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文化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调查的过程中，文化空间的破坏、艺术原真性的丢失、文化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割裂都是在传承中所面临的问题，技艺与文化内涵应该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分看重物质载体，就会导致发展失衡、文化特性的缺失。而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区域文化的发展所面临问题也很突出，一味地求快与不符合区域文化发展特色的模式，导致其文化性与艺术性有所偏颇，降低其文化传承的真实性。本文以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为例，通过对单个文化实体的田野调查，探究其文化艺术性传承的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大众生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议题，近十年来已得到了初步的成果，一些濒临消亡的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抢救性保护和传承。锦州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原通向东北三省的必经之路，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历来就是各民族杂居融合的区域，这些地区的文化别具特色，满族剪纸与满族刺绣就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锦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文化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各个级别覆盖面广，已整理建档并录入“国家文化部非遗网”的有168项；国家级名录有锦州满族民间刺绣、黑山二人转、辽西高跷秧歌、辽西木偶戏等7项；省级保护名录有黑山皮影戏、黑山玛瑙雕、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等20项；义县撕纸、锦州满族荷包、义县风物传说等72项已列入市级保护名录。医巫闾山满族剪纸被收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深厚的文化根基，为锦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生长环境。可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性的缺失是当前所面临的共性，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文化空间的破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谈论乡土本色时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民间，与一个特定的时期、一群特定的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可能是小范围内一个群体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描述，对精神世界的表达，只是借助了某个物质载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别具一格。因为它有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空间的建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在某个独立的空间里，有适合文化发展的水、土壤和空气。锦州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地方，民俗文化多样、内容丰富、趣味横生，尤其是满族文化独占特色。历史长期的文化积累和空间构建成为当地民俗文化赖以滋养的肥沃土地，人们用相同的方式传承自己的生活记忆，并且被生长在此的世代人所认可，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现象。可是，文化空间的破坏致使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地发生了量变，工业化带动乡村大量人口的外流，城市文明被更多的人所向往，快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适合快速流变的乡土文化产生了矛盾。
闾山从虞舜到明、清，历朝历代都有发展，如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全国五岳五镇十大名山之一。满族萨满剪纸就生长在这样独具历史与人文特色的环境之中，它所饱含的神话、宗教、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假设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离开它所在的文化圈子、世代生活的水土，还有与它息息相关的居民，我们还能保持它的可持续性与创造性吗？通过对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传承人王秀霞的采访，对其文化现状进行分析。
其一，忽略文化土壤。汪秀霞老师七十多岁高龄，一生几乎从未间断过剪纸事业，在她看来，剪纸作品表达了对医巫闾山的敬畏之情。她用世代相传的文化元素，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作品，这其中夹杂着她个人强烈的精神寄托。汪老师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剪纸风格，人物造型夸张，尤其是鼻子较大；构图饱满，主题明确；动植物互相搭配，画面生动有趣。在汪老师家中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她的作品，稚拙朴实，没有过多修饰的成分，体现了乡村人民真诚、质朴的情感。她也数次提到是从小生长的环境给予自己创作的灵感，她所剪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她的作品有文化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艺术形式从它的土壤中剥离出来，那么它的生长形态是否会发生改变，而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发展的根基与环境，学习表面和形式上的东西。其二，忽略当地参与人群。当地的居民很多外出务工，人口的流动性增加，这种静态的生活模式被打破，观念上的更新导致人们不再对这个长期居住的圈子感到依赖。汪老师提到自己也想把这项从老人那里继承来的技艺传承给下一代，可是据我们调查了解，剪纸的主要学习者为她自己的亲属，外加一两个感兴趣的同村孩子，由于学业的原因，没有长时间坚持学习的人。也有相关单位，比如工会、高校来参加剪纸的现场教学。尽管医巫闾山作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政府的帮助下已有一定的规模性和影响力，但是关于“大众传承”的文化性因素，往往被人们忽略。住在医巫闾山附近的居民是这种文化的接纳者，剪纸也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乐趣，并且他们是直接实践者。大量外流的人口，导致对传统的民间习俗得以淡忘，老一代人与年轻一代之间产生了生活上的代沟，年轻人反而对赖以生长的文化不敢兴趣，甚至觉得“土气”，从观念上产生了分歧。当地居民是这个文化传承的重要对象，只有它的文化主体得以认同，并愿意传承，其传承的创造性才能被有效地激发。
文化空間的不平衡直接会导致原真性的降低。保护与传承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传承，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直接文化栖息地，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我们去传承的大多只限于技艺上的学习，对于文化意义的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文化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割裂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专著《艺术即经验》中讲到；“当艺术物品与产生时的条件和在经验中的运作分离开来时，就在其自身的周围筑起一道墙，从而这些物品的、由审美理论所处理的一般意义变得几乎不可理解。”杜威认为人们之所以觉得只有放在博物馆的艺术品是高雅的艺术，是因为他们割裂了艺术品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几个现象。
第一，人们的兴趣点往往建立在某个实体的表象上，不会进一步思考，能否和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更不用说进行再创造。很多人会有疑问，我学了这个有什么用？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兴趣，但是相同的疑问也有它的共通性。非遗已经慢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很难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有了历史的跨越，文化上有了结点，传承方式上有了新模式。比如锦州面人张，在采访的过程中，他曾说道自己当学徒时，跟着师傅在街头、大街小巷表演面人，街头活跃的环境、拥挤围观的人群带来了热闹的气氛，闲聊间几句话的功夫一个面人就制作完毕。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做起来更有意思，激发创作欲与表现欲，人们的欢呼赞扬、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一种生活环境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必备的乐趣成为一代人心中的记忆，慢慢远离了生活主体。城市化建设的变迁，这种街头艺术不再具有它发展的地域场所，我们所重新构建的文化空间，是否能让它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变成生活中一种喜闻乐见的现象，与自己的生活建立某种联系，而不是视觉记忆力的一个表象存在，也是面临的问题。
第二，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确立后，政府或者相关团体会对它进行保护。我在做田野调查时，会有一种群众，当你问到关于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时，他会告诉你“人家那都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都受国家的保护，我们学不了，学那个得需要天赋。”本来给予保护和传承是一件持久性、有利于发展的事情，但因为群众性的问题没有解決好，反而加深了之间的代沟，甚至把非遗过分地艺术化，割裂它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参观完博物馆民俗展览的群众，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赞不绝口，另一方面认为民俗文化已经上升到主流艺术的层面，仅限于欣赏的阶段，产生这样的思想误区，不免有违发展非物质文化的初衷，传承本就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我们要发展，前提是构建一个活的承接方式。群众不能正确理解传承理念，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发展的关键，就是因为缺失了这一环节，即便是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的举办，也未能将这种文化的共识性建立起来。锦州义县撕纸传承人许会春老师，在拜访他的过程中，对当地老百姓做过采访，结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撕纸这项技术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过，了解的人也认为太难，没法学，更不会去主动关注。许老师平时主要的传播对象是县里的小学，会在第二课堂为孩子们讲解撕纸技术，可以说撕纸艺术的发展与当地大众之间的交流是割裂的。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饱含了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的文化象征，是对生活精神价值的提炼。浓厚的乡土文化是主要支撑点，日常生活是产生民俗特色的根源。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同样的艺术价值尺度。把非遗塑造成了如同博物馆里包裹的文物，或者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降低了大众参与再创造再创新的机会。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和总结，以便实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