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自兰克时代起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以价值中立为标榜，以追求绝对的一元历史真理为奋斗目标。然而，史学总归是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美国史学思潮的演进表明，史学力图脱离政治而达科学之境，实属非分之想。
[关键词]美国史学；政治运动；史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８４－０６
张澜（１９６９—），男，江西铅山人，文学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１３)黎刚（１９６９—），男，江西上饶人，上饶师范学院学工处干部。(江西上饶３３４００１)
史学独立与兰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兰克以将历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学科为己任，以抹煞自己的价值取向为前提，以在史学领域获得如自然科学中的确定性知识亦即一元历史真相为目标，终生孜孜以求，取得了辉煌成就，推动了史学的科学化。由于史学走向独立的路径是自我标榜的价值无涉，史学家在研究中竭力避免受到自己既有价值观念的影响成为学界时尚，史学与政治不仅被认为应该而且是确实可以截然两分的。然而美国史学思潮演进历程表明，史学与政治总是如影相随，不可分离。
一、阶级冲突：进步主义史学之魂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正式进入工业社会。由于经济领域的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症”，“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应运而生。它与史学界从业者的生存息息相关。因为直到２０世纪初，美国的各类院校都没有健全的教师管理制度。教师的聘请、辞退、薪水和晋升等权利经常受到校董事会（成员主要为工业家）和行政人员的严重侵犯。学术和思想自由难保。大学教师的地位甚至不如劳工。[１]（Ｐ３６７）因此，进步主义史学家以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投身运动力争自己的生存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权。
进步主义史学以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为理论基础，以“经济与政治冲突” [２]（Ｐ ４７３ ）为核心观念，以“人民对抗资本家”的二元对立理论模型来解释美国的历史。他们认为，美国历史就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民主制度与贵族寡头制度、平等与特权之间不断斗争的过程。冲突与斗争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通过进步主义史学家笔墨，美国历史成了民主不断成长和发展壮大的历史，一部各个地域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和各种政治观念相互竞争和斗争的历史。进步主义史家极力使历史学为当前的政治生活服务，使之成为推动美国民主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将白人至上、上帝意志和代表上帝意志的白人的使命等观念通通清除出历史，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了一种世俗的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掀起了一股全面重写美国历史的学术潮流。这是对传统种族观念的一次重大冲击，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史学的现实价值在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得到了充分强调。此书提出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历史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用多元视角来解释和分析历史；用进化论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史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民了解过去和预见未来。[３]（Ｐ２３－２４， １０７－１１３， １２４－１３７）明确要求史学直接参与政治。进步主义史学强调史学研究要综合其他社会科学成就，强调发现历史演进中的规律；主张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群体而非个人，是规律而非事件；认为既要研究伟人，更要关注社会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新史学》为美国史学与美国政治的关系定下了基调。
本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进步主义史学家力图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核心矛盾——传统农业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并将这种矛盾一直上溯到美国历史的源头，塑造为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以经济分野与冲突改写美国的历史，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流派。一是特纳的边疆学派。特纳和威尔逊彻底推翻了美国文化的“欧洲生源说”，①强调美国文化的本土性，为美国文化独立建立了卓著功绩。二是经济学派。经济分析是当时史家对社会问题的历史渊源进行追寻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改派奠基人查尔斯·比尔德将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矛盾作为美国历史的主线，认为“农业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从华盛顿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从未间断”。 ?邀４]（Ｐ ２９ ）三是思想研究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是弗农·帕林顿。帕林顿１９２７年出版的《美国思想的主流》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思想。帕林顿从经济关系的演变考察了美国自殖民地时代至２０世纪美国的思想变迁。
进步主义史家立足于阶级利益对抗改写了美国历史，加深了对美国历史的认识，明确提出史学要与政治相结合。进步主义史学的许多成果今天来看已经过时，但是进步主义史学的实用主义成为一种治学传统，对后来的美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一致论史学
进步主义史学的土壤是激烈广泛的社会冲突。１９４１年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诉求基本上都已经完成，阶级关系平稳，社会稳定，一派和谐景象。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造成严重挑战，美国国内一时间“谈赤色变”。美国时代的主题是进攻共产主义。而已经持续了四十余年的“人民对抗资本家”的历史主题显然无助于应对美国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也与国内形势不符。美国国内要求维护秩序的呼声日高，政界保守主义兴起。麦卡锡主义是他的顶峰。思想界连续出现了一大批保守主义著作。一向具备担当意识的史学积极扮演时代发言人的角色，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他们否认冲突和斗争是美国历史的主流，强调一致性是美国历史的基本传统。这股强调美国历史的主流是“和谐”、“一致”的史学思潮被称为和谐论史学或一致论史学。
１９４８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的政治传统》一书出版，对美国国家意识中强调社会一致的思想观念重新进行了探讨，决心使这些被进步主义史学淹没的观念重见天日。[５] 一致论史学正式诞生。塞缪尔·Ａ·莫里斯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宣称：“我们需要用纯粹保守主义观点写成的美国历史。” [６]美国史学思潮迅速转变。此前我国史学界对一致论史学的认识存在偏差，将它视为铁板一块。实际上，一致论史学分左右两派：右派以丹尼尔·布尔斯廷和克林顿·罗赛特为首，他们热烈赞扬美国保守主义；左派以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为首，他们讨论的主题与右派完全一样，也是旨在挖掘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论述美国人民一直拥有的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但是，他们认为美国政治传统存在明显局限性。
布尔斯廷认为，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美国社会从来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野，没有尖锐的政治、经济冲突，美国政治历来不存在激烈的革命性质，保守主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美国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总之，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７]
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和《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深入研究了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将美国人联为一体的核心观念：私有财产观、机会自由的价值观念、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等，[８]（Ｐ１５）〗批判了进步史家“冲突史观”对美国历史过于简单的描述，寻找出美国政治传统中和谐性的典型表现，但认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本质是贪婪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霍氏认为平民主义－进步主义后来演变成为本土保护主义的来源之一。[９]（Ｐ ６２）路易斯·哈尔兹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美国没有真正的革命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传统。[１０]（Ｐ４)这导致三种严重危害：一是对洛克思想推崇到非理性地步，并不知道自由主义到底为何物；[１０]（Ｐ６）二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强迫力量太大，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１０]三是造成“同声叫好，无人异议”的“思想专制局面，这才是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１０]（Ｐ９）
总之，一致论史学强调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和谐性，抹杀了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斗争、南北战争和妇女运动；抹杀经济利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政治取向十分明显。但是，左翼对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孤立主义与弥赛亚主义的竞争与转换、极端非理性的自由主义等美国政治传统的分析是冷静和深刻的。
三、代表下层民众的新左派史学
一致论史学盛于１９５０年代，但是好景不长。５０年代末，美国内外交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一致论史学不攻自破。威廉斯·Ａ·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艾尔·柯尔科等学者重新强调美国历史上的阶级、利益集团以及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的意义。由于他们思想激进，被成为新左派史学家。
新左派史家批判一致论史学只研究社会上层，而无视最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存在。一致论史学有三点是新左翼史学无法接受的：一是保守的贵族倾向；二是把持学坛，排斥异己；三是就事论事，对将来无用。[１１]
新左派极力证明激进主义是美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代表人物之一斯道顿·林德在《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渊源》宣称：“今天的激进主义所具有的特征鲜明的观念享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熟悉这段历史会有助于加强用于明天斗争的武器。”[１２]宣示了新左派史家的治史目的就是要为了以后更好地斗争。虽说新左派史学恢复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矛盾和斗争的主题，但是他们不像进步主义史家泛谈人民大众历史的作用，而是特别强调下层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他们认为美国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只有彻底改变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观点和方法上，他们主张激进的革命而不是进步主义的改良。新左派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要经过不断激烈的社会变革才会实现。沿此思路，新左派史家提出“自下而上看历史”，将下层群众抬高到历史真正动力的高度，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自上而下的历史观。
新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杰西·莱米什在《自下而上地观察美国历史》中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还在从对少数人的考察中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观点发生谬误，而且有时使我们背离历史的真实。我们初期的历史被看成是和谐一致和无阶级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看待它的缘故。”[１３]莱米什认为，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协调一致。独立战争前，殖民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对英国的态度就大不一样。独立战争是在下层民众的推动下的结果。莱米什相信，如果从下层群众的角度重新考察美国独立战争，就会发现美国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更为激烈的阶级冲突的特点。
新左派史学是对一致论史学的直接挑战。他们努力挖掘出了一些美国历史的层次和侧面，丰富了美国历史研究；但是，他们为了满足偏激思想的需要，竭力歪曲和附会史料，导致所论伤痕累累。这股思潮兴盛时间甚短。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渐趋缓和，到６０年代末就逐渐失势。
四、颠覆白人中心的新社会史学
新左派史学总体上仍属白人史学，是从白人下层看待美国历史，产生不久就受到新史学思潮——新社会史学的挑战。新社会史注重研究族群和社会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使美国历史的书写呈现多元化特点。
新社会史家广泛运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大大深化了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开拓的领域之广，所用方法之多，研究专题之细，均超过以往。１９７０年代，新社会史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的主流。经过新社会史的洗礼后，美国史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社会史囊括了一切历史分支学科，并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它特别注重研究弱势群体，是对美国历史的一次全面重塑。受法国结构主义影响，新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新社会史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所以，它借鉴其他各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原来的非史料性材料大都成为了史料；因为史料的空前扩大，新社会史广泛采用计算机的计量方法。这些都是新社会史与前不同之处。由于新社会史广泛采用科学理论和计量手段，历史研究在形式和内容上第一次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历史学也具有所谓“硬”学科属性。历史学第一次部分实现了兰克时代企望的目标。
新社会史代表人物是斯蒂文·塞恩斯特罗姆。他的《离乡背井的人们》研究了移民和社会流动问题。１９６４年，他出版了《贫穷与进步：一个１９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通过对马萨诸塞州贝里港的人口登记册等庞大资料进行计量分析后，塞氏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在工业化时期，蓝领和白领阶级流动性十分有限。此书使社会流动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题材，催生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１９７３年，塞恩斯特罗姆又出版了《另一些波士顿人：美国城市的贫穷与进步》一书。该书以波士顿为个案，分析了一个世纪的美国城市化的情况。塞氏因为此书的出色研究而荣获当年的班克罗夫特奖。此书为城市研究成为７０年代美国历史研究的主题奠定基础。
新社会史成就斐然，缺点也明显。第一，只见结构不见人。新社会史只描述社会结构，对结构与结构之间是如何转换的问题缺乏有力的说明。不仅如此，美国新社会史家不关注整个社会的大结构研究，只关注对二级甚至二级以下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这导致他们无力解释整个社会的结构。最糟的是，在新社会史家的作品中，活生生的人被结构取代了。第二，史学研究“碎化”了。美国新社会史家接受了年鉴派的整体社会史观，但是他们所谓的整体仅指新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大社会，囊括历史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新社会史家只热衷研究中等层次的课题，客观上阻碍了史学整体化。第三，消解了中心。早期美国历史的中心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精英的政治军事活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各族文化平等，反对文化中心。新社会史带着消解这一中心的目的开展研究。由于否认美国历史的主流，新社会史家在各自研究中都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群体的价值，于是反主流价值的政治坚定性取代了学术的严谨，中心由此缺失。第四，研究方法过于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模式，研究手段过分强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抹杀了史学的人文特点，使得史学的学科地位出现了危机。由于过分依赖计算机技术，造成技术决定选题的技术决定论的怪现象。
五、后现代史学：一种颠覆性价值在史学领域的回响
１９８０年代，新社会史发展到顶峰，随之遇到后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史学思潮的变动不仅与国内形势紧密相连，而且与国际上哲学思潮的演进息息相关。１９８３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哲学与文化”，标志着文化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哲学的研究主题。文化范畴宽泛，对文化的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从１９８３年始，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并很快占领了语言文学领域，并于８０年代末侵入史学领域，对新社会史发动猛烈冲击。
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四个因素有关：一是“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二是８０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稳定，多与国内改革有关的社会结构研究不再受到史家关注；三是多种传媒的兴旺发达；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后现代史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福柯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理论假定，历史主体具有先念奠基和构造事物的作用，因此结构主义历史观坚持历史具有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也就是说，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仍然是１７－１８世纪启蒙的理性观念，仍然是近代先验意识哲学，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借助尼采谱系学，福柯认为起源是一种先验而非实在，从而消解了结构主义之历史起源论；借助话语分析，福柯消解了历史主义的因果关系理论，也就消解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从而否定了历史的进程存在任何合乎理性的目的。实际上，福柯反对的是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福柯认为，近代以来的“人”是历史性的知识概念，是近代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知识建构而成的，而知识是由权利关系庞大网络生产出来的。因此，福柯否定了“理性”的永恒权威，提出“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自己的意志和欲望。
德里达则将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传统都解构了。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的“思与在”命题是假命题。思即心灵，逻各斯；在即对象性，在场性。思与在均为观念，围绕心灵旋转。这个心灵就是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传统，西方哲学传统就是逻格斯中心论。亚里士多德论述过：“被说的词是心理经验的符号，被写的词是被说的词的符号。”[１４ ]（Ｐ１９８）这里建立了一种等级秩序，即说话与心灵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是心灵的代表，代表观念对象。因此，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论就是语音中心论；“在场”就是语音及其表达的观念。文字作为心灵符号（语言）的符号，它是不出场的，只是心灵借以记录观念的工具或外壳。于是，德里达反形而上学就是反“在场的形而上学”。由于德里达认为逻各斯是语音而非文字，因此，整个的建立于文字基础上的西方哲学文化所公认的秩序，以及该秩序下的观念真理或意义都是“不在场”的，假的，从而解构了整个形而上学传统。
否定了历史的连续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之后，形象、印象、语言和表征等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些工会研究者转向研究大众传媒、日常话语以及文学作品中塑造个人形象的语言，研究语言的编制过程；妇女史家研究不同性别在社会中的形象形成与语言的互动关系；族群观念和身份的产生、认同与被认同也引起了史家们的高度关注。所有的文化分析课题都与语言相关。语言分析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化问题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倒还不是后现代史学的特色所在。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史学，是因为它颠覆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的形而上学观念。后现代史家认为历史研究根本不存在先念的目的性，线性进步史观和中心是纯粹的假设；历史是断裂的碎片，并无内在的联系，宏大的叙事结构毫无意义。历史的本身从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虚构，它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他们宣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获得历史知识，而不是挖掘出根本不存在的真相。海登·怀特１９８６年《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海登·怀特借助语言学分析手段，得出结论：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都是虚构的产物，为后现代史家提供了历史哲学基础。传统史家无法在理论上驳倒史学与文学都是虚构的结论，导致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研究的内容由社会物质方面转向精神生活方法。
后现代史学从根本上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史学研究功能，将史学存在的目的归于获得和生产历史知识上。后现代史学与前面几个阶段的史学的最大区别是，彻底否认历史的连续性、总体性、目的性，否认中心，从而消解了西方文化自我标榜的连续性、合目的性和中心地位。
注：
①关于威尔逊与特纳在“边疆理论“形成中相互启发的学塾交流过程，可以参看《威尔逊文件集》第６卷第３６８、３８１、４７８、５２１页；第８卷第２７８、３８０、４１７页；第９卷第１０１、１１８、１１９页。特纳本人也承认威尔逊在”边疆理论“创立中的作用，并认为威尔逊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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