写出总调研报告，这个报告最后成稿是七万多字。二〇一一年八月，课题组完成了《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调研报告》。我理解这个报告是供领导参考并为提出全国文艺工作者道德规范打基础。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中国文联九届二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即以“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为内容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以“坚持爱国为民、弘扬先进文化、追求德艺双馨、倡导宽容和谐、模范遵纪守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规范。
周：你最近主持了中国五〇后作家系列访谈。你能谈谈这个访谈的重点、主要内容与特点么？
李：五〇后作家访谈与六〇后、七〇后作家访谈是一个整体，目的是在同一期杂志中呈现三个年龄段的作家的创作和思想，这样可以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三个年龄层的作家的不同阅历、不同经验、不同心理以及不同的创作。既可以为单独某一个年龄层的作家研究积累资料，也可以让读者和作者们有所借鉴、有所对照、有所比较。我们主张形式不拘一格，比如你的一些访谈比较理性，比较关注作家的经历，我的访谈可能更多的是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希望读者在作家与我的对话中，看到他们自己是如何理解、解释自己的创作和作品的。
周：你还承担了大量的文学组织工作。你能谈谈文学组织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么？社会大众对于文学组织工作比较陌生。
李：文学组织工作主要是服务作家、服务创作。一般认为，作者的创作是自己的事、个人的事，这话当然不错。但作家、作者、创作也是需要组织的，举例来说，青年作家的培训，集中作家，邀请外地专家与作者、作家座谈、授课，这些交流是必要的，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组织活动开阔本地作者的眼界和视野。又如，组织作家外出采风、深入生活、召开笔会，还有，作家申报重点扶持项目，作品的出版或者研讨会、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组织工作的事情。过去，人们对组织工作多少有些误解，以为作者就是自己坐在家里写东西，其实，作家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的事情，是一个系统工作。这些都是服务工作，每一代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些工作。
周：你还兼任了《芳草》副主编，文学组织工作、编辑工作和文学评论构成了你的文学工作的三翼。你能从文学组织工作、文学编辑工作的角度谈谈你对文学评论的理解么？
李：我一直希望我能做单一的评论工作，但这不能由我自己决定。这些年我一直在文学组织工作、编辑工作、评论工作中匆忙应付。细想起来，其中很多事务也并不矛盾，在编辑工作中读到好的作品，我们会用评论的方式加以推荐和推介，并在文学组织工作中关注这些作者；在文学组织工作中，发现好的作者和作品，我们也会推荐给刊物，加以培养，并在评论工作中对这些作者加以注意。编辑工作是服务，组织工作是服务，评论工作也是服务，尽量把三者统一起来，配合起来。文学界如同我这种状态的评论家还有很多。我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得已的特殊时期的做法，我更渴望在有条件的时候只做单一的事情，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