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形成独立的学科。伴随着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积极反思有利于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在总结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点。对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历史回顾；反思
中田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99－08
中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在学科发展不成熟、物质条件有限、专业研究队伍不完整的历史背景下，田野调查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今天从事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与以往社会极为不同的今天，我们的田野工作似乎缺少了更多的成功。而向50年代那种详实完整的田野调查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在新世纪，回顾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积极反思。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学科的建设。
一、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回顾
1、20世纪20、30年代初的田野调查
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在介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同时，田野工作也逐步开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蔡元培引进民族学之后，坚持自己的研究员必须进行田野工作，每年都要派年轻的同事到外面去进行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黎、畲、瑶、彝和赫哲族。先后让颜复礼、商承租到广西调查瑶族，林惠祥到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并出版了《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民族学家们曾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地，对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实地调查。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田野调查报告或著作，如凌纯生等人编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被认为是“一本极其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它具有典型民族志书的内容和章节，而且描述至为精详生动，所以一直也成为中国民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与撰写报告时之圭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展开调查，黄迪在此基础上写成《清河村镇社区》，许仕廉写成《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李有义调查山西的农村社会组织、杨懋春对台头村的调查。李景汉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调查报告”。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和李化民赴浙南和闽北畲族地区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等。
1934年凌纯生、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旧处州所属的丽水、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等地考察畲族的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1932—1933年中央大学教授何联奎调查浙东地区的畲族，写成《畲民的图腾崇拜》等论文；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调查广西瑶山瑶族，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后又调查了苏州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中央大学还利用人类学方法对南京的贫儿院和棚户区进行社会调查。1934年林耀华调查了福建省福州市附近的义序乡的黄氏宗族村落。1934年陈礼颂调查了澄海县的一个以陈氏宗族为主的杂姓村落——斗门乡。燕京大学的学生吴高梓等人对福州胥民、风俗、潮州的村落社区、宗族等进行了调查。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清华大学的陈达教授主持调查了粤东潮汕地区和闽南漳州、泉州地区的华侨社区与非华侨社区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的陈序经、吴芮麟等主持了对广东胥民的调查、对广东从化县农村调查、广州市郊的旧凤凰村的调查、华侨调查等实地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地区的客家文化的调查研究；徐松石在桂、湘、黔等地调查壮、苗、瑶等民族；杨成志先后调查了云南、四川的彝族等民族，还对海南岛的黎族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到韶关考查过瑶族，在广州和海丰考查过蛋民；1931年一1932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到海南岛对黎族、苗族等民族进行田野调查；刘咸等人调查海南岛的黎族；1933年初，凌纯生、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地区考查苗族、瑶族诸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写成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生、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到云南开展民族调查，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滇西北地区，调查对象包括傣族、纳西族、彝族、拉枯族、傈僳、哈尼、景颇、德昂、佤族等，主要任务是考查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以及边疆人种及语言；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葛维汉调查了四川南部的苗族和川西的羌民；胡鉴民在四川西部的理番、汶州一带进行羌族调查；1936年至1937年初，马长寿等人对四川的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的彝族核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的羌族、藏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1935年方国瑜对滇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周历了傣族、拉祜族、佤族聚居地区；李佛一对云南车里的傣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写成《车里》一书；彝族军官曲木藏尧考察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文化、物产等方面的内容，写成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1934年春，庄学本对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了调查，林耀华调查福州的宗族组织，许朗光的西镇报到，梁钊韬和杨成志开始对船民的调查，杨成志还与史禄国夫妇一道去云南彝族地区从事民族志及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杨成志在彝族地区的长期逗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
2、抗战时期的田野调查
抗战时期，受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在困境中继续发展，在田野调查方面仍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抗战前，云南、四川、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虽有开展，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广度、深度方面都还有所欠缺。但是抗战时期．由于大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向西部地区转移，促使这些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西南民族的调查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其派出的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进行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这一时期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有：1941年，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织了川康民族文化调查；芮逸夫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和黔滇交界地区的苗族支系白苗、花苗等族群进行调查；1942年至1943年陶云逵等人对云南的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专项调查；1945年高华年调查路南地区的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的语言；1938年岑家梧到云南东北的嵩明开展苗族的调查；1939年费孝通及其学生张之毅等人对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易门县的一个村庄，1940年到1941年间，张之毅又对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村进行调查。上述三次调查后来被合编为《云南三村》出版。1941年许朗光对大理进行了14个月的调查；1938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堂等对西康的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进行调查；1939年11月，柯象峰还到峨边县对彝族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查；1944年李安宅等人在西康南北两路开展调查；1945年李安宅考察了西藏格社区的藏族的宗教、语言等；1943年1
月至3月，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到四川的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冯汉冀于1938年暑期到岷江上游的松潘、理番、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三个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对西康地区地民族作了调查分类；1938年任乃强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等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进行调查，1943年又再次到西康省北部调查；林耀华在1943年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考察，1944年夏调查康北藏族，1945年夏又带领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受内政部委托，到安顺、定番、炉山等处开展调查；1940年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社会状况；抗战期间，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展开调查，在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又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的文史、教育等情况；1941年一1942年间，文科研究所多次赴粤北考察瑶族的体质、文化、语言，调查广西蒙山、修仁等地瑶族的文化和生活状况，1941年夏，他们又到四川的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彝族聚居区进行调查；1938年夏，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霍真带领部分学生到连县一带调查瑶族的生活。抗战时期，除了以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组织的民族调查外．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考察如1938年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考察团，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等；教育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的四川边区施教团；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旅行团和青康旅行团；1941年夏，西南联大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等等。
3、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组织并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从1953年开始，政府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调查，大规模的调查延续到1956年，而民族识别工作一直延续到1979年，识别出了中国的第55个少数民族，才基本结束。1956年至1958年，政府在组织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同时，又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全国共派出16个调查组，调查组人员多时达千人以上，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概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很多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专业的学者都参加了这项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民族学家有牙含章、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以及他们过去的学生沈家驹、陈永龄、施联朱、宋蜀华、王辅仁和王晓义等人。他们承担了大量的调查员培训、调查提纲和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工作。在识别和调查中，他们共完写了100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整理出了300余种调查报告。从1959年起，又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各个民族地方的概况等三套丛书。从1979年起，在三套丛书的基础上，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各民族的语言简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简史、各自治地方概况和综合各方面情况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民族大调查，两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是新中国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此后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撰写民族志的重要资料。
4、20世纪80年代后的田野调查
8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学得到恢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全面开展起来，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以个人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1990提出，并于1992年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项目，是80年代以来，中国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民族调查，1993年以来，课题组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县(旗)为单位选择了若干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调查点，开展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调查，截止到1996年底完成了12个点的调查任务。1997年该项目又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列为国家重大项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持。2000至2002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对全国22个10万人口以下民族的调查，这是继五六十年代的两次大调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调查。2001年1月一2月，由云南大学组织开展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对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法律等，此次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作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科技、卫生、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一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院系，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人员参与，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此次调查的成果，完成了一批规模浩大的文字成果，形成了一批音像资料，采集了少数民族血样，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2003年7—8月，云南大学又组织了对全国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独自进行的调查由于数量较多，本文不再叙述。
二、对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反思
回顾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调查实践和成果促成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而且许多成果成为今天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学经典著作，为我们今天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这段田野调查的历史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反思的。
1、调查人员是否接受过严格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是田野调查能否成功的关键
由于田野调查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发扬、完善了理论和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理论以来，其基本精神已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接受的训练。田野调查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门极具艺术性和技巧性的调查技术。田野调查本身有一套严格的方法论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一项成功的田野调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具有遵循学科基本原则的田野调查过程，二是完成全面记述田野调查内容并具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志论著。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开展田野调查的人如费孝通、林耀华及他们的学生大都接受过系统、严格的人类学学科训练，因此他们的调查过程及其民族志成果都具有明显的人类学、民族学特色，也成为人类学、民族学传人中国后，中国学者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和代表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金翼》，凌
纯生等人编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是这一时期接受民族志的代表作。这些成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由作者本人完成的，这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是相似的。西方许多人类学家进行的田野调查基本上都是个人单独进行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再也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调查人员没有掌握人类学理论及调查方法和技术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80年代后所开展的几项大型民族调查中还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各项调查成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记述，甚至许多资料还是源于其他文献记载，并不是直接从“田野”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调查人员没有接受过人类学、民族学的系统训练，他们在调查中观察的视角，关注的重点，对现象的记录和分析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准确的说就是没有深入的细致的描述，更没有在主位与客位的视野下，对现象作出阐释。从这些调查成果中虽然反映了一个调查点的基本情况，但是无法从中获取更多的有关这一民族的深入的文化信息，更无从谈起作者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和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建树。甚至许多的调查虽然是在所谓的多学科综合的思想下进行的，但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调查，准确的说是不知道如何开展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所以致使田野调查报告内容简单、乏味、单调、死板，成果质量不高，对基本问题的阐述和分析缺乏深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要求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上不能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只有遵循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才能获取深入、丰富、细致的民族志资料，为理论的升华提供基础。
2、田野调查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单一的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容易导致调查内容的单一
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既是构建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实践、检验和应用。在田野调查中，扎实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调查能否获得丰富资料，并写出高质量民族志成果的关键所在。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都从某一个层面提供了研究民族的视角和途径。田野调查者掌握相关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的相关问题作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进而更能准确的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同时也能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反思和检验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史中，早期虽然由当时一些留学西方国家的学者引入了英国的功能主义、法国的社会学派等理论，但是由于当时从事研究的人员有限，理论上始终比较单一，并且在当时以吴文藻等为代表的学者极力主张用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同样的这种理论与方法也被引用到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然而，对中国民族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性质和制度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被运用于所有的民族研究工作中，包括了田野调查，这对中国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调查工作的重点在收集即将散失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具体资料，用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史，成为民族学家的紧迫任务。在调查与研究材料中必须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由于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在调查提纲，特别是关于阶级社会的调查提纲中，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所有制形式等问题所占篇幅与其他部分相比略显多了一些。调查提纲的说明。基本上是按照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阐述的，缺乏对中国现实情况的透彻的进一步分析。…如果仅用这些宏观的理论来指导和设计所有的调查提纲。来分析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又排斥其他一切民族学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就会产生简单化、模式化和明显的片面性”。作为调查的最终成果的“五种丛书”里，这种内容的单一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锄阶级社会学的错误口号下，机械规定历史与现状的比例为三七开，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缺乏事实求是的精神，抹煞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等等”，也有人指出。三套丛书“资料淡薄，浮夸，公式化”，“由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学术作品的水平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研究曾一度非常重视民族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改造等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色的研究，而忽视了民族中最重要的民族文化的研究，即使有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下的，更为严重的是曾长时间里将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视为封建迷信或阶级压迫形式而被忽视或某种形式的偏见，这给中国的民族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中国民族研究。因此，田野调查的指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田野调查要想取得成功，不仅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有丰富的理论，只有带着多种理论进入田野，才能在调查中对民族文化现象作出全面、客观的观察、描述和分析，撰写出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民族志著作，也才能在理论与方法上作出反思。
3、在服务国家政治需要的指导思想下．学者们没有能够充分展示个人的能力和观点，民族志撰写形成不了特色，未能形成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田野调查，有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都是在国家指导下完成的，田野调查的出发点是服务于当政的政治需要。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明确的民族调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和可行的发展模式。中国30、40年代的“边政学”前提下的民族社会调查，即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边疆地区民族管理的需要而展开的，5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是服务于新中国想改变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现实要求。当时的民族调查是为了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而开展的，其获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次调查为国家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使民族学的调查实现了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当时的执政政府提供了管理或统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有效措施。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有良好的社会背景和政策支持，使得调查者能够避免许多来自政府或政策方面的禁锢，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理论上，从宏观上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民族的发展历程是正确的，用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结构和一些社会现象也是正确的，而且这正是以前中国和西方很多民族志作品所欠缺的理论和观察角度。
然而，在国家指导下的田野调查的也具有一定局限性。一些学者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田野调查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不足，‘有时也有差误’，而且主要限于学术领域，调查采用民族学理
论与方法，而非马克思主义，其内容与为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宗旨和要求不符”。“在大汉族主义传统偏见的影响下，若干史料是不可靠的，对史实与现实情况有若干歪曲。各民族对其他民族与本民族的历史记载也有不同”。调查是为了革命事业，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于是出现了“有些调查组直接由省区或自治州、地区党委统战部等部门领导担任组长，一些地方的党委也派出县委书记、副县长、副乡长兼任调查小组的组长。”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出版的民族志作品大多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其共同点是：多以大调查的资料和各类文献为素材较多利用各级政府的统计和报告，重视历史文献，但写作者本人却多缺乏实际的田野调查体验，因此，这时期的民族志作品往往有材料的比较雷同陈旧，叙述与分析模式化，简单化的特点。如对各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共同点，如阶级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等叙述较祥，面对其各自的特点却缺乏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民族志是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人类学、民族学的“民族志作品从来不可能超出作者经历的虚构的描述”。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由于大多来自于政策的引导，导致调查内容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甚至缺乏充分的学术自由和理论建设。调查方针和任务与一般的纯粹民族学调查不同，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在考虑如何恢复“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社会性质分析，强调国家统一的主旋律，学者们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似乎因而略显淡化。这与规范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有区别的，因此也就不能产生有影响力的民族志成果。
4、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精神对田野调查的巨大作用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可谓曲折、坎坷。中国民族学从无到有，从资产阶级学科到重新恢复，再到今天的冷清和新的繁荣。虽然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是极为不顺的，但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始终得以成立，并日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回顾民族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几代民族学家的不懈努力是保证这一学科得以顺利发展的强大动力。
最早将民族学引入中国的蔡元培先生，以及后期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梁钊韬等人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努力。这些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在条件极其艰苦、社会政治环境极为险恶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民族学的研究，包括田野调查。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这些学者的奋斗。这种精神就是：经学治世的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早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民族学者，大部分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滞后及其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科的基本理念在改变这一现实状况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深入偏远地区，不顾生命安全，与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发现和记录了一个时代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一个时代里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从众多早期学者的田野调查回忆录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处的艰苦环境而惧怕、甚至讨厌。另一方面因为少数民族艰难的处境以及与汉族发展的巨大差距而惋惜。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情感，促使这些学者能够不顾个人安慰，忍受饥饿、寒冷，甚至死亡的危险全身心的投入到民族调查工作中。现今中国少数民族还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正需要众多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努力出谋划策。
5、物质条件对田野调查工作的限制
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必须具备精密、详尽的仪器设备和良好场所。但是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设备，对工作的开展和取得良好效果是非常必要的。回顾中国早期的田野调查人们从事的工作是极为简单和单调的，使用的手段也是非常单调的，只是简单的手写记录，即使在作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时，仪器也是非常简陋的，更别说现代的各种电子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时的田野调查工作缺乏诸多详实的资料，甚至在极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丢失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虽然在50、6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曾使用过摄像机，也曾拍摄过一些民族志电影，但是那毕竟是极少的一部分，这对于中国境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云南大学在2000年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就充分利用了现代技术，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建立了少数民族基因库。除此以外，在中国早期的田野调查中。外部社会环境的动乱和物质条件的有限也是制约田野工作的重大因素，早期的田野调查大部分都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下完成的。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从许多当时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回忆录中仍然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依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许多民族地区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这些不利的社会因素使中国早期田野调查在现实状况下不能取得更多的成就。
(责任编辑．石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