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什么畏惧的了，这正是让我畏惧的。”黄璐收起了上扬的嘴角。“艺术家应该活得痛苦一点，我现在有点太开心了。这就是我畏惧的东西。我怕我活得太幸福，会失去很多敏感”
底子清秀，稍微带点妆便线条分明。宣传硬照和红毯上的黄璐腾挪自如，眉眼都是风情。
镜头之下，罩在藕荷色宽大西装里的她身体松散。说起话来像含着绵糖，笑起来分贝一下高了几度，“他们不是说我像傅园慧嘛。”川地人的奔放随性立马弥漫在谈话的茶室里。
不管是镜头里的时尚版黄璐，或是私下可乐版的黄璐，任谁也很难把她和舞台上蓬头素面的李红琴对上。
除了流量明星和老戏骨，《演员的诞生》里还有一拨“演技在身却名头不响”的。黄璐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游弋在国外的制作团队间，她成了内地影视界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名声、地位、流量，都非必需品。黄璐对这些东西的所求不多，和国内影视圈与观众对她的缺乏认知，形成了某种同步的迟滞。
如同大学时演过的同名话剧，黄璐“晃晃悠悠”到了今天，处处随遇而安。和对电影的投入相比，她更看重生活的质感和浓度。因为，“生活本身便是一部最好的电影。”
人物的感情。“说到底，都是人。”而灵光一现的基础在于，她已然置身于那个角色。
荷兰导演David Verbeek拍摄的《云的模样》，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故事，大量内心戏，氛围迷幻、游离，还带点软科幻色彩。很多观众没有耐心看完，揣摩创作者藏在特写镜头和闪烁光线之下的意图。黄璐却喜欢片子的意境。
讲的是台湾姑娘玲在台北打拼，母亲忽然双眼失明，她不得不撇下工作照顾母亲。母亲告诉她自己虽然瞎，“却有某种能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她只觉得母亲神叨叨，迷信罢了。好友陈明曾在益生菌行业，后来厌倦，投身到古生物学研究，绘制一些他直觉可能存在的特别生物——比如六脚长毛兽。从母亲常常能“看见”玲在家，到家附近鹦鹉的筑巢似乎“预兆”母亲的跌倒，女人越来越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也许现代医学已无法医治的母亲可以求得转机？甚至自己渐渐麻木无望的生活也能因此被点亮……
有场戏是他们在陈明住的酒店里并肩而坐。明明已经渐生情愫，男人的怯懦却让两人关系很难往前。陈明打开电脑，给玲讲解另一颗可能像地球一样存在生命的星球。
好不容易“科普”完，男人开口，仿佛要打破什么：“做健康益生菌久了，真的想要有新的什么别的事情刺激我。”继而无语。
僵局只好由女人来打破：“那个星球，离我们很远吗？”
“坐太空梭可能要2200万年，约等于600光年，才能到达。”
又是几秒的尴尬。玲再一次看着一直回避她眼神的陈明，忽然把手掌放在对方的头上，问，“你有感受到什么吗？”
“……感觉到你的手在我头上啦。”紧张而失措的男人不知如何作答。
“有没有感受到，没那么寂寞？”玲淡笑着问。
两人好像自在了一点——尽管最后也只是止步于此，很快互道晚安。
拍这部电影，每天的剧本都是David头一晚匆匆写就，只有大纲，台词多靠演员的现场发挥。“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是这部戏的编剧。”
在他看来，黄璐是靠直觉驱动的演员。片中一对都市人暧昧而又凝滞的关系里，玲显然更加勇敢。那一个动作，既是种对对方的了解，也是對双方化学作用的一个测试，或者刺激。“她真的懂得这部电影。”David说。
模糊
艺术片里的角色多半在道德感上处于模糊地带。
“一个不是很有良心的女人呵。”制片人鲸书笑着谈到《郊区的鸟》里的燕子。
仇晟认为，夏昊在两人相处里投入了强烈的童年追忆和眷恋，燕子无法进入，也本能地抗拒。
黄璐理解的燕子向往自由，当对方一再要塑造她，她当然要逃开、飞走，就像她的名字。“燕子是特别随心所欲的人，某种程度来说，她不太负责任，不喜欢就离开。但我去演这个人物，我会让观众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反而会对她有某种同情。”
在美国人Jordan Schiele导演的《三伏天》里，黄璐扮演长沙夜店女子璐璐，发现几个月大的儿子被丈夫白龙卖给了上海的一个中产医生家庭，她让恋上白龙的同志舞者Sunny带着她去上海寻子。
婴儿哭起来惹人烦，做夜店舞女漂泊不定，让璐璐一度有过“不要这个孩子”的念头，到上海见到医生家庭的富足和女主人的善良，她再次动念：孩子托付她家兴许能有更好的未来？
这样的情节，差点导致影片没有过审——母亲怎么可以不要孩子？
得过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的《中国姑娘》里，女主人公李梅的命运更加跌宕：不安分的小镇姑娘失身后到城市打工，“沦落”为按摩女又爱上黑道杀手。杀手死后，李梅带着他的钱和两人的梦想来到英国。和英国老头成婚，又和印度餐馆老板好上，依然貌合神离。李梅只能怀着他的孩子继续漂泊。
对这样一个“一步步被推着走”、却又始终依附男性的女子，黄璐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出国以后）太作，有点自作自受。”但她知道这是导演郭小橹要表现的，“那就是她眼中的爱吧”，有肉欲，也有说不清楚的生存本能。
算上《中国姑娘》、《三伏天》，还有近年拍摄的《一只黄鸟》、《坠落》、《两个世界》等，黄璐演的角色绝大多数是在异乡或底层挣扎的中国女性，因为生活的困顿、爱情的求而不得，遁入无望。
为何独立电影、特别是此类角色都爱找上黄璐？三四位与她合作过的导演，給出了简单明了的回答：像新移民和女性自我寻找的题材，的确很受电影节和影展青睐，不排除有导演为此拍摄的倾向。而艺术片里亚裔或者中国演员的选择，并不多。
“独立电影喜欢用素人，很多素人拍过一部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仇晟说。还有一些演员，前后都拍商业片，中途卡出来拍一部文艺片。但说到常拍这类独立电影，有一定演技，不在乎形象……这样的演员，基本上在内地掰着指头能数得出来。
游戏
黄璐从来没想过要被框在“艺术片”的筐里，她拍过两三部喜剧，最新的《血十三》里演女警，首尝类型片。与独立电影、艺术片的粘着，是必然，也是机缘巧合。
初中时，黄璐在《看电影》杂志读到对侯孝贤《好男好女》的介绍，懵懂而新鲜，便一条街一条街地搜刮音像店，居然真的找到了光碟。“看也看不明白。就是感兴趣。”看到娄烨的《苏州河》，觉得真好，做梦也没料到日后会合作。
参演艺术家杨福东执导的《竹林七贤》时，她在上海海洋馆潜到五米深处和鲨鱼一起游了好些天。不能带氧气瓶，拍一条休息一下，再潜下去，7小时后上岸，人虚脱到快“晕岸”。她至今也不太明白，过来考察的导演李杨，怎么就选中了自己演《盲山》。
后来一切便像连锁反应般自然发生。《盲山》入围戛纳，她在party上认识了斯里兰卡导演Vimukahti Jayasundara，获邀出演他执导的《两个世界之间》；拍 Jordan的短片《十年后》感觉不错，等他要执导处女长片《三伏天》自然想到了她；同在那个短篇摄制组的台湾人谢骏毅拍《对面的女孩杀过来》，需要一个演大陆“恰北北”的女孩，黄璐又成当然人选；荷兰导演David在台湾待过，想拍一部反映都市寂寥感的《云的模样》，看过黄璐的《盲山》颇为欣赏……
她也不是一门心思要扎到海外的团队里。但一来二去，兜兜转转，好像做独立电影的就是这些面孔。
本来每年的引进片份额便有限，八九成都给了卡司强劲的票房大片。作者风格的实验性，影片的情节和人物描绘的晦涩或不够可爱，黄璐在内地的低知名度，都会导致国内投资人对选片定角的谨慎和票房的担忧：“有些合拍片，国外的导演想用我，但一旦有中国的投资方介入，我肯定就会是被pass掉的那个。”
10年，将近三十部电影，进院线和能在网络平台看到的，不到三分之一。她当然失落过，但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和独立电影拍摄当中的窘迫。
拍《云的模样》时，拍摄条件和当时风雨交加的天气一样严酷。导演手头预算少得可怜，一个制片人中途走人，还拒不提供重要外景的信息和联络方式。
黄璐干起了制片的活儿。宜兰的外景地，导演只能大概记得地点，不会中文没法沟通。黄璐一路找，好容易找到了一户人家的屋子，婆婆还只会说闽南语，不会说普通话。“她的经纪人都劝她说，别拍了，放弃吧。团队里有人流露不满、烦躁，她从没有一个字的怨言。”David对她充满感激。
化妆、服装，自己出。大年三十的晚上，路上连车都打不到。在新北市野柳的一个景区，台风大作，海岸线封闭，拉起了警戒线。玲希望上岛寻找陈明所说“怪物”的那个镜头，是大家把警戒线一拉，偷偷进去拍的。拍完之后，摄影师的镜头掉到了海里，赶紧捞起来，吹一吹继续用。
整部电影用5DmarkII拍摄，电影学院的老师说完全看不出来。玲在黑暗中穿过山洞，是用iPhone手机打的光，“效果很美。”
不过，囿于导演和团队的局限，这些片子都在结构、情节、细节上存在各样的问题，表演也并非无可指摘。对这些，黄璐都认，但“也没啥大不了”。
Jordan觉得，选本子也好，拍摄也罢，做后期，去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黄璐从头到尾都极为享受拍电影的过程。不因为片子在国内出路少便“悲情”，也没有多么深重的使命感。
“我和这些年轻导演一起成长，更会觉得，像是好朋友在游戏。他们很多拍得很慢，不会催我。至少我不用担心拍不好，我们彼此有信任。”
审美，也是自然的，个色的。“能不能眼皮不要这么双？”采访前，她对着镜子向化妆师提出要求。
我想起她在微博上贴过的少年证件照和与父母的合影。那时她眼睛透亮，笑容明媚。
“那个好像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是吧，但我更喜欢现在的我。那时的眼神要空一些。你说让我回到十几岁，我反而不愿意。”黄璐说。“人的容貌会发生变化。你的性格，你的气场，也会决定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某种命运。”
拍摄点没去过，好玩儿，在黄璐的择片条件里绝对算优选项。在斯里兰卡拍片时正逢当地内战，危险重重，她还是兴冲冲地奔去。David和Jordan都认为，这种对旅行的嗜好，不仅仅是一个成都女孩与生俱来的世俗之乐，而且成就了黄璐的视野。他们对她用了一个共同的描述：open mind和not judgemental——眼光开放，对人和事不会有成见和预设的判断。
可演员这行的残酷在于，名气像道分界线。即便不是演技的证明，也是事業通路的过关卡。在国外，黄璐凭借国际电影节的入围和获奖作品拿到了这张卡，成为独立电影人和艺术片导演首选的女演员之一。而在国内，她被观众认识却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复活第二期，她和辛芷蕾、刘敏涛等人合演《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洗手间时，欧阳娜娜走过来说，喜欢她在第一期舞台上《亲爱的》里的表演。电梯里遇到蓝盈莹、翟天临，也主动和她问好，没怎么在国内娱乐圈混过的黄璐尝到了因为演技而获得的尊重感。
她觉得很温暖，但也就到这儿了吧。“最多上三期，还是拍电影去。”
无所畏
“知道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黄璐微博上不止一次收到过这样的关心。留言者看过她演的《盲山》，想象或以为她便是那个被拐卖进大山里、苦苦逃生而不得的女大学生白雪梅，直到见到微博上她美滋滋、甜丝丝的生活照，方才释然。
在我采访过的演员里，黄璐眉眼舒展、轻松坦然，颇为少见。从90后到60后共通的时代焦虑症在她身上好像丝毫不发生作用。
David说，这么多年，他和黄璐见了面总会爆出大笑。“有什么比大笑更好呢？”他眼中的黄璐很worldly（入世，接地气），不世故，不是那种玩“法式深沉”的知识分子型演员和女性。
拍《对面的女孩杀过来》，Jordan和黄璐会一起健身和散步。他原本害羞，不知道该和这姑娘聊什么，后来却发现彼此建立起了一种“无语的了解”，又从无语过渡到了通畅的语言模式：“她的傻傻的，和我的傻傻的一样。我们两个讲话时，都会自己造词。譬如她把火锅汤叫作hot pot foundation（直译为“火锅基础”），别人听不明白，我能懂；有一次，她给我做新加坡人爱吃的肉骨茶，我说，很好吃呀，感觉‘口里像办了场聚会’，她都懂。”
见黄璐之前，仇晟以为她会偏向“苦情忧郁”，见面发现完全不是。一次和她吃饭，发现她打鞋带不太熟练，他就把那个细节放到电影里。“她用筷子也不太熟练。在那种随意、随性底下，有一些做不好的事情。这些做不好的事情，会构成她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我妈老笑我，Ava（黄璐两岁的女儿）比我还成熟。”黄璐大笑，头歪向一边，西装的喇叭袖一甩一甩。
上大学时，她曾经身上就剩几千块钱，听起来不少，但还得置装、拍片。她也没多烦恼，去釜山电影节，进了趟（合法）赌场，又赌了两万块钱回来。而釜山那次红地毯没走成，就因为她想在家把几根玉米煮熟了带着吃，“要不多浪费。”
玉米熟了，航班也误了。
怎么能这么快活？她转了转眼睛，“我好像从小就不缺爱。”父母都是核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姥姥参与了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发工作，一家人却都有丰富的文艺细胞。父母工作忙，童年的黄璐有姥姥陪着，画满墙满墙的画。“她会用手糊灯笼，鸭子呀鹅呀，逛灯会时我举着，所有孩子的灯笼里，姥姥做的最漂亮。”
高中早恋，她没告诉母亲，担心她会骂。失恋了，好像天塌下来一样灰暗。母亲在一旁说，“我早就知道了，打扫卫生，无意间碰到了他录给你的磁带。”也就这么一句淡淡的。三毛的书，鼓励她看。同学家被禁止的漫画书、小人书，言情小说，统统藏到她家。
除了初恋，交往过的几任男友里没有渣男。“还是要擦亮眼睛。我妈说，你看，还是多谈几次好。”母亲还会把她的前任拿来打趣，“前任都可以做Ava的舅舅哈。我说，那可有几个。”
现在她去拍片都尽量带着父母，身体更健硕、爱旅行又善于拍片的爸爸出来更多。她往往是在外景地附近找一家Airbnb。爸妈不仅给她做饭，还常常给得空过来玩的剧组成员做大餐。
演员吕聿来和黄璐至少合作过5次，熟到已经不知如何用词汇来形容和分析她的表演。有时在她家，他们也会看她演的电影。可是“啪”电视一关，他再不会去想到她的角色。“没有任何联想和交集。”
“她能很快抽离？”
“我想需要抽离的是观众，不是她。”吕聿来不觉得这是过誉，而是黄璐身为演员的一种方式。
我和黄璐聊起，她慢吞吞地吐出一句，“不需要抽离，因为原本也没有全部陷到里头。我现在能够‘不动声色’地演完一部电影，演完就好像没演一样。”
“这不算骗人吧？”她吐吐舌头问我。
演员李淳因此很羡慕她演戏时的放松感。在《郊区的鸟》里，他曾经因为一场哭戏哭到不能自已，甚至呕吐。这或许和演员的个性也有关系。导演印象中，李淳本人便是注意力很集中、又不大放松的人。
“我听说以后发微信给他，他说没事，就是心里有一些情绪需要发泄，正好借这个机会发出来。”黄璐说，“他第一次当男主角，又有那样一个成功的父亲（李安），我能感受到他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他平时很懂礼貌，家教很严。我们家完全没有（从事电影）这方面的人，我反而没啥压力。”
演员李鸿其惊讶，黄璐居然能在片场睡着。她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拍戏比生活中还要放松。“可以安静地投入这个人物，经历好多事情，不管是电影里的还是真实的。但又还很年轻，所以我感觉我这辈子还挺值的。因为电影，生命好像延长了好几倍。”
家境殷实，事业得到家人理解还有后勤支持，女儿乖巧，常人很难企及的幸福，黄璐都已经拥有。
“好像没什么畏惧的了，这正是让我畏惧的。”黄璐收起了上扬的嘴角。“艺术家应该活得痛苦一点，我现在有点太开心了。这就是我畏惧的东西。我怕我活得太幸福，会失去很多敏感。”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痛苦可能成为你体验生活的工具了，也不太对？”
她同意。“反而更痛苦了，所以怎么办呢？先这样吧。先开心再说吧。”
（实习记者梁婷、刘芮、魏晓涵、谢祎旻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