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精神修养的不懈追求，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明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继承修身思想的精华及合理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血肉和源泉，进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道德基础，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传统修身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性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5-0051-06
自中华民族正式跨人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古代的修身思想也便萌芽。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国传统修身思想日益丰富、发展和完善，尤其值得特书一笔的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在碰撞和交融中，修身思想迸发出夺目的光彩，逐步形成了系统和博大精深的修身思想体系，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我国后来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奠定了丰厚的历史基础，也使得修身成为古今一辙的永恒话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以十二个词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后，问题的关键在于全党和全社会如何切实地将其付诸行动和有效地践行，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必须要立足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积极的修身思想格外光彩夺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其内涵主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较高的契合性。
一、传统修身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总体要求上的契合性
在孔子以“仁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中，修身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要具备“君子”的品格，须有三个渐进的修身环节和境界，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其中后者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即使是传说中的明君尧、舜也难以企及。孑L子以后的孟子，将孔子的“修己”思想发展为“修身”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孟子眼中的“君子”，首先要修身，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荀子认为人的“好利、疾恶、好声色”之性与生俱来，要用后天的“修身”来“化性起伪”（《荀子·性恶》），从而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之《大学》篇，在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修身思想给予了系统、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和归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段话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着重突出了修身的重要性，一般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至治理国家的帝王，下至持家度日的庶民，都要以修身养性为做人做事的根本，否则，家也好、国也罢，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修身”是人生的基础，所有社会成员不论其担任何种社会角色和从事何种活动，须从修身做起；什么是修身的正确方法呢？作者认为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通过修身所要实现的经国济世的人生抱负和终极目标。这里蕴含的修身思想，可谓是两汉以前有关修身思想最为系统、深刻和全面的阐述，后来的诸多学人虽然也多有论及修身思想的话题，但纵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所有相关成果中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的修身思想，其内涵总体上以《礼记》的修身思想为蓝本，没有多少实质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予以高度的概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精准概括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要立足于在社会成员个人层面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主要立足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主要立足于在国家层面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三个方面的“倡导”与《礼记》的十七字修身思想，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显现出对中国古代修身思想的历史赓续，又旗帜鲜明地凸显了它紧紧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是中国传统修身思想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它也着眼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对不同社会层次的全体社会成员在如何修身进而成功立业的问题上，从目标的确定、方法的选择和理想的实现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将修德问题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这一在中国修身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对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基因、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石意义重大，对当前和今后全民族社会成员的修身活动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修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在我国传统的主流修身思想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说是“修身”的主要手段。那么，在具体的修身思想践行中，其起点是什么、方法如何呢？对此，《大学》给予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修身的起点是“格物致知”。
对于“格物致知”的阐释，自古及今，存有分歧，不过当代学人对“物格而后知至”的阐释基本上达成共识。古代诸多学者对此都有过思考，如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宋代儒学名家朱熹言：所谓“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所谓“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用现代语言可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并借其达到个人涵养道德“内修”之目的，因而“格物致知”也是一种求知的传统方法论。
世人对“格物致知”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如何呢？《礼记》对此给予了答案，即“诚意正心”。何谓“诚意”？古代诸多儒学名家对此曾有述论，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朱文公说：“诚者，真实无妄”，“意者，心之所发也”。他还解释过“正心”：
意未诚，则全体是私意，更理会甚正心。然意虽诚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诚与不诚，直视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诚，则虽外面为善.其意实不然，如何更问他心智正与不正！意既诚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则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由此可见，朱熹思想中的“诚意正心”是在“格物致知”基础上对修身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即修身之人须做到意向和行为的统一。
在弄清“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皆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德”字。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它们属于求知方法的范畴，但本质上确实是指一种积极和有效的修养方法，它们折射出的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倡导的一个道德准则，主要目的在于进行自修的修身，最终达到理想的修身目标。至于这一目标究竟为何，自古及今可谓众说纷纭，不过，《尚书》之《洪范》篇里面就曾提出“敬用五事”的修身目标，“五事”即指：貌、视、听、言、思。所谓“貌”是指的人的行为表现，“听”就是听别人讲话，“言”就是自己的言语，“思”即是思考。儒家还提倡“修身”须讲求“仁礼”，“仁”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具体包括“孝、弟、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诸种德行，君、臣及庶民只有讲求“仁”才能以德行天下；“礼”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伦理，它包括道德伦理等政治伦理等.儒家对此的修养标准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认为，儒家修身者先须努力学习，而学习的首要目标即要通晓“仁义”之理，且通晓“仁义”之理的最终归宿是尽心报国。尽管“修身”的定义有不少分歧，但《大学》中阐述的以下观点基本上得到普遍认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修身目的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全民修身观；“修身要提高道德修养，要从小事做起”的修德路径观。
如果将传统修身思想中的“修身”目标观与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目标进行比照，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点我们从先秦以后众多仁人志士的“修身”诺言及其实践中可见一斑。如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言词中凸显的为国尽忠的爱国情怀；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为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霍去病靖边“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岳飞抗金“敌未灭，何以家为”的敬业精神；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品质；提倡“和睦兴邦”、“和平共处”、“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德不孤，必有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和仁爱精神。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培养国家和民族的大德，如要实现这一大德，根本前提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首先要修好其“私德”。同时，它对公民的个人道德理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为人处世等有关“修德”的诸方面的基本价值和最低要求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显然，这一要求中蕴含着传统的“修身”内容，与传统的“修身”的个人目标之间有着诸多方面的重合之处，可以说它是古代传统个人“修身”目标的现代体现。
三、“齐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传统修身理论认为，“君子”通过不懈的内修达到所谓的“内圣”标准后，并不可以就此满足，而是要继续前行，迈向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在践行中实现“外王”的人生和政治抱负。它还认为，这样的修身终极目标之实现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递进式的人生三部曲：由“修身”实现“齐家”，进而实现“治国”，最终得以“平天下”。
古代的“齐家”思想源远流长，如：商朝始祖契就对民人“教以人伦”；齐国晏子即主张，“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孔子强调“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朱熹亦有言，所谓的家“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朱文公文集·家政》）。这样看来，传统“修身”思想中所说的“家”，首先应该是指个人所在或拥有之小家，亦包含天下之“大家”。小而言之，“齐家”就是指管理好一个家乃至家族，实现父慈子孝、上下和睦、尊卑有序、各尽其本分等，只有把这个“家”治理得当，才有可能进行国家的治理。这种关于“齐家”的内涵与社会功能的问题，古人言辞中多有论及，如：东汉薛勤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大学》中的“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朱熹的“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种德而已尔，积善而已尔。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呜呼，有官君子，其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事乎？”（《朱文公文集·家政》）所有这些，从个人修身目标的实现问题看，说明他们基本上产生了这样的共识：家是国之细胞，国是家的集合体，家国同构，家之无有，国将不存。“齐家”是治国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治理小家实践的成功与否是个人“修身”最终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的第一步，因而“齐家”既是作为“君子”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品格，更重要的，它是对“君子”的修身目标达到以后如何践行的一种基本要求。显而易见，这一修身思想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标示的是，家庭是人类文明和伦理关系的起点，家庭的产生是人类最早创立的一种制度文明，其实质是一种伦理文明”。
“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多指包括若干人口的小家庭，后者一般是指一个家庭利益体，也可上升为民族和国家。不言而喻，小家庭的状况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人类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发生过多大程度的变化，家庭依然持续保持着对全部社会制度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家庭的稳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对此，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强调：“欧洲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正是由于小家的安宁、和谐和幸福等是国治的前提要素和条件之一，因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大“倡导”中，虽然在字面上似乎没有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齐家”概念，但实际上.每一方面的“倡导”中，“齐家”思想无处不在，贯穿于核心价值观的各个方面。
四、“治国平天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儒家传统的“治国”概念中，“国”实际上就是指国家政权，而并不仅仅是指奴隶社会中的诸侯国。但不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宗法制皆根深蒂固，因而决定着一个国家都是由若干个家族或宗族构成，家族或宗族往往成为国的基层组织，这一点在奴隶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在古代阶级社会，由家或宗族组成国是不争的事实，但就家与家或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竞争甚至利益冲突。因此，传统修身思想认为，“君子”在“齐家”基础上的更进一层目标就是“治国”，那么，如何践行这一理念呢？那就是须秉持和奉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具体方法和手段中突出“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最直接、具体的治国目标即是“富民”和“利民”，唯有如此，才能彰德行、顺民意、得民心、治天下，达到为政的根本。当时的修身思想家们特别关注治国者的道德修养，强调以德治国安民的作用，这一点在封建社会表现得较奴隶社会更为明显。在先秦时期儒学等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中，有关以德治国的言论俯拾即是，如：孔子提倡治国之要在于对民众“富之”、“教之”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斥责统治者对庶民的讧削：孟子虽明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但他同时认为善治国者要以德等政治要素和手段“得其民……得其心”；等等。先哲们之所以将“德”视为统治者应具备的要素之一，正是因为他们业已敏锐地洞察到，在君子修身及人生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要使“治国”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统治者的“德”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传统修身目标思想中的“平天下”概念，表达的是试图最终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如：子夏憧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景象的存现，孟子和荀子畅想天下可“定于一”和“为一”。那么，究竟先秦大儒们心中的“大同”为何物呢？《礼记》有着高度概括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如果着重从理性思维和修身学术思想的角度加以提炼，今人曹德本的一句话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平天下，是以天人合一为哲理，追求人类美好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全人类的和谐。实现了世界大同，也就达到了至公无私，从而实现了全人类的和谐。”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主张对人秦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如何，直接关注其中包含的传统修身思想中实现君子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的最高境界：“人从修身做起，实现人际和谐，这是人类和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群体和谐，这是人类一切和谐的核心，最终实现天人和谐。”最终可实现人际、群体以及人与自然的三大和谐，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和谐体系。
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先哲们设计的修身最高境界“平天下”是有其重大和根本性之前提的，类似于《大学》中所说的“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君子在齐家、治国等实践中实现修身的几个阶段性目标的同时，必须将德行被及的施动对象、地域范围和施德主体的眼界和心胸等升至最高境界，这就需要在“修德”上也要达到最高境界，仍然是强调和凸显“修德”的重要性和前提性意义。
由上文可知，传统的修身思想认为，修身不仅仅是为己，齐家也不是最终的修身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心目中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最高价值和政治抱负，其乃为修身的至高境界。修身是经国济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齐小家是阶段性的目标特别是践行修身思想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个人德行上的治国即治理社会的要素，最终目标则是建立古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即“平天下”。因此可见，传统的修身思想在目标方面的理论架构的层次上先因后果，缜密有序，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环环相扣，使得修身的几个阶段性目标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及其全部内涵中，其构想的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即是建立一个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民富国强、科学文化上文明进步的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的全面进步。且在每一个层面的“倡导”中，皆对全体社会成员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在“修身”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要求，高度注重“修身”的理念也是贯穿于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全部，彰显了“修身”是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以“修身”这根红线为纽带，使实现公民人生抱负的微小目标和中国梦的全民族目标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也必将使得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五、结语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古代优秀思想文化结晶的有力明证，特别是它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炎黄子孙的道德修养起着其他任何思想和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是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品德特质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当前，我们党向全社会发出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议，这对我们在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业已博大精深的修身思想、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铸就伟大的中国梦，无疑是时代的最强音。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修身思想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相应的古今内容不可能一一对应，但两者在本质和内容上都体现着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和主流思想内容，在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总体目标设置、理论框架和体系、阶段性目标及其践行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也呈现诸多相通之处和较高的契合性。所有这些，为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为新时代的社会成员理解、接受和践行这一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奠定了普遍认同的心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时代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