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因皇帝的两都巡幸而有文人的两都之旅，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两都纪行之作。两都间独具风情的草原文化，不断刺激着文人的兴奋点，激发文人的时代自信和观风备览的文学精神。纪行之作由此在題材内容、表现手法、文学气象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这些作品不仅在元代文坛备受瞩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元代；上都；纪行文学；盛世气象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30-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06
元代为两京制，有上都和大都。上都，又称上京、滦京，是元朝的夏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大都则称冬都，在今北京。每年皇帝巡幸上都，来此避暑并处理政务①，大批文臣得以扈从上都，上都因其特殊的政治中心地位而成为文化和文学活动中心。元代海宇混一，疆域广迈，旷古未有，游历之风盛行，特别是南方文人的北游更盛，因求仕等各种原因而游历上都的文人很多。另外，还有一些文臣被征召、履职而至上都。因此，每年都会有大批文人前往上都，聚于上都。由于上都特殊的地理位置，草原文化之风光民俗，不仅史书所少载，同样也是以往历代文学所没有集中书写的，而且在天下一统、胡汉一家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充满了强烈的时代自信，这使两都纪行创作在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表现手法、文学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貌。
一、“两京隔千里”与“山川发雄文”
每年文人赴上都，几乎都从大都出发。上都与大都之间共有四条道路，“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1]。前序皇帝去上都一般走东道，俗称“辇路”，因途经黑谷（北京延庆区西北），又称“黑谷东道”。皇帝由上都返回大都走西道，这条道除供皇帝返回大都外，主要用来运输物资。东路二，专供监察官员和军队使用。驿道南段、北程与辇道相同，仅中段与辇道分途，是元代两都之间实际上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元代文臣、一般文人前往上都所走的道路。驿道因途经云州（旧望云县，治今赤城县北云州），又称“望云道”。驿道所经行的路线是：从大都建德门开始，经昌平、新店（昌平区辛店）、居庸关、榆林驿（河北怀来县榆林堡）、怀来（怀来旧城）、统墓店（怀来土木堡镇）、洪赞（怀来杏林堡南）、枪杆岭（土木堡正北长安岭）、李老谷（长安岭北山谷）、龙门站（河北赤城县龙关）、雕窝站（赤城县雕鹗堡）、赤城站（赤城县）、云州（赤城县北云州镇）、独石口站（赤城县独石口），翻越偏岭（河北沽源县长梁），过牛群头驿（沽源县南）、察罕脑儿（沽源县北小红城）、明安（沽源县东北）、李陵台驿（内蒙古正蓝旗西南黑城子）、桓州（正蓝旗西南）、望都铺（正蓝旗西）到达上都（正蓝旗敦达浩特镇东北）[2]283。
文人们在这条驿道上往来于两都之间，绵延近八百里。从地理环境看，从大都到上都，以沙岭为界，前半程为山路，后半程为平地、草原。一路地形殊异，风物独特，山川奇险雄伟，气候之无常，多文人行所未行，见所未见，激发文人的文学创作激情，“沿途马上览观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诗为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视草堂之西偏，文翰闲暇，吟哦亦不废”[3]卷二十，681。正所谓“两京隔千里，气候殊寒暄。声利汩清思，山川发雄文”[3]卷二《同吕仲实宿城外早行》，561。面对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文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激动兴奋之余，几乎无所不写，“凡山川道路之险夷，风云气候之变化，銮舆早晚之次舍，车服仪卫之严整，甲兵旗旄之雄壮，军旅号令之宣布，禡师振武之仪容，破敌纳降之威烈，随其所见，辄记而录之”[4]卷七《滦京百咏集序》，721。这些“皆足以使人心动神悚”，乃至于出现“吾情之所触，或亦肆口成咏……山川闳奇，振发左右，则夫纪载而铺张之，有不得以其言语之芜拙而并废也”[5]卷十六《上京纪行诗序》的现象。
二、两都纪行题材之丰富和新异
（一）对奇崛雄伟的山川、荒岭的惊叹
文人行走在绵延八百里的两都途中，既有险峻关隘，也有摩天峻岭，既有沧桑历史遗迹，也有广袤无际草原，它们或雄奇瑰异，险象丛生，或浑莽辽阔，细草平沙，都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正所谓“地入高寒疑节换，路逢奇绝更诗成”[6]卷十六《午日过桑干岭》，87。居庸关是从大都出发通向上都的第一个关塞，也是古代胡汉的分界点，成为文人歌咏最多的景观之一。写居庸地理之要，“两都扼喉南北镇，九州通道东西行”[7]卷十六柳贯《晨度居庸至南关门》；写居庸之险峻如鬼斧神工，“车稜稜，石角角。车声彭彭闘石角，马蹄蹴石石欲落。不知何年鬼斧凿，仅与青天通一握。上有藤束万仞之崖，下有泉喷千丈之壑。太行羊肠蜀剑阁，身热头痛悬度索。一夫当关万夫郄，未必有此奇GFEA5崿”[8]卷三《居庸关》，656；写千里松林之耐寒不凋，“百万苍虬几雪霜”“剑戟森严坚岁暮”[7]后集卷三张嗣德《滦京八景》，颂松林伐木之声震天，“听神榆树，北车声，满载松林寒雨”[9]卷一冯子振《正宫·鹦鹉曲·松林》。诸如此类的对山川自然之景的描写，不胜枚举。
文人往往用铺排、夸饰的赋体手法和奇崛的语言描摹这些自然奇观。如龙门峡，元代有数十位文人都有对它的歌咏，如纳延《龙门》歌咏其险绝之象：
峥嵘龙门峡，旷古称险绝。疏凿非禹功，开辟自天设。联冈疑路断，峭壁忽中裂。云蒸雨气暝，石触水声咽。羸骖涉沟涧，执辔屡愁蹶。忆昔两羝羊，忿斗蛟龙穴。暴雨忽倾注，淫潦怒奔决。人马多漂流，车轴尽摧折。我行愁阴霾，惨惨情不悦。日落樵唱来，三叹肠内热。[11]卷二，287
写尽了当夏季暴雨时“过峡中，见二羊斗山椒，顷刻大雨，水溢，姬妾辎重皆为渫溺”[11]卷二《龙门》序，287令人无比惊骇的场面，突出了龙门之险。面对瑰丽奇美的自然山川，文人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震撼和兴奋。“居庸古关塞，我老今见之”（胡助《居庸关》）、“长年见说枪竿岭，今日身亲到上头”（胡助《枪竿岭二首》）、“在公抱隐忧，出塞得奇观”（许有壬《和虞伯生学士壁间韵》。直到多年后回忆游历上都之事，仍然叹服于自然的山川雄绝之美而为之赞叹不已。江浙籍扈从文臣袁桷在《平山说》曾回忆：“余尝出居庸，上桑干，始识其衍迤之势。千里若一，方若布席，圆若拱璧，毡庐蔽空，凝云积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虚，骑者如凌风，忘登顿之劳，繇是达于金山，靡有纪极。”[11]卷四十四，951对桑干岭“衍迤之势”大加描摹，历历在目，惊叹之情和欣喜之意溢于言表。
（二）对草原风光和上都景观的赞叹
过了险峻的山川就是滦河平原，以偏岭为界，沿牛群头驿站、察罕儿脑行宫、明安驿、李陵台驿、桓州驿，直到上都，都处在连绵三百多里的草原上。人们的视野瞬间由高山峻岭、榛莽丛生的山陵地带进入到了幅员辽阔、茫茫无边的金莲川草原。担子洼在偏岭之下，在此就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黄溍云：“自从始出关，数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岭，险尽得平陆。坡陀皆土山，高下纷起伏。连山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12]卷四《担子洼》金莲川草原沙草毹茂，河水迢迢，畜牧遍野，文人对此多有歌咏。如“茫茫金莲川，日映山色赭。天如碧油幢，万里罩平野。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8]卷三《金莲川》，658“水绕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歌残敕勒风生帐，猎罢焉支雪没韀”[13]卷三《上京秋日三首之二》，533。都是对金莲川壮美如画的描绘。站在金莲川草原，远远望去上都，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而站在上都城，瞭望草原，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大野连山沙做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 尽向曲栏斜路来。”[5]卷三《后滦水秋风词》“牛羊散没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甘。”“旃庐水泊成部署，沙马野驼连数群”[5]卷三《滦水秋风词》。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其间点缀着沙丘、湖泊、河流、泉眼、榆树林及连绵不绝的高低远山，广袤与苍茫中，一草一木、一动一静，都令人惊叹万分。
由于文人往来上都历经百年，慢慢形成了对以上都城为中心辐射四周相对较为集中的上都景观的歌咏。道士张嗣德有《滦京八景》组诗，描绘了陵台晚眺、凤阁朝阳、龙冈晴雪、敕勒西风、乌桓夕照、滦江晓月、松林夜雨、天山秋猕等滦京八处景观。揭傒斯又有对敕勒秋风、乌桓夕照、滦江晓月、松林夜雨、天山秋猎、陵台晚眺等景观的描绘[15]198199，对照二者的标目，台湾学者李嘉瑜认为“确认滦京八景在元代应是已经框定的风景命题”[16]，可与大都八景[8]卷一陈孚《咏神京八景》相颉颃。其实，从对今存文献来看，对上都八景在元代似乎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歌咏，因为诸如上述的八景组诗仅此两例，但是单独对滦水、龙冈、李陵台、金莲川、松林、游猎等景观或人物活动的描写是很频繁和集中的，几乎前往上都的文人都有相关的歌咏。对上都景观的歌咏还是以张嗣德《滦京八景》最为精彩，他以上都为中心，对所属上都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进行的描绘。有对两京途中广袤松林（《松林夜雨》）和李陵台景观的描绘（《陵台晚眺》）；有对儒臣早朝大安阁（《凤阁朝阳》）和帝王阴山游猎（《天山秋猕》）人事活动的描写；有对金莲川草原的描写（《敕勒西风》《乌桓夕照》）；有对上都前后滦水、龙冈的专门歌咏，构成极富特色的上都八景。如对龙冈雪晴美景、乌桓城夕照晚景的歌咏，都是对上都所独有的绝妙风景的描绘。
阴山积雪亘春秋，霁景玲珑灿十州。玉展画屏当黼扆，翠凝香雾绕龙楼。吟怀暖动鼠须笔，酒力寒轻狐白裘。清暑年年动游幸，水壶六月坐垂旒。（《龙冈晴雪》）
乌桓列部挺提封，落照千山返映红。远树参差连塞北，断霞明灭际辽东。牛羊下夕群屯雾，鹰隼横秋势掠风。亦有隐沦怀济世，何时归猎载非熊。（《乌桓夕照》）[7]后集卷三张嗣德《滦京八景》
《龙冈晴雪》突出上都地处高寒常年积雪，在雪晴之日如“玉展画屏”般的美境。《乌桓夕照》突出乌桓故地夕阳下，松柏连绵，彩霞缥缈，牛羊悠闲，雄鹰翱翔的金莲川草原的自然壮美之景。
文人在上都生活日久，也游览上都各处美景。周伯琦《七月七日同宋显夫学士暨经筵僚属游上京西山纪事二首》就是对上京西山景色的歌咏：
联冈叠阜卫神都，万幕平沙八阵图。朝柱星垣周社稷，宗藩盘石汉规模。官隄亘野丰青草，禁御深林暗碧榆。地辟天开到今日，九重垂拱制寰区。
盘盘绝顶抚峥嵘，目尽天涯一掌平。海气腾空摇铁刹，山风卷雾净金城。鞲鹰秋健诸酋帐，苑马宵肥七校营。相顾依然情未已，携壶明日约同倾。[17]卷二
站在上京的西山上，以高俯低的视野将上都所处地理风光尽览眼里，“盘盘绝顶抚峥嵘，目尽天涯一掌平”，不禁油然而生无比的自豪感，对眼中之景也赋予了神圣守卫的光环，不禁发出有如此的天生护卫兵团，帝国何其不盛的赞叹！总之，游览居庸关以北的自然风光，令文人们目不暇接，又倍感新奇。写山川荒岭景色突出其奇险，风格奇崛、高古；写草原自然风光突出其壮丽，风格清新、活泼。
（三）纪两都沿路的生态文化
元代文人前往上都，除了观览山川、草原等自然风光，还都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程加以记述。元代诗文集中有大量密集的对两都驿站的歌咏和记述，诗题多以驿站、经行地名或标志性自然山川，以表示自己所處的地点。如王守城《题上京纪行诗后》：“大驾北巡，与扈从之臣同发者，自黑峪道达开平为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由桑干岭、龙门山以往为西道，皆出居庸关口北始分，至牛群头驿乃合。各经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险不相上下，而东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3]附录对扈从官员所走东道、西道的规制，以及两道分道与交合、水草畜牧等情况进行简括的叙述。再如江西文人周伯琦，深得顺帝隆宠，一生扈从十数次，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周伯琦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可以有幸跟随皇室成员走东西两道，以三十四首诗“随步窥形胜，周诹记里程”（第一首），并用两篇长序（《扈从集》前、后序）详细记述。他不仅记具体的行程起始、所经的驿站等，还对文臣扈从人员所走路线的规制、每个驿站、地名、地理环境进行记录和解释，让人一目了然前后驿站的地理方位、距离里程、周边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状况等自然和文化生态，成为两都间舆地史料最翔实的记述，后世的舆地考证多赖于此。而且，前后两序所记对象也前后照应，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和雷同，如对所经同一驿站的记述，周伯琦从不同视角进行记述。如察罕脑儿，前序云：“至察罕脑儿，犹汉言白海也。水泺深不可测，气皆白雾，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置云需总管府以掌之。沙井水甚甘洁，酿酒以供上用……又作土屋养鹰房，云需府宫多人也驻跸于是，秋必猎校焉。”[1]前序，542察罕脑儿，武帝时在此建行宫，此地汉族人称为白海，作者对白海水之深，水雾之大，殿庭建筑、管理情况、水源品质、养鹰房等都着意记述，并指出此地是帝王秋猎之所。而在后序中对察罕脑儿的记述，为避免重复只简单提起察罕脑儿地名，就进入对怀秃脑儿的描述：“越三日，至察罕脑儿。由此转西至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有大海在纳钵后，故云。曰平陀儿，曰石顶河儿，土人名为鸳鸯泺，其地南北皆水，水禽集育其中，国语名其地曰遮里哈剌纳钵，犹汉言‘远望则黑’也。两水之间，壤土隆阜，诸部与汉人杂处，因商而致富者甚多。自察汗诺尔至此百余里，皆云需府境也。界是而西，则属兴和路矣。”[1]后序，545这段文字就建立起了察罕脑儿与怀秃脑儿、白海与黑水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并指出了在两地间所生活的居民，当时已经蒙汉等多族杂居，经济上又比较发达的情况。
记述行程生态文化的还有一些纪行文、笔记等。纪行文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行记》、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文人笔记如杨瑀《山居新语》、熊太古《冀越集记》、孔齐《至正直记》、刘佶《北巡私记》等都有一些直接的记录。这些作品虽然不如周伯琦《扈从集序》那样详细而周密，也不如诗歌歌咏对象那么密集，它们多为简略之语，但是由于关注点和记述事物的视角不同，对同一驿站、地点的描写就会出现不同的样子。如牛群头驿站，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祈请使严光大所记：“十八日宿牛群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鞑靼家官人管待，名鞑靼站，并无房子，只是毡帐，鞑靼人多吃马牛乳、羊酪，少吃饭，饥则食肉。”周伯琦《扈从集》前序：“遂历黑觜儿至失八儿秃，地多泥淖，又名牛群头。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驿路至此相合，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花者，似荷而黄。”胡助《宿牛群头》诗则云“荞麦花开草木枯，沙头雨过茁蘑菇。牧童拾得满筐子，卖与行人供晚厨。”[3]卷十四，635由此可以看出，牛群头驿站由蒙古人管理，附近实际是没有住户的，为草原地带，春季荒凉，夏季多花草。胡助的诗歌显然更富于诗情画意，是诗歌的语言表现手法，又限于体裁不能将景物一一写尽。因此，这些常被人忽略的纪行文、笔记不仅更丰富、细致地记述了两都生态文化，而且还与诗词曲赋一起，丰富了上都游历之作的文体。
（四）奇异而丰富的草原物产
文人游历所见，还有奇异而丰富的草原物产，过居庸关，就是古代的塞外，物产颇具地域特点。因草原地理气候与山地不同，“地气甚温，大寒扫雪，寝以单韦，煦如也”[17]卷八十，3347，物产更盛。植物类主要有金莲、紫菊、芍药、地椒、野韭、长十八、蒲茸、苁蓉、荞麦、胡榛、蕨菜、野茴香、回回葱、沙葱、山葱、解葱、黄连芽、壮菜、戏马菜、苜蓿蔓菁、莜麦和沙菌等。动物类主要有海东青、白翎雀、天鹅、白雀、黄羊、黄鼠、青鼠、貂鼠、高陀鼠、白银鼠、火鼠、白狼、青兕、麋鹿、白貉、獐子、野狐、獐麂、角端、角鸡、章鸡、石鸡、野鸡、安达海和白鱼等[19]6890。这些动植物绝大多数都是只有居庸关以北才有的珍贵物种，对于文人而言，大多见所未见，经常被文人所歌咏。对沙地蕨菜，如“野蔌堆盘见蕨芽，珍馐眩眼有天花。宛人自卖葡萄酒，夏客熊烹枸杞茶”[6]卷二十七《竹枝十首和继学韵》，140；对蘑菇如“沙头蘑菇一寸厚，雨过牛童提满筐”[5]卷三《后滦水秋风词》，278。这些物产也直接影响这上都居民饮食中的食材，创作也往往与饮食相联系。如许有壬作于后至元三年（1337年）的《上京十咏》，用十首诗集中歌咏草原奇异的物产，其序曰：“元统甲戌，分台上京，饮马酒而甘，尝为作诗，丁丑分省，日长多暇，因数土产可纪者尚多，又赋九题，并旧作为上京十咏云。”[20]卷二十咏包括马酒、秋羊、黄羊、黄鼠、糁面、芦菔、白菜、沙菌、地椒、韭花，或为饮料，或为主食，或为调料，或为菜品，全是与饮食有关，写来自然生动。如第一首《马酒》：“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骥子饥无乳，将军醉卧毡。祠官闻汉史，鲸吸有今年。”马奶酒是蒙古族人常用饮品，至今仍为蒙古人所喜爱，开篇就以“甘露”“醴泉”比附马奶酒，表达了文人对马奶酒美味的赞叹。
总之，元代文人对自己游历上都的人生经历极为看重，在饱览自然风光之余，还多写所见所闻，并与自己所处行程中的时地相连，更加彰显其纪行态度。正如周伯琦所云：“昔司马迁游齐鲁、吴越、梁楚之间，周遍山川，遂奋发于文章，焜耀后世。今予所历又在上谷、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既赋五言古诗十首，以纪其实，复为后序。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也欤。”[1]后序是这种纪实的创作态度，很多作品都具有较高保存草原文化的历史文献价值，不仅表现在对草原文化的具体事物、地点、景观、事件等写实创作上，而且，在文人前往上都长达百年时间里，在其纪行作品中体现出的从元初到元末草原生态文化变化的延续，更十分珍贵。
三、两都纪行之作的艺术特征
（一）两都纪行之作的盛世气象
元代是“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6]卷五十三《大一统志》序，180的统一王朝，文人不仅由生于斯世滋生强烈的时代自豪感，而且文人的文学精神也由此得到极大的发扬，文人自觉地承担起了传盛世之音的责任。周伯琦《扈从集》前序云：“予往年职馆阁，虽屡分署上京，但由驿路而己，黑谷辇路未之前行也。因忝法曹，肃清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见所未见。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实为旷遇所至，赋诗以纪风物，得二十四首。惜笔力拙弱，不能尽述也。虽然，观此亦大略可知矣。”对于一般文臣很少涉足的禁路，周伯琦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沿途地理、风物以史笔加以记录，供人观览。而对于元朝的疆域之广、文治之盛，“辙迹之罕及者，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自己也有责任“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也欤。”[1]前序，543
正是文人的这种高昂的时代自信和文学精神的发扬，普遍有着无比激動的心情，在创作上也“际此圣明代，历览山水奇。不学古行役，空伤木兰诗”[19]卷三马臻《黑山》，88，上都游历之作的盛世气象也更鲜明和耀眼。如江浙文人袁桷《居庸关》：“扈跸朝上京，严装戒修途。……在昔恃险隘，当关守千夫。一朝天马来，岩崿成康衢。大统叶天运，神武开皇谟。信矣经启功，聿超神禹图。”作者通过描写居庸关之险，表达了过去是“在昔恃险隘，当关守千夫”，而今日则是“一朝天马来，岩崿成康衢”的时代自豪。再如北方文人刘敏中《至元丙子初赴上都赤城至望云道中》：“晓日曈昽过赤城，风烟遥接望云亭。好山解要新诗写，瘦马能摇宿酒醒。高下野桃红漫漫，萦回沙水碧泠泠。人家剩有升平象，满地牛羊草色青。”[20]卷四，30作者通过对两京途中所见美景，发出“人家剩有升平象”的赞叹，表达了天下一统的盛世情怀。这种对蒙古政权一统的赞叹和草原文化的接纳、赞美甚至羡慕的态度，既与历代文学不同，也体现了元代文人普遍的胡汉一家、华夷一体的胸怀，这是其盛世气象的美学风貌的政治情感基础。
（二）景為情设、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自古以来，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在这里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这里也成了极富古意的历史文化场所。文人在前赴上都的旅途中，行走在居庸古道上、穿越白水黑山间，也常勾起浓郁的吊古之思。在纯粹描写景观和抒发历史之思时，景为情设的创作手法非常鲜明，作者往往将人与游历之地、眼前之景与情融合来写。但是一旦作为同一个歌咏对象时，文人的景物描写、地理环境渲染的格调就会不同，如对李陵台的歌咏。作为游历观览的对象时，许有壬笔下的李陵台周边是广袤无边、淡远悠然的草原风光，清新而壮阔。“马驰如蚁散平冈，帐室风来百草香。羱盏泛酥皆墨湩，瘿盘分炙是黄羊。”[6]卷二十四《李陵台谒左大夫之一》，131笔触简炼，诗人远眺所见的是“马驰如蚁散平冈”草原的广阔和自在，在帐室中又闻到随风而来的百草芳香，品味着草原的牛奶醇香和新鲜的黄羊美味，整个一幅优美的草原风光图，轻快飘扬。可是，当李陵台一旦与李陵“历史”相连接作为吊古的对象时，文人笔下的李陵台又换作了另一幅凄迷荒颓之景。“雪衮黄沙风衮灰，眼穿犹上望乡台。陇西可是无回雁，不寄平安一字来。”“落日关塞黑，苍茫路多歧。荒烟澹漠色，高台独巍巍。”“在昔李将军，提师奋威武。……惟有山上云，凄迷送秋雨。”“平沙北流水，青山在其上。李陵思乡台，驻马一西向。……草根含余凄，峰尖入寒望。”（胡助《望李陵台》）[3]卷二为突出李陵人生的悲剧，用关塞黑、苍茫路、荒烟、凄迷的秋雨、高台望乡等意象等，突出李陵悲剧英雄形象，表达对李陵的同情，景为情设，情景融合，而又浑然不觉。
由此可以看出，前往上都的文人创作，在面对带给自己无限视觉冲击的奇异丰富的景观，以及能够亲历其地凭吊古今的感受过程中，文人的情绪和情感不断受到刺激和冲击，对一切游历、吊古所见之景观、事物、风土等之描写，都是为了更好的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而不是被动的为了写景而写景，文人在景观面前，是主动的，积极的。他们一切从心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出发，面对带给自己无限新异感的草原文化，所有诗文词曲赋都是从自己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甚至是一瞬间情感的喷薄。因此，游历吊古之作总是那么自然真率，处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是与以往历代的边塞之作和想象的边塞书写不同的。
总之，由于上都特殊的地理位置、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和文人高涨的时代自信，两都纪行文学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创作气象上都呈现了自己美学特色。文人对异域风光、草原风情或铺张或细致的描绘，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胡汉一家态度的自觉表达；其浓厚的盛世情调与传盛世之音文学精神的发扬，是对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政权的由衷礼赞；文人不仅卸掉了以往历代胡汉战争的历史沉重感和压抑感，而且还带着理性的历史之思，以及能够亲历其地的兴奋激动之情，极尽谱写眼中所见的一切新异景观和事物，以观风备览，使两都纪行成为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的增长点。它带给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异程度和文学史意义，应该不仅仅是以往学者所说的注入新的活力，起码在客观上具有文学革新意味，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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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春艳】
Abstract： In Yuan Dynasty， the emperors often travelled between DaDu and ShangDu， which was attended by many scholars. Those scholars wrote many works in the tourism. The vast prairie between DaDu and ShangDu showed a special spirit， which continued to stimulate the excitement of literati， literati era confidence and inspired the spirit of literati to describe the great scene. These work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s at theme， creative method and style， which established literary position not only in Yuan Dynasty but also in the whole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gDu； tourism works； the atmosphere of flourishing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