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演绎科考版“老人与海”

5月13日，辽阔的南海西沙海域，“探索一号”科考船在万顷波涛中轻轻晃动着，船上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待。下午5点多，“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浮出了海面。“出来了，出来了！”甲板上数十人一拥而上，热切地注视着深潜器的舱门，只见82岁的汪品先纵身一跃，稳稳地跨上最后一级阶梯，走出了深潜器。如雪的白发和红蓝相间的潜水服在辽阔的大海上如此引人注目，他把左手緊握成拳，放在胸膛前，沧桑的脸上露出坚毅的笑容。

主任的职位。如今回想起来，汪品先说：“这次改革我差点翻了船，但为了教学工作，我必须请走他们。”在他的拼命下，1985年，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唯一的海洋地质学博士点。

一次重量级科考，“能活着回来就算赢”

汪品先认为，海洋开发的重心正在下移：“现在全世界开采的石油1/3以上来自海底，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要追赶上发达国家，我们必须搞清楚海底是什么样的。”1985年，他的《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学》在德国和中国联合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包括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科学》在内的十几家杂志纷纷评论。法国杂志评论说：“中国海洋研究崛起了。”

在研究过程中，汪品先把眼光瞄向了南海。汪品先和南海结缘已久，1977年，他就在南海进行了第一次科考——南海第一口探井“莺一井”在莺歌海镇开钻，他在岸边进行岩芯分析。

1997年，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以每年50万美金会费成为“参与成员国”。 大洋钻探的航次根据各国科学家的竞争安排——每个耗资逾700万美元的钻探航次由国际专家组根据成员国科学家提供的建议书投票产生。这一年，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建议书，得票最高，一举拿下ODP184航次。

两年后，ODP184航次在南海实施，年过六旬的汪品先担任首席科学家，登上了美国科考船“决心”号，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此前，我从没参与过大洋钻探，突然当了首席科学家，压力很大。我跟老伴说，能活着回来就算赢。”在南沙海域，当第一口井开钻时，美国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汪品先的心中似乎也涌出了鲜红的热血。

2005年，汪品先又促成了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的“马可波羅”航海科考，继续担任首席科学家，这一次，他乘坐的是法国船。

“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科考船。”回顾30多年的大洋科考生涯，汪品先感慨万千。那么多年里，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很多个夜晚，他在实验室里通过显微镜观察微生物，投入到忘了一切，直到半夜要回家，站起来时才发现两条腿都是麻的，要在原地站很久很久，才能移动脚步。一位同事曾打趣说：“汪品先，你这么用功，可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啊。”而如今，老人积累的知识全都派上了用场：“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时机。”

30年分离，“我们终于有了家”

因为对海洋事业的卓越贡献，1991年，汪品先当选中科院院士。说起评选院士的这段经历，汪品先很淡然：“我们那个年代没人关注这个，当不当选无所谓。”后来，有人推荐他的夫人、植物学家孙湘君参选中科院院士时，汪品先立刻站出来反对，不希望夫人参与评选。

汪品先和孙湘君在莫斯科大学同一专业留学，他们从同学成为知己，最后发展为恋人。然而回国后，孙湘君被分配到了北京科学植物研究所，二人两地分离长达30余年。直到2000年，孙湘君退休后来到上海，两人才得以团聚。

“汪品先是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男人。”说起丈夫，已是白发苍苍的孙湘君眼睛里闪着光，毫不掩饰对丈夫的倾慕之情。“在莫斯科大学，他是系里指定的班长，他的俄文在我们当中是最好的。那时候听课，教授用俄文讲一大堆，我们坐在下面，很难听懂。但汪品先能把教授讲的内容全记下来，每逢考试时，不仅中国学生向他借阅笔记，就连苏联同学也来借阅。他写的俄文作文，老师看了后直夸文笔极好，还在校广播台播颂。”

孙湘君幸福地回忆起了在莫斯科大学时的那段浪漫时光。年轻的恋人在偌大的校园里漫步，惊讶于此前从未见过的、锃亮的大理石地面。在俄罗斯红场前看来往的车辆和异国风情的建筑。他们一起在敞亮的教室里读书，在校园的草地上、城堡前读小说和诗歌。他们都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的诗……说到动情处，老太太深情地用俄语背诵了一段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段：“我过去的一切，整个生命都保证了必然和你相见。我知道，是上帝把你送来的，保护我直到坟墓的边沿……”这是小说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求爱信，这份热烈的感情，正是恋人之间浓情蜜意的写照。

回国后，汪品先和孙湘君在同济大学的礼堂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在此后的30年中，两个人多次商量团聚。汪品先想调到北京来，但同济大学怎么也不肯放人。很多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在家躺倒，不干活，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学校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放你走。但这对汪品先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事。科学植物研究所也不愿意放孙湘君去上海。“我研究古植物，植物研究所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单位，和汪品先商量后，我们都觉得，我离开会很可惜，所以我也没有调走。”

就这样，两个人分离在两地，只能依靠鸿雁传情。每年，汪品先利用10天的探亲假，从上海坐火车硬座到北京探望妻子。孙湘君住在植物研究所的单身宿舍里，这里在清朝时是太监休息的地方。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只能摆放一张双层床，汪品先去时，看到妻子趴在下铺的床头上写论文，顿时鼻子一酸。“那时候条件不好，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这么多年，真是难为她了。”

现在孙湘君来到上海，汪品先也有人管了。“他一工作起来，一整天都不知道喝水，我就泡了茶，监督他喝；他以前工作到深夜才回家，现在我规定他晚上10点必须回来。”同济大学原本给孙湘君安排了办公室，但她不愿意去，而是把汪品先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当作了自己的办公室。“她就想和我一起办公。”汪品先的脸上漾起甜蜜的笑。

孙湘君刚来上海时，很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尤其是冬天，上海湿冷，她就去澳大利亚的大儿子家住。有一年春节，学校放了寒假，汪品先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工作，保安煮了饺子，半夜送到办公室给他吃。孙湘君知道这件事后，很心疼，以后的冬天她都留在了上海，“我哪也不去了，我要和他一起過年”。

30多年的分离，从青丝到白发，让两个人格外珍惜朝朝暮暮的时光。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因为办公室停电，汪品先只好回到家中办公。“我看到他坐在书房的书桌前伏案工作，就觉得这才是个家。30多年过去，我们终于有了家。”说着，老人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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