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章系陕西省2013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延安时期文学活动审美风貌研究》（2013JK0264）的研究成果。
摘 要：延安文学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特定的历史人群中，在特定的地域环境里，以延安地方方言和对地域方言审美的认同为载体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成功案例，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进程和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延安文学地域方言审美观，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当代文学和文字工作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重点从延安文学地域方言入文的呈现形势、深厚成因方面作以探究。
关键词：延安文学；映射；地域方言
作者简介： 肖晓珍，女，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刘鑫，男，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3--02
一、延安文学对《讲话》认同的高度自觉
1942年5月，毛泽东曾经在延安作了关于《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奠定了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的基础。其内容主要是强调“学习工农兵语言”的任务，其实是要求延安画家、文艺工作者学习农民语言和边区语言。《讲话》在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认同，特别是在文艺工作者当中产生了共鸣。后来，萧军在45年后的回忆中感慨：“毛主席看问题实在是太深刻了，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而且还抓的特别准。”“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结合，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大家都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很快写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随想》，《人民日报》1987年5月11日。）
延安文学前期的创作，在语言改造运动中对语言运用方面有一些慢慢的缓和，久而久之之后，在延安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工农业兵”，尤显其特征，这些改善和发展也得到明显的呈现，逐渐成熟。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语言改造也同时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从高度自觉到发展缓和。语言改造运动在另一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它本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开始逐渐出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发展黄金时期，进一步促使文学创作规范、意识形态对语言运用层面的规约传统的形成，这对以后几十年内中国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影响着其重大重新的发展，使其充分改善，并向着良好的趋势发展开来。正是因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精神的高度认同和对延安地域言审美的认同，通过对照延安文学前、后期作品可以看出，后期文学中方言、俗语、乡村口语及野词等多种具有乡村色彩的语言符码，甚至在语言构成中改变了文学作品，使其朝着此方向发展，在文学语言中农民语言为特征的语言形式首次占据了主流地位，以农民语言为主，以其它为辅，逐渐向农民语言发展。后期文学总体上可用“去文就野、弃雅近俗”来概括。而文学语言上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也反映了延安文学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对《讲话》和对延安地域方言的高度认可。
二、延安文学地域方言入文的呈现形势
延安时期文学家将地域方言入文的方式有多种，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保留北方方言原始气息的方言语词在延安文学中的直接入文。在当时延安文学作品中，延安方言的运用是最明显的特点，以延安语言为中心，全面描述作品，保留最原始的气息，直入文章深意，也就是在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一般都出现了具有原生态，甚至是延安方言的北方方言语词，很多处都运用了这种写作方式。所以此方言汇入文学作品时，也是具有它所蕴含的特有意义，直接渗透到了整篇作品中，让读者与作者亲密融合，如身临其境的感受北方方言作品，就像读者自己的切身生活极其感悟。例如“麻达”、“尔刻”、“碎娃”等方言则出现在一些秧歌剧中；“数历”、“猴说”、“开光”、“上头”、“执把”等则在小说文本中屡屡出现，可见这一区域的“集体话语形态”。通过这些原生态的方言词汇与普通话相互结合渐渐地区语言特色，又也体现了一群作家地域方言审美观的体现。
二是作家将延安方言进行加工锤炼后的“方言话语”在文学中的引入。代表作家如：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都是对延安文学中方言的“强工化”运用的代表人物，其中赵立理较为典型。赵树立文学语言的通俗感、简洁化及乡土气息无不跟其对农民语言的加工与锤炼相关，例如：
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俩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
通过赵树理的这段文字中“你来了好”、“倒有脸”、“不顾了命”，作者语言运用的简短精炼，同时也精确无误的阐述了作品的中心思想，以方言来表达人性，既显现了人的本质特点，也为文章语句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三是作家在对话中大量引用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相结合
例如：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忘了家里的人。”
在文章描绘女人送男人回部队的情景，女人在谈话里发生细微的中心变化，采用典型的白描手法，虽然作品语言在整体运用的上是普通话，但加入浓厚的方言进去如“慌”、“哩”、“娶新”等，更能深刻的体现女人们之间在谈论各自的丈夫重返队伍的情景，这些浓浓的乡土味道和淳朴的乡村气息的方言使人物更加生动、更加活泼、更加鲜明、更加形象，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渲染了作品叙事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从不同的侧面分别衬托出了女乡村女人们质朴、爽朗、风趣、友爱的性格特点和人物秉性。普通话语与方言词汇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增添了语言气氛，增加活跃的场景气氛，而方言词汇使得整体作品有血有肉，对突出其特有的地域色彩和地域语言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地域方言融入延安文学的成因
1、地域方言融入延安文学是一种必然的产物。
方言作为延安文学及语言变革的标志，其乡村气息和乡村色彩充分体现其整体建构方面有着的重大作用，其实，这种现象最为深刻和长远的意义也是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到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文化领导权的领导问题，以及农民大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文化正确的领导问题。自从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延安文学前期创作中的引领潮流“洋学生”们的腔调创作状态，渐渐转变成了以乡土气息交流的土香土色的方言模式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之间的话语地位也产生了翻天覆地、不可逆转的变化。后来，随着这一文学创作方式的巨大改变，文学创作的主体也随之发生巨变，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面这种表现形式来体现，也就是它们是在延安文学积极鼓励工农兵进行创作的情况下“工农兵作者”悄然登上了延安文学的历史大舞台。工农兵群众在也逐渐接受了新文艺的同事，而且直接参与了当时新文艺的创造事业和事业改革。这种新型“工农兵作者”的出现，可以说是延安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一种表现。
2、维持创造原则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中，以现实为准，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必须严格的、忠实地、准确的反映现实生活，不能凭空想象，不能虚假创作，不能与现实相悖。文学家们潜意识里达成一致态度认为，作为一个作者， 对语言的使用，要使读者们读起来不光听得懂，还要准确无误、鲜明活泼、简练简洁和生动形象。因此，使人民群众的口语加入其中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群众语言的表达主体则往往牵涉到当地一些方言。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方言，土生土长的方言是一个地方多年来积攒下的结晶，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也是当地的一种文化认同，但是，由于方言的局限性比较大，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其糟粕用其精华。应当说，延安文学的语言风格审美特点，必然是他基于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鲜明表现，以现实为依托的更高发展。
3、新文学乡土小说的进一步分析
延安文学就是以当地特有的方言文学形式来进一步展现农民生活方式的一种突出表现手法，这是对农民文化的高度的认同，也是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更是对乡土文学的本土化建设的认同。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者们虽然还原了生活本身的质朴和亲切，但是，却缺少西方文学和古典文学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这种表现基础上，周立波等人对乡村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传承，古今结合，充分利用。三者相结合，在语言现代化，尤其是词汇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方言土语言不仅仅是当地的一种语言，更是当地群众的生活风貌，文化气息，更是一些具有原生态的生活习俗，具体生动，可闻可感。这些作品从文学的角度让读者认识了乡村生活，乡村风貌，和特有的乡村以及民族特色，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