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文学在表现对象中确立起人的主题，是从描写人的伤痕开始的。由人的命运的悲惨揭示出人性的被摧残；由人性的扭曲变异写出创伤的深度。这些作品在社会审美接受中造成很大反响。“人的主题”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文学努力表现形态更完全的人，即表现普通情状之中的普通人的心境和性格特征。在刘心武的《如意》中，重点已不在揭示伤痕，而在于以人的本性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历史。石海义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一种崇高的政治或社会使命，而只是一个天性未泯的人所应该做的。这是对真正归复到正常纯洁、符合一般人天性的人与人关系的愿望在审美理想上的体现。
对人和人性价值的审美重视，必然还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通过特殊形态而表现的人的本质特性。黑格尔说：“只有作为个别的有生命的主体，生命才是现实的。”在实际生活中正是各个别的人组成整体的人，当我们肯定了整体的人又怎么能够不认可个别的人呢？于是表现人的个性特征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关于人的主题的第三个阶段的主要表现内容。一种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人物出现在审美领域。张承志八二年初发表的《北望长城外》中的丁二哥，大概是我们见到的较早的这类形象。出身于富农，十五岁离开故乡热土，踏着大漠流沙四处揽活。他的命运不无悲惨之处，但作者着力表现的却是那股倔硬昂扬的个性精神。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通过一位盲流新疆的汽车司机的自述，也传达出在与命运争斗中不屈服的精神气质。这种个性描述，同五、六十年代对林道静、杨子荣式人物的塑造已有两个变化：首先重心在于个性的本身凸现而不在于通过个性显出群体力量。其次，由英雄到普通人，并着重表现他们在厄运面前的个性态度和在艰难面前的主动精神。《肖尔布拉克》中的司机就是在招工不成、妻子离异等社会或自然的困厄中显出他们个性的强大。乔雪竹在《北国红豆也相思》中，写出了一群个性色彩鲜明、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不沉沦的人。经过历史的磨难、在伤痛中努力站立起来的我们民族，是十分需要申扬这样一种个性精神的。
二
在人的主题的这种演绎过程中，作家往往是一个发现者，总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挖掘这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个性特征在审美上的意义。这时的个性精神还主要局限在审美的对象中。但随着在对象范畴中个性地位的确立，审美主体方面的那种个性精神也被激扬了出来。作家开始意识到要把自身个性情志与描写对象的个性特征结合融汇在一起，形成全面肯定人的主体力量与精神价值的审美倾向。这样，在人的主题的深化过程中，文体的自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北方的河》、《南方的岸》、《迷人的海》、《湖光》等作品体现出作家在创作时激发出的那种主体情感的渲泄，也构成作品审美中的重要而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艺术表现的主体和艺术表现对象之间的一致性推动着艺术的发展。这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当小说描写人从着重构筑故事、状写情节中解脱出来之后，那些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的人与人的故事，尤其是一瞬间的人的感觉，如阿城的《峡谷》中表现的由马蹄声来到马蹄声去的那种片刻思绪，都能依附于一定的主体情感而在作品中得以表现；其次，突出了个性在文学的表现中的地位，闪烁着个性色彩的人的行为不一定要编在一个多少有点虚假的因果关系中，因为这往往会使有个性的举动淹没在一大堆无特性的行为之中。郑万隆的《野店》就是通过埋尸、刨尸、洗尸这些似乎缺乏更多交待的动作，把极富个性色彩的“闯关东”的人勾画了出来。艺术在主体意识的影响下，“不是把它的内容刨平磨光，成为这种平滑的概括化，而是把它的内容加以独特化，成为有生命有个性的东西。”(注1)自然，这种“独特化”不仅体现在艺术的视角度、艺术对象的取舍方面，还在文学传达的形式上有所突破，这构成了第三个方面的意义，即文体自觉的特性。形式的变化体现出新的观念和思想。形式本身的演化系列就是思维高度发展的流程的固态化，并带来文学传达方面的突破。文学的媒介是语言，语言是最具有独立特性的形式因素，作家的风格往往由于语言运用的不同而见出差别。在主体激情澎湃的文学中，语言所承担的使命是重大的，因而变化也十分深刻。至少构成两种倾向：显情与隐情。
主体情感的喷涌不已，创造意识的汪洋恣肆，便使语言浮托在波涛之上而倾抒思维流途之中的一切感悟、联想、申发或体验。它把个性经验世界意识到的内容都充分地表露出来，使语言充分情态化而具有一种显情性。王蒙、张洁、张承志、邓刚、孔捷生等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呈现出这一特性。语言的显情性使小说在结构方面趋向于散文化，语言则更富有诗的节奏性、色彩性和哲理抒情性。如张承志对黄河的描写：
“这时，黄河，他又看见黄河又燃烧起来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溶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旋转着、跳跃着、怒吼又轻唱着的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着我呢，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着我。”
全是主观描写，或者说客观对象物的情绪化、意态化表述。充分发挥语言对直觉、下意识、瞬间印象的传达能力，并运用语言的隐喻、通感、转义和象征的特性。这是莫奈的画，尤其是梵高的画，星空是翻腾的江河，塔松是哥特式教堂，而向日葵是火焰。
另一些作家，如阿城、郑万隆、何立伟、贾平凹、林斤澜等，在他们的一部分作品中则采用隐情的语言表述法，那不仅是海明威冰山沉海式的简洁明快，而是冷峻、凝炼，置情于不动之中为动。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是极透射出这种冷峻之气的，这种语言吸收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注重炼字锻句，并把现实生活中的口语揉合在一起，且依助语境来简略勾括，如阿城《溜索》中：
“首领与两个大汉子走到绝壁前，扯下裤腰弯弯地撒出一道尿，落下不到几尺，就被风吹得散开，顺峡向东南飘走。万丈下的怒江，倒象是一股尿水，细细流着。”
同张承志那显情性的大河描述相比，这隐情状写的大江也是极见着作家主体精神的，见出人在博大自然中的渺小，以及人与这博大相比的精神上的力量。
三
歌德曾表述过这样的一个思想：凡是合理的不一定都是美的，但凡是美的确实都是合理的，至少是应该合理的。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各种特性都会完满地呈现出来。特性应符合它的自然定性，符合合目的性的原则。艺术既然注重对人的现实关系的思考，对人的个性的申扬，那么这种个性的各个特征的合目的性意义也必然地会被艺术所感性地呈现出。具有充分使命意识的艺术并不是毫无节制或取舍地颂扬一切个性，并非不负责任地将恶劣个性或放纵情欲作为艺术传达的对象。而是努力寻找人的命运及个性和宏大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寻找个体生命运动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张辛欣的《北京人》、贾平凹的《商州世事》、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写了些充分个性化的人，而作者着力发掘的是个体的精神与性格历史与现实历史的契合点，以个性显现历史性，以历史的现实性构塑出个性的主体内容。
同时，文学也努力通过对个性的描述和阐发，揭示出对人的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现今世界人类的认识注意力正逐步转移到对人的自身的认识。近几百年来体现人类文明主体的理性意识至少受到三次严重冲击：哥白尼的“日心说”，击破了人是宇宙中心这个与生俱来的梦幻；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世界主宰的人降到与动物同一进化链索上，这无疑对人往昔的种性自尊构成摧毁性冲击；弗洛依德的无意识学说，宣告人不可能对自己完全把握，因为人的理性的领域仅是思维领域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处于混沌之中的无意识领域。
对人来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2)于是，当人的个性申扬到一定程度时，人的一种类性就在艺术家视域之中了。人是类存在物，不但人在实践或理论上把类当作对象，还因为人把自身也当作有生命的类对待。在蒙昧的初人之时，人类所主要体现出的是类性，也正是这种关于类性的意识使人以微弱的理性优势走出混沌黑暗之境，而成为主宰世界的智慧生物。之后人所颂扬的是个性，压抑个性的时代结束之后，最先要承认的是个性的价值，最先要欢呼的是个性的解放。新时期文学中有关人的主题正是沿着这一般形态的规律演进。马克思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注3)我们在文学中正是能见到有关这方面认识的形象的展示与启悟。正是那些充分个性描述的作品，即人物的个性化达到自然真实形态之时，我们所清晰看到的，或者说作品中人物所提供观照的，是人的类的特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带有原生命力冲动的年轻大学生们，不正是提供着青春生命的类本质特征的形象观照吗？亢奋、冲动、充满创造欲望；忽而又悲哀沮丧，浸透孤独感。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荷尔指出的，青春期的人表现出“最富有生气的欲望”，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两个极端上如涨潮与退潮般明显地表现出，心灵变异的可能性达到最高峰，而生理和心理能量也达到最高点，成功往往就在他们时代。作品揭示了这种类本质特性，阅读时心灵就会感受到这种生命力的澎湃冲击，承受到如对活体生命观照后一样的亢奋与激动，创造欲似乎也被焕发了出来。这种有关人的主题的递进，不可能不对文体的传达表现产生相应的影响。文学自觉的审美意识依照艺术有机生命体中“一切为题旨服务”的自主调节律，相应地产生着适应性变异。这也促使着文体自身在当代性改造的过程中跃入一新阶段。从反映这种类特性的作品如郑万隆“异乡异闻录”、张承志《黄泥小屋》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曾经汹涌澎湃的主体情志消退了，尽管这种情志的奔流和渲泄是结合着当代的理性思考。当喧嚣的情志消退之后，一种冷峻的理性力量，如海潮消退后礁石般地突兀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维系全部结构元素的强有力纽带。
其次，当骚动不宁的主体情致开始消退，曾在作品中被大量运用的象征性手法，也就退化于抽象性。我们能说八四年前后的许多作品呈现出主题性象征的特征，但我们不能说八五年发表的《你别无选择》、《爸爸爸》、《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等也具有这种特征。象征的投影消失了，或者回复为一种不带主题性的结构元素，而这些作品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是抽象性。作者所描绘出的故事大多无来龙去脉，情节结构被最大限度地简略，由此获得深刻概括性，在把握与表现这种对象中均见出本质特性。这种抽象是非叙述性的，使人们必须借助于艺术的直觉能力才能得到审美的实现。正是在文化寻根派中，东方古老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获得苏醒，使这种重表现，重写意，重抽象的作品，在文化和审美积淀的底蕴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撑，这进一步推动着文体的自觉向更高阶段演进。
(注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331页。
(注2)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43页。
(注3)《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美学》，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