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开创了一系列新实践、新经验。做好相关理念及实践的对外阐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助于增强我国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权，提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道义感召力，获得国际社会和民众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舆论环境。本文对近三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中的精髓与亮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针对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简要的框架分析，据此提出如何改进我国对外政治传播的思路与对策。
治国理政的亮点与海外舆论的反馈
近年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顶层设计者和决策者们总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创新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以下几个层面亮点频出，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1）在总体战略层面，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2）在政治层面，明确“政治规矩”，提出“八项规定”“三严三实”“老虎苍蝇一起打”等；（3）在经济层面，提出适应“新常态”，推动“供给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视“互联网+”等；（4）在文化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文化强国”战略等；（5）在生态层面，打造“美丽中国”“留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等；（6）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互通互联”“义利观”等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建立。
围绕上述理念与实践的对外传播也在全面铺开，并在国际主流社会和舆论场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截至2015年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达537万册。国际舆论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能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称赞，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不再囿于中国国情，而是具备了“世界主义眼光”和“全球视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等国际知名政要在多个场合都曾断言，习近平将成为中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袖”。2014年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布了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结果，习近平在国内和国际的认可度上都高居榜首。华东政法大学发布的2014年SPIGG（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政府居全球第五位。上述这些事实和数据均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获得了国际主流社会和舆论的充分肯定。
从外媒相关报道的框架分析看中国政治话语的困境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也引起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的35家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141篇，进行了以关键词的简单抽样和信源识别为主的框架分析。我们发现，与以往“妖魔化”“一面倒”的倾向相比，外媒对中国政治的报道角度和立场也呈现出了立体化、多元化的趋势。
在前述理念和实践中，关于“新常态”“互联网+”的报道最为客观，总体上显示出了中性的报道倾向。彭博新闻社、路透社、《华尔街日报》、BBC等媒体的报道聚焦于中国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影响和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援引的消息来源也多出自业界人士和专家，其中来自国内信源的比例占三分之二以上。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外媒通常称之为“习式反腐”），外媒报道总体上持积极态度。对于反腐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外媒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肯定。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信息公开的速度和力度也是前所未有，外媒对来自国内官方权威信源的引用比率也创下新高，出现了一些“纵深”层面的报道，形式上趋于灵活，较为常见的猜测和臆断随着反腐的日趋深入而逐渐减少，这在以往有关中国政治的新闻报道中是不多见的。其中，BBC自2013年起推出了问答形式的系列报道，对“打大老虎”的动因、背景和实效进行了深入的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1月做了“数读中国反腐”的报道，用大数据和可视化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反腐进程。美国《大西洋》月刊2015年4月推出长篇深度报道，对反腐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强调反腐对于重树中共权威和重塑政党文化的意义，并结合中国的历史讨论了执政问题和政府运作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新闻发布会获得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和翔实报道，“议程设置”的效果显著。
相形之下，一些植根于中国政治传播传统的理念和实践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仍然受到外媒的“偏见”式报道和选择性解读。关于“四个全面”的报道，外媒采用的报道框架几乎如出一辙——即“中式政治口号”。例如，2015年2月BBC的报道将其与以往的核心理念作出比较，认为这些中式政治话语都没有跳出“宏大虚空”和“表意不清”的窠臼。《经济学人》杂志2015年3月7日刊文，结合“中式政治口号”的历史变迁逐条分析了“四个全面”的内涵，但总体上持质疑态度，其中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质疑和臆断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报道中，来自国外专家学者之类的外部信源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内媒体配发的社论和主题报道等权威信源由于话语体系的差异并未受到外媒应有的重视。
“中国梦”的相关报道也是如此。由于对中国梦的主题宣传过多强调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未能充分地将其与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联系在一起，也未能有效回应全球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在外媒上曾引发了一些误读。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梦”解读为“霸权梦”（欲当“全球霸主”）、“威权梦”（“向全球推行威权主义”）、“敛富梦”（“输出产品，买断世界”），等等。
一些外媒甚至把“中国梦”进行“泛化”处理，进行“对抗性解读”。例如，《纽约时报》2013年6月以《习近平的中国梦》为题，引入南海领土争端和军队改革等关联度不大的议题，企图重新诠释“中国梦”的意涵。这方面的报道中也有一些较为客观，如《时代》周刊2015年10月刊文追本溯源，分析了“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异同。但总体来看，像《时代》周刊这样的报道还不多见。
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简化类比式解读”占据了外媒报道的主流。比较普遍的框架是将其等同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金融时报》2015年10月12日评论文章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通向新帝国和重回亚洲核心之路”，将其描述为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手段，同样将其与“马歇尔计划”作比，并怀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仅靠“财大气粗”，却“缺乏软实力的支撑”。一些外媒还将“一带”与欧亚地区的其他多边经济合作倡议对立起来，夸大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欧盟、印度等的利益冲突，并强调该倡议对其他国家的类似计划产生了“相互排斥、挤压和替代效应”。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特殊性和中文表达的内生模糊性，对外传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仍然陷入了“话语困境”。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话语表述，与西方思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外媒只能采用简单类比的框架（例如，将“一带一路”等同于“马歇尔计划”）。此外，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受意识形态差异和固有报道框架的影响，刻意放大这种话语困境，甚至进行歪曲性报道。例如，《纽约时报》竟然将“妄议中央”解读为“公开讨论中央决策”，遭到网民批评后却未进行更正。
另一方面，从“新常态”和“反腐”等报道中可以看出，根深蒂固的话语困境亦有突破的可能。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原则来提升理念传播的效果，对相关实践的信息进行及时的公开和多角度的解读，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在中国政治报道上的“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并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策建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是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的核心内容。通过以上对外媒报道的框架分析，我们可从中提炼出若干改进的方向和路径，以期从总体上提升我国对外政治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
1.强化共享理念和多元共识、引入“议题管理”新思维
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让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焦虑”。因此，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应当注意拓展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外延，强化“共享”理念，多使用“倡议”“合作”“交流”等软性词汇，寻求“多元共识”，“中国梦”“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都应集中体现出这种“多元共识”——即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与西方以外的“他国”共同崛起。
例如，“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多次阐述的中国梦与美国梦、韩国梦、亚太梦、非洲梦息息相通就是体现了这种“共享理念”和“多元共识”。
传播学新兴的“议题管理”（issue management）值得对外传播工作者借鉴，将重大新闻事件分阶段、有步骤地采用合适的传播策略，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即“议题”施加影响，进行引导，从而创造良性的舆论氛围。例如，从上述的框架分析中看到外媒接受“四个全面”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可以分阶段、分步骤，结合相关的新闻事件和议题对“四个全面”进行解读和阐发。
2. 探索多音齐鸣的“复调传播”模式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属于“高大上”的层面，《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配发的社论、主题报道等属于“主旋律”，但还需来自不同层面的“和声”和“共振”，形成“复调传播”的格局。
近两年，以“复兴路上工作室”为代表的政治动漫获得广泛关注。《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跟着习大大走》等系列短片，还有红极一时的《十三五神曲》，试水“硬题材的软传播”，与“主旋律”报道进行了相互呼应，让处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更容易接受，丰富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今后我们需要更多采用“复调传播”的模式来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
又如，“中国梦”的主题宣传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旋律”，但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期待视野”，我们还可以挖掘其与国际主流民意的“和声”与“共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全球99%的结盟”成为国际思想界热议的话题，期盼中国能够成为“全球99%”梦想的代言人，在对外传播工作中深入挖掘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连结为“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不回避中国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把焦点对准“沉默的大多数”和草根、青年、基层民众的诉求，突出普通民众与“公民英雄”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的作用，会在国际社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回响。
3. 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全媒体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的中坚力量之一。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联合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在2015年7月发布的调查称，63%的推特（Twitter）用户和63%的脸书（Facebook）用户分别将两个平台视为其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在2013年，这两个数字僅为52%和4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必要性。
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局，我国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以《人民日报》为例，2015年9月，其脸书活跃粉丝数超过一千万，超过《纽约时报》，成为全球报业社交媒体账户中的“老大”。与此同时，以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代表的党政机关也在积极尝试通过新媒体平台自主发布信息。
在量的优势基础上，探索质的提高，进行广泛而有效的新媒体传播，是当下传播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上所述，“新常态”和“反腐”等议题之所以获得国际媒体相对客观全面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国内信息和信源的支持，相关党政机关和媒体提供的权威性信息成为外媒引用的主渠道。
4. 调整对外传播的受众定位和思路
皮尤中心2015年6月发布，全球35个国家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率为54%，比2014年的49%又有提高；持负面看法的比率也从2014年的38%下降至34%；其中，非洲、亚太和拉美地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比例在平均值以上。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18-29岁群体）对中国的好感度要比50岁以上人群高，其中美国这个比例最悬殊，前者比后者高出27%，高出15%以上的国家还有巴西、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墨西哥等国。
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最容易被“洗脑赢心”的群体。我们需要对“西方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受众予以重视。因此，我们应该调整视角，适当兼顾“向东看”——即关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受众和“向下看”——即关注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全球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当中，尤其需要坚持“精准传播”和“分众传播”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