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国情，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理念和战略决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政理论体系。其鲜明特征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即求是性、历史性、民本性、创新性、底线性、法治性以及辩证性。理清以上七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无疑对于进一步深刻地领会和把握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当中所蕴含的大智慧和理论特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鲜明特征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6-0008-06
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在科学地研判波谲云诡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继承、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在进一步总结概括中国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面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国际所赋予的发展机遇和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面对中国发展的“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现象，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问题导向的重要性，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气息而又利国利民的新理念、新政策，充分展现出了其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卓越才能。
一、求是性：以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科学研判形势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精髓，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领导方法，“实事求是”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路线。当今的中国要想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中谋求发展，不仅不能将某一大国的发展模式全盘接收过来，同时更不能不加思索地将这些大国的具体经验简单地予以拼凑，而只能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出发，在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科学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国情变化、历史与实践的发展要求提出相应的治国理政战略，从而切实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瞄准新目标，从战略、全局、方向、长远性要求上对我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以及改革路径等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所作出的新的阐释等，也正是在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国际局势以及我们党发展现状的深沉思考并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充分体现了其思想当中所蕴含的“求是性”的鲜明特征。
审视当下，我们会发现，尽管决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以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曲折中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引领下，世界各国包括新兴的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也都纷纷地加入了这股世界大潮的洪流当中，通过加大与世界各国跨国界跨领域的交流合作，吸收并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发展理念以及发展成果等来不断地推进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元素即本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从国内来看，当代的中国，自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大幕至今的3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上下同欲，攻坚克难，以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改革引领下的中国不仅迅速地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对外贸易国、最活跃的对外投资国以及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成功实现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前两步的基础之上，已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继续迈进，从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对于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所面临的时和势是有利的，但伴随而来的艰与险也在不断地增多。首先，从国际形势上来看，在新的发展趋势下，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和平演变”为目的的西方敌对势力从理论、思想、文化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攻势，从而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且这种渗透已逐渐从政治层面走向了社会层面，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多样性、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们时而借助国与国之间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时而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来有意推广，大力传播其“西式”价值观念、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等。甚至通过极力鼓吹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通过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想方设法地把中国所正在坚持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联系起来，以此来质疑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叫嚣中国实际上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应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官僚资本主义”，以此来抹黑我们所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扰乱我们的思想。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展开的这一系列渗透，无疑会使不少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意志较为薄弱的人对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等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信任感以及认同感，甚至动摇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部分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甚至还在他们的博客和公众号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赞美美国的人权和美国的体制，全力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们这些文章的后面还有大量好评跟贴和点赞，这说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文化、人权的攻击已经在国内有了大量的带路党。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强大的定力。而从国内形势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当今的中国也已进入了改革攻坚期与矛盾凸显期的关键性阶段，由此也带来了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具体而言，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的奋斗目标尽管已进入“决战”阶段、并胜利在望，但补齐两个“短板”的任务依然艰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进程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尽管已向纵深方向大力推进，但与现实需求以及人民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此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尽管已取得了明显地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处于新时期的执政党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面对全球化以及多极化趋势的全面深入推进以及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难题，中国到底应该靠什么才能更为有效地引领时代发展大朝流而又不会失去自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给出答案。而这一大背景，决定了处于新形势下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有效地治理国家的目的。为了破解这样的一个富有时代性的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精髓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划时代意义的真知灼见，这一系列为适应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环境、辩证分析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判断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推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历史性：以知古鉴今的眼光把正强国道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孔府以及孔子研究院，抑或是在“五四”时探望中国国学泰斗汤一介；无论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纵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还是到北师大考察时明确指出“去中国化”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无论是在外事活动中多次阐释应努力推动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还是在万米高空的专机上大力倡导应多学习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古诗文经典等，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从多个层面所阐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地位等，都展现了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刻认知。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充分运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发展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并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战略思维中所具有的统揽全局的战略智慧的体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2]作为人类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世界留下了灿若群星、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些由基本理念、核心价值以及行为规范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积淀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追求、凝聚着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伟大探索和非凡的政治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不仅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沃土，同时也是今天的我们得以提振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宝贵支撑。当前，行驶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也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以及社会矛盾凸显期的阶段。处于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中国，无论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当中所主张的“大同”“小康”等理想愿景，还是“正己修身、民为邦本、勤政廉正”等价值理念，抑或是“选贤任能、变法改革、居安思危”等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和骨子里所特有的治国安民的治理方法等，不仅给予我们今天的改革、发展、稳定以重要启示，同时也一直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校正着制度的选择。上个世纪，拯救中华民族悲惨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已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上，面对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中华民族历史地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从此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如今已迅速地成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以说，中国从来都不曾抛弃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搞建设、谋发展。事实也已一再证明，要办好中国的事，就得不断地从历史中去总结经验教训、就得不断地挖掘、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地从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才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才能越走越稳、越走越宽广。
三、人民性：以人民利益为旨归升华强国梦想
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从“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4]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5]……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从偏远山区到塞外荒漠，还是从贫困乡村到国际化大都市，抑或是从京津冀到东南沿海再到西北内陆再到西南边陲等，可以说，习总书记所走过的每一个地区、所勾画的每一幅开放蓝图以及在会议讲话中的每一次强调，在考察调研时的每一个细节等，我们均能深刻地感受到习近平心中所蕴含的至深至切的爱民之情以及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品格。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6]“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7]“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以上这些朴实的话语字若千钧，这些朴素的执政理念，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从“留住乡村，记住乡愁，用饱含乡土气息的民声惠泽群众”到“锐意前行，铁腕反腐，坚持零容忍猛药去疴治毒瘤”，从“扶贫攻坚纾民生之困”到“‘打虎拍蝇’平民心之愤”再到“‘舌尖心肺’解民心之忧”等，三年来，习总书记用其独特的实践验证思维，用思维拓展实践，面对人民群众日趋觉醒和增强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以及公平公正诉求等，拿出“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的韧劲，以不负重托的使命担当，让13亿多中国人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回顾过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在改善民生方面我们制定并贯彻落实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且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的不断做大，一系列诸如分配不公、阶层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也已日益凸显，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人们也正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因此，要想顺利地完成全部脱贫摘帽的目标，可以说，任务还很艰巨。基于此，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打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各方面的阻力，从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各个方面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等就成为现实之所需。它不仅充分地彰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四、创新性：以创新精神开拓民族复兴新境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报道中，“创新”一词出现超过千次。范围不仅涵盖了科技、人才以及文艺、军事等方面的创新，同时也涵盖了如何在各个领域推进创新。
当代中国，“改革”与“创新”作为推动发展之两翼，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二者需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审视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当今中国，我们不难发现，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一方面，从国际形势看，尽管仍然存在着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这一股迅猛发展的世界大潮流的推动下，如何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以新的理念、新的战略赢得发展主动，以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等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从国内形势来看，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在鸡蛋上跳舞”，从起步之初的艰辛探索到击水中流的豪迈挺进，可以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过万重山岳，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国还处于“三期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关键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的艰巨，科技发展的程度、规模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的不足等，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在把中国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如果不能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后发优势”就会转变为“后发劣势”，从而错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机遇。因此，处在社会深刻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爬坡过坎，为决胜全面小康作好充分准备等就成为我们探索、践行新的发展理念的现实基点。显然，这不仅是当代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主旋律，同时也是引导当代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新要求。因此，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之落实到实处等就成为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核心要素。它不仅对我们国家在治国理政的道路上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同时对于一些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也标注了前行的航向。
五、以底线性思维夯实强国之基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0]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面临国际环境瞬息万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凾需加强的新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曾在多个场合多次指出，我们党要有效地应对国际国内环境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经受住因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所带来的“四大考验”、有效地破解因执政基础有所变化所带来的“四种危险”并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就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以昂扬的斗志，从忧患意识出发去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各方面工作开展得周详完善、安全顺畅，而这就是一种底线性的思维。作为习总书记战略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之中。从正定当县委书记，到主政闽浙沪三地，再到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的是百姓福祉，思虑的是江山社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从底线思维出发。比如，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他强调“廉洁自律”就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在谈到宣传工作方面，他强调党性原则就是底线；在谈到法治建设方面，他强调“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11]；在对外工作方面，他强调应始终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人格品质的提升方面，他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以上的所有事实都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革弊鼎新的改革魄力以及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破解治国理政中的难题、开创执政兴国新局面，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执政理念。
六、法治性：以法治性的思维推进强国实践
“依法治国”对于大家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当中以宣传“法治主义”而闻名的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道路上无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尽管在探索的进程中也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程，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究遮挡不住正义的光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代表党中央进一步就法治中国建设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不仅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对我国实现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迈进的时代宣言。古语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综观世界近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在“法治”以及“人治”二者的问题上能够较好地解决的国家，其现代化建设进程也就得以顺利实现；相反，一些国家之所以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国家未能很好地解决法治不彰的问题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以及复杂程度等，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所不曾碰到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吸收、借鉴和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是最有效的药方。基于此，走适合本国传统、本国国情以及本国所实行的社会制度的法治建设之路才最管用，而这条法治建设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回望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条法治建设之路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而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我们知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无数的中华儿女从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变法图强之路，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但不管是主张推行所谓的君主立宪、还是议会民主、抑或是搞五权分立等，都未能取得成功。头顶“三座大山”，生活于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环境下的中国人民依然无法摆脱苦难和屈辱的悲惨命运。直到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拨云见日的中国才行进在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新中国成立后，在积极地吸收、借鉴和充分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加快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并制定和修订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这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的确立不仅初步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尤其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也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点，在不断深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法治建设步伐也随之加快，从而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法治篇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法治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突出问题。如政治上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人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经济上存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文化上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问题等。以上所有这些若不下大大气力加以解决，不仅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会妨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12]
七、辩证性：以唯物辩证的方法破解强国矛盾
作为治理世界上超大型国家的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战略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时代性课题，就是如何在破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建构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过程中，凝聚改革发展正能量，继往开来开新篇。要有效地破解这一时代性课题，就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在承认、分析矛盾的基础之上，抓住关键，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认真研究思考并找出答案，以有效地解决我国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利益固化的矛盾和问题。认真地研读习近平总书记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们不难看出，其所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中无不充满辩证法的睿智和光辉。无论是在分析解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问题中的一些重大关系，抑或是在分析解决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带有全局性、原则性的至关重要的关系问题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均运用辩证思维反复强调应紧跟时代步伐，客观辩证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比如，在深化改革方面，强调既要养血润燥、化痰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使各项改革发挥出其最大效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强调既要吸收与借鉴西方法治文化传统中科学先进的法治理念，又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强调不仅应以辩证的态度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强调要辩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在看待评价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方面，强调不管是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均应该用科学辩证的态度加以分析与评价，二者之间都不能互相否定等。以上所有这些重要论述，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思维”谋大局的大智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2]习近平：对中华文明应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N].人民日报，2013-12-26.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中国青年报，2014-10-14.
[4]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07.
[5]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20.
[6]习近平在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31.
[7]人民日报评论员.以科学发展赢得更好未来——五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12-19.
[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6.
[9]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3-05.
[10]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88.
[11]真诚的交流 郑重的嘱托——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速写[N].人民日报，2015-01-13.
[1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5.
责任编辑：王玮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