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仁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已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35万字，是目前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开拓了义和团运动区域研究的新局面。
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体例精当、布局合理、新见迭出。该书分上、中、下三篇，每篇各具特色，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上篇较详尽地论述了19与20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包含直隶的灾荒、流民、民间社团、秘密社会、基督教的分布与中西文化差异等，揭示了直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其中关于流民、民间花会、混混儿、水会等的论述，以往无人涉足，具开拓意义。中篇论述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在构筑运动总体框架的过程中，作者认为，直东边界和直隶中部环京津保一带是直隶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重要区域，具有不可或缺的典型意义。作者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运动兴起和早期斗争阶段、向直隶中部地区蔓延和发展阶段，运动的高潮阶段及运动转入低潮和复起失败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此外，本篇还探讨了义和团的粮食与武器筹措、失败后团民的归宿等新问题，对义和团高潮时期的"挂号"、"全民皆团"现象，扒铁道、砍线杆等现象也作了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作者认为，清廷宣战后各地团民纷纷赴官府"挂号"，造成"全民皆团"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鱼龙混杂，真团与假团、官团与私团并存，一时良莠难分，虚实难辨，以致出现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仇杀，这不仅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使义和团运动这场民族战争蒙上了一些污垢。对于团民扒铁道、砍线杆等笼统排外之举，作者不是采取简单的忌讳、袒护或贬斥态度，而是把它放到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实事求是的剖析和定位。认为，这固然与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团民为了自身生存和战争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作者指出，那种过分夸大团民的落后与愚昧，说团民"仇恨新的生产方式"，导致"历史的反动与倒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下篇是直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分析。作者条分缕析，较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清廷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直隶各级地方官、士绅以及基层社会团民、教民的社会角色和心态，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维模式，拓展了研究层面，颇有新意。
其次，该书对直隶义和团运动作了多角度、跨学科的透视。作为史学专著，该书吸纳了人口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如吸纳社会学、人口学理论分析直隶下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透视了灾荒、流民与义和团运动的互动关系；运用文化学理论去剖析中西文化的差异，从分析直隶政治、经济特点与燕赵文化的排他性入手，去揭示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成因。又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统治阶级（包括中央统治集团和各级地方官）内不同派别的不同心态，并分析了他们心态之所以产生差异，及发展变化的原因。同时，书中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团民的恐惧、迷信、仇恨、从众与狂热的心态的分析和对畸形社会中教民的奉教、背教与殉教等矛盾心态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正是由于吸纳了新的理论，转换了视角，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盗匪、混混儿等才进入了史家研究视野，进一步揭示这些层面的人员与直隶义和团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该书引征史料丰富、翔实，且利用了部分新史料。据笔者统计，全书引征资料、论著267种，注释1280条，除引用时人笔记、各类档案史料、各地文史资料、社会调查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地方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黎仁凯教授主编的《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43万字）也与该书配套出版。书中选编的资料，如当年义和团的参加者陈连登等人对义和团的回忆、马永祥的《易州庚子拾零》，献县天主堂所藏《义勇列传》、《马永祥调查手稿选》以及《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等，均系第一次公开出版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作者将这些新发掘整理的调查资料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品位。
总之，尽管此书尚非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全史，书中也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愧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开拓性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