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小康阶段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是当前研究乡村治理的重要时代背景。在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梳理下，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紧密相连，乡村精英、政府等多元治理主体应协作共同解决“空心化”、“原子化”、“内卷化”等乡村治理问题。通过党建引领、乡土重建、社会资本培育、“去内卷化”等方式可以促进乡村善治。
关键词：精准扶贫;乡村治理;治理主体;治理难点;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2-0040-08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精准扶贫”重要指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其薄弱环节在乡村，主战场也在乡村。因此，要打赢这场攻坚的“硬战”，实现全面小康的百年奋斗目标，基层治理是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思路。在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任务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应牢牢抓住乡村社会治理这个重点，优化基层扶贫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一、治理与乡村治理
“治理”一词来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的“掌舵”一词，具有“控制、引导和操纵的行动和方式”的意思，1955年《牛津英汉字典》将“治理”界定为“统治行为与方式”。①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重新定义“治理”概念，将之与“统治”概念区分开来，并形成了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定义，治理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中瑙指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但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② 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标志着统治含义的变化，指的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或者是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或者是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③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给出了更权威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④ 国内学者也对治理概念进行了界定，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以满足公众的需要。⑤ 总的来说，治理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减弱政治权威，希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协作治理以及社会的自我治理。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徐勇教授首先提出“乡村治理”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改革的核心与重点。学者们为解决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将治理理论与乡村社会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徐勇借“乡村治理”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乡村社会，开启了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此后，学者对乡村治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⑥ 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乡村公共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它的社会基础是村庄中良好秩序的维持有赖于村民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行动能力。⑦ 刘晔认为，乡村治理是乡村公共权威运用乡村治理权力，处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借以调控与影响乡村社会。⑧ 200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⑨ 在此背景下，更多学者关注乡村治理问题。郭正林认为，所谓乡村治理，就是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村级组织、民间群体及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好。⑩ 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11}
二、乡村治理与精准扶贫
2013年，习近平作出“精准扶贫”的指示，使“精准扶贫”成为热议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乡村治理与精准扶贫联系了起来，乡村治理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等人指出，当前乡村治理的现状给精准扶贫的实施带来了严峻挑战。{12} 何得桂、党国英、张正芳等人基于对移民搬迁安置政策的实证分析发现，推进精准扶贫的同时要持续完善和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大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特别是要注重通过创新基层治理以更好地整合扶贫资源，更有效激发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持续改善造成贫困的因素。只有如此，才能破解“非结构性制约”之困，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脱贫攻坚成效。{13}
1. 乡村治理與精准扶贫的嵌入关系
精准扶贫的实施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高效也必然会加速精准扶贫的推进。学者们对乡村治理与精准扶贫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张春华认为，精准扶贫是带有外部嵌入型特征的政策，它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也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手。而各项扶贫政策效度是检验和衡量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14}
李博指出，在乡村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农村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影响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从目前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来看，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的转型均对精准扶贫的成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5}
熊丽、李达认为，由于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创新在扶贫的观念、目标、协调上具有继承性和一致性，因而乡村精准扶贫的进程和乡村治理的发展也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共同推进贫困乡村地区实现整村脱贫致富。{16}
徐琳、樊友凯指出，精准扶贫政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巨大的、积极的政治效应，对乡村治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有利于培育和充实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社会多元合作治理格局的形成，保证乡村治理的效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