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产物，该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中心国家与较落后的边陲国家，认为后者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国的盘剥，故得不到较好地全面发展。
二十世纪后期六十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變化，过去的殖民地国家都纷纷独立，亚非拉美地区都掀起了一股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逐步形成第三国际政治力量即第三世界。这些新成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制度，发展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行为被强化，地方底层社会与国家上层政府间的冲突加剧，部落族群间的矛盾与争斗不断出现。在这个时期，越是接近西方的模式就越是“文明”与“现代”，越是保持本土性和原真性就越是“野蛮”和“落后”，全球都在复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这些独立的民族国家社会不同程度的失去了他们自身本来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而导致新一轮的政治不稳定，又为西方的权力侵占和控制提供了新的“援助”借口。这个时期的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推到三座大山，撕毁由国民党政府代替中国人民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而为我们独立自主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进入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加剧，世界政治在两极格局下开始出现动荡、分化，科技革命的发展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拉美国家爆发债务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发达国家以友好合作的名义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技术引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冲突、文化断裂和新的社会阶层化，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笔者认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根源，并非只是经济落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肯定离不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理论，这些国家也许当时会感激西方国家以人权名义的各种帮助，从提供就业机会到义务性支援工业建设，但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与这种帮助一道进入的，是将第三世界国家彻底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永久的沦为工业输入国，金融、法律、道德评判标准不分地域的西方化，经济命脉从此握在了西方社会的手中，在经济为王的时代，永远丧失了话语权。
二、全球化地位决定于国家资本
全球化视角下的国际博弈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与先前的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而是西方支配的历史遗存、第一世界权力的持续不断的全球霸权以及在超级大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种族与新殖民主义的当代表现。当今世界话语权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脱离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世界依附体系，那么永远都只能在经济上被掠夺，在政治上被威胁，在文化上被侵蚀。
全球化过程受到地方性历史变量的修正，边睡特殊地带得到多样性发展，旧有的殖民主义政治行为方式被新的更隐秘的新殖民关系取代。新兴国家是由殖民权力从一系列不协调的前殖民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前殖民国家以及独立小国混合在一起与各种农业游牧群体，根据各种原则进入到殖民地的地域单元中去，一旦殖民统治结束，这些原则就失去了意义，只有殖民权力的出现才保证了地域单元在政治上的统一。全球化时代下，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的原因应该负担责任的，当今世界所分化成的政治单元、民族、宗教共同体是源自全球化的帝国与对受影响领域的瓜分过程，是独立国家内部冲突与直接武力干涉与间接政治干涉实现的。如约翰·格莱德希尔在《权力及其伪装》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使是保持政治独立的区域，比如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也被世界性的殖民瓜分以及全球工业扩展所重新塑型。
全球形成今天的财富分配格局的背后，是西方主导的权力关系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脱离欧洲为中心的依附体系，正如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抗拒全球化。那么全球化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曾说：资本是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实际上是落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并且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关系所采纳的具体形式。这些关系不仅仅以我们能够清楚标定为“政治”社会行动的形式来得到表述。西方对全球化的想象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想的基础之上，那就是，所有的人类都能够从允许西方施展支配的过程中获益，后者借用民主、资本主义、工业化、科学以及理性主义的想象来强化其支配。
三.从中心到边缘的全球博弈
当今独立的民族国家国家发展不仅受到过去历史的滞碍，还要受到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压迫。单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依附理论是简洁的，
西方国家给与经济援助，将初级加工行业转移到殖民地国家获得产业升级和经济收益;殖民地国家从对外开放的产业承接中获得经济收入，用于改善民生和国际竞争。但是国家交往的权力关系是更加复杂的。
根据微笑曲线，在这种合作生产中，对收益最有力的分配是对西方社会，而财富的格局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形成阶层间的对立（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西方社会是由资本主导的，资本首先是一种价值，其次是一种不断运动的增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是贪婪地，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假设东西方的合作协调可以用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来表述，假设把西方世界和后殖民地国家看作两个追求最大利益的主体，双方都可以为世界体系付出努力并从中获取收益。现设定：西方：y=α（1-βE）e ;后殖民：Y=α（1-βe）E。
其中y和Y分别是西方和后殖民在给定时期内的经济收益，α是随着世界市场占有规模而变动的常数;β是衡量西方社会参与互动经济收益变动对后殖民社会经济收益负面效用的常数，e和E分别是西方和后殖民国家各自努力建设经济的程度。显然，西方后殖民国家的α和β是不同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此处设为相等。双方都从经济建设中得到经济收益，并且因为付出努力而遭受福利损失。从而推导出双方效用函数为：u=y- e2 U=Y- E2
假设西方单独参与世界体系可以获得0.5的世界经济收益，只有后殖民国家参与全球化可以获得0.3的世界经济收益，继而推导出f=2（1-0.3E）e- 0.5e2时达到双方共同最优反应的纳什均衡，那么理论上讲这时候双方能达到共同利益，即合作的最大效用。但是，因为资本主导着西方的权力体系，本质是追求着西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济人，因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和平交往互利互惠的假设。西方世界最可能的做法，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实，却是利用这种经济合作进行影子政府的渗透，从颜色革命到支持反政府地方武装，从培养西方式非洲酋长到资源占有和权力关系网的构建，一步步蚕食着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和话语权。
马克思100多年前在《资本论》里写到的：资本是一种权力。诚然，现代社会必然要在全球化下才能正常运行，经济学上全球化意味着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但是在这些经济表象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现象和本质是统一的，任何科学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家又何尝不是呢，国家交往涉及主体、主义、主体、主张等各个方面，但归根结底应该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权力的交换，一如各种由西方所构建出来的“现代化”和“文明”。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控制的权力，伪装上西方化的一套民主与自由的光环，通过媒体舆论的包装输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可能还意味着通过权力的连接将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文化统治传输到其他区域。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警惕资本所带来的政治话语和权力，当西方世界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比如每一次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当西方通过权力和利益操纵将危机转嫁，就像是游牧文明通过掠夺的方式从农耕文明得到生活的必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真正逃离西方的控制，形成以我为主的大国观，援建非洲不争夺国家控股，无偿修路不进行权力掠夺，我想这才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受到世界赞誉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 约翰·格莱德希尔.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M].商务印书馆.2011
[2]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
[3] 爱德华·萨伊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07
作者简介：刘洋浩（1994年-），男，汉族，四川雅安人，研究生，区域与城市经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