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批评”罗瑞卿，看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本文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讲述的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党为何务必始终坚持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2003年11月闭幕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既是公安工作的优势，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原则。各地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增强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公安工作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更加自觉地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公安工作中的贯彻执行。”由此可见，这个话题的原则性、严肃性、重要性。
罗瑞卿是新中国刚成立时被毛泽东选中担任公安部长的。建国初期，公安机关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公安部向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残余实行坚决的镇压，杀一批、关一批。
毛泽东当即批准：“赞成你们的意见，但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1950年9月间，社会部长李克农告诉罗瑞卿，他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气愤。罗瑞卿听后很不安，立刻进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罗瑞卿见到毛泽东，未等罗瑞卿开口，毛泽东即发问道：“罗长子、罗部长，你是我亲自选调进京的，公安部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
“写了报告呀……”罗瑞卿轻声辩解。
“写了？”毛泽东正色说道，“拿我的收条来看。”
“报告是先送到周总理那里……”罗瑞卿轻声说，“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我就直接送政务院了。”
“公安部受辖政务院？”毛泽东极其严厉地反问，“难道不受党中央领导？不受我毛泽东领导？”
罗瑞卿见毛泽东生了真气，心里着实紧张起来：“主席，我以后……”
“你先莫讲以后！”毛泽东挥手打断了罗瑞卿想要说的话，“先将眼下的事证实了！”随即招呼在侧的李银桥，“你给政务院打电话，让恩来把电话打过来。”
李银桥走进办公室拨通了政务院的电话……
电话响起后，李银桥先拿了听筒，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便将电话筒递给了毛泽东：“是周副主席。”
毛泽东便在电话上直问周恩来：“恩来呀，罗瑞卿讲公安部的一些报告送到了你那里，为什么不能直接送我呀？”
显然，周恩来在电话上替罗瑞卿分担了责任。毛泽东放下电话听筒后点了一支烟，手上拿着斯大林送给他的打火机摆弄着，抬眼看了看局促不安的罗瑞卿说：“以后的每一份报告都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晓得，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
罗瑞卿当即保证：“我一定照办！”
罗瑞卿走后，李银桥问毛泽东：“主席，你干吗对他那么厉害呀？我看吓得罗部长都冒汗了。”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银桥，我对你讲，你要晓得，公安部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大部呦！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很危险的。”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李银桥才明白了毛泽东亲自抓公安部的内在原因。
——摘自2004年第2期《昆明警方》
40万上海人进“当铺”
文/钱 鑫
去年，约40万上海人走进“当铺”，而且其中不乏很多“有钱人”。有业内人士称，典当行正在成为上海人融资、理财的又一扇窗口。记者从上海市经委获悉，2001年在典当行的典当物品中，首饰、家用电器、高档相机占了80%。而2003年，房子、车子和股票占典当物品的一半以上。
据全国典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贤达介绍，目前上海共有典当行42家，越来越多精明的上海人，正把典当行当作了一个全新的融资途径。
去年，某房产商由于前期资金回笼情况不佳，而他又面临要立即结清工程款和职工工资的困境。于是，他把5套三房二厅尚未出售的房子抵押给典当行，贷款300万元，终于解了燃眉之急。而另一位周先生却通过典当，填补了自己在股市中的损失。几年前，周先生满仓进入了股市，可没想到之后股市一路下滑。日前股市好转，可老周手中又没有闲钱。他便走进典当行，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抵押贷款20万元，趁低入市做了几个差价后，拉回了一些损失。
据上海42家典当行的数据表明，如今进出上海当铺的5个顾客中就有1个是小老板。
典当行中的利率可不低，以一块带钻石的欧米茄手表为例，经过评估师评估，给出的典当额是3万元，假如按照4%的服务费收取比例，顾客每月要向典当行缴纳约1200元服务费。可精明的小老板们为何依旧钟情典当行呢？
据一家装潢店老板向记者介绍，去年他揽到了一个装潢项目，但缺少15万元的周转资金，如果找银行，手续繁琐不说，还不一定能拿到贷款。于是他将自己的帕萨特新车押到了典当行，没几天就拿到了贷款。
吴贤达透露说：“目前上海典当行中‘绝当’的比例不到5%。这说明很多顾客已用一种理财的眼光，理性地走进典当行，而不是为了生活所迫筹急钱。”
——摘自2004年3月2日《华夏信息报》
章丘农民免了农业税
村镇“样本”细说喜忧
文/任秀芳 陈海东
村民胡延文的账单
章丘市圣井镇东姚庄村民胡延文有记账的习惯。3月4日上午，在村东头的一个避风口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烟盒箔纸，上面记着他们一家六口一年的主要支出项目。从这张纸片上的各种账目中，记者梳理出这样一笔细账：
一亩地的支出：麦季 耕地20元，播种10元，麦种27元，肥料30元，基地肥50元，浇水（冬水、返青、落花、上浆各一遍，每遍20元）共80元，割麦子40元，灭草剂及农药共20元。麦季共支出277元。
秋季 玉米种30元，播种10元，肥料76元，浇水60元，农药20元，共计支出196元。
两季支出共计473元。
胡延文掐指算了一下，每亩地小麦收800斤，每斤售价为0.52元；玉米收1100斤，每斤售价0.50元，共计966元。东姚庄去年的农业税为每亩地52.4元。除去交税和支出，不计人力成本，每亩地的收入是490.6元。胡延文一家共6口人，2.5亩。每年农田的收入也就1200多元，这个收入能做什么？
“嗨，做不了什么，不添置彩电、洗衣机等大件，正常过日子也得个五六千，光靠种地是不行的。”胡延文蹲在阳光下，点着了一支2.5元一包的哈德门香烟。胡延文的儿子搞运输，年收入在万元左右。
而免征农业税后，胡延文一家能直接增收131元。
章丘市免交农业税的消息令村民们兴奋不已。在与胡延文聊天的当儿，五六个村民也聚拢过来。68岁的孟宪来说了：“这地不收税，大伙还愿意种。”
镇干部的“心病”转移
“每年征农业税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被老百姓骂，今年终于没有这个顾虑了。”垛庄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马永涛在垛庄水库边捡起一个小石子打了个漂亮的水漂。马永涛是从中学校长位子上借调到镇政府的，征税让他有点头疼。
“有时候为了让农民交税，镇干部不得不用上‘阴阳脸’，难听点讲就是‘软硬兼施’。”马永涛无奈地说。垛庄镇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47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为50万元，占三分之一强。“其实说到底，抵触情绪还是因为农民没有钱。”在垛庄镇工作了10多年的党委副书记毕思明谈到征税时这样说。
据了解，去年该镇投资了980万元，完成四条主要道路的建设，今年将再投入800万元于基础设施建设。至去年6月底，42个行政村、57个自然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喝上自来水。据毕思明介绍，镇里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章丘市财政。即使是有50万的农业税收，对镇里的建设也是杯水车薪。他们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引导农民增收。“修好了路，喝上了水，农民才有心思去致富。”
毕思明言谈之中也流露出担心，现在市里已经包下了村干部的工资支出，但村组织的运转和村里公益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42个村的运转资金从哪里来？例如村里建设灌溉水渠的钱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如果村里建设筹资，市里政策允许“一事一议”，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很难。老百姓肯定有这个想法，皇粮国税都能取消，以后什么钱都不用交了。据章丘市市长毕筱奇介绍：“取消了‘皇粮国税’，不是别的税都取消了，我们不能淡化农民的纳税意识，还要给农民讲明，村级组织的运转经费市里不能全部包揽。”
谁来为村镇运转经费买单？
据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介绍，山东省去年农业税收只占地方财政收入的9%，占全部财政收入的3%。取消农业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村镇两级政府的运转经费可以依靠财政制度改革解决，由中央及省市政府补贴。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条件的市地可能提前解决。
“在上个世纪中国农业为工业、第三产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农业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工业拉农民一把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需要。”山东省农业厅总经济师刘同理也持反哺农业的观点。3月8日，他参与了章丘农村经济的调研。他认为一些免收农业税后的问题还需要调研，村镇两级的经费怎么解决要出台一个科学的方案，否则乡镇的民兵训练、修建工程、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所需的费用无法保证。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引起农民负担反弹。
据悉，目前章丘市及有关部门正组织对镇和村的调研工作，相关的配套方案也在研讨中。马永涛主任说，取消农业税后，对村镇来说，肯定要经过一个阵痛的过程，过了这个阵痛期就好了。而记者在采访中也深深感受到，无论是经济较发达的村庄，还是经济落后的乡镇，领导干部对免征农业税后的运作都很有信心。
——摘自2004年3月12日《山东商报》
政府财政安排应平等对待农民
时隔17年后，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收入问题，再度成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单是这一情节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而且，这份文件中还就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提出了大量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投入、减轻税负、增加补贴、推动农民创办的企业发展、保护进城农民的权益。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以农业为主题。而历史也证明，那曾经是中国农民较为幸福的一段时期。曾经因政治经济制度等人为束缚而陷入长期贫困状态的农民，终于尝到了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甜头。那么，今年的这份文件能否收到当年的显著效果？
回头来看，当年那5份文件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也就是一条：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放松那些不合理的集体经济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让农民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给农民更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利用初步形成的市场交换与合作网络，追求自己的幸福。
尽管17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制度对农民不合理的束缚依然比较严重。通过制度变革，减少对农民自由选择权利的限制，可能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政府的财政措施本身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政府本身财力极为有限，因而，对于农民，政府所能做的确实只有这种“政策优惠”——其实不能算是优惠，而是政府纠正自己以前的错误政策。
今天，政府财力增加，自然理应增加对农村的公共品投资。
事实上，即使按照目前的投资增长速度，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也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更像是城市的政府而非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民众的政府。
在政府工业优先政策的指导下，决策者的眼光主要集中于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不仅包括经营性投资，而且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投资。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却享受着免费公共品，这样农民不得不自己集资兴办一些最基本的公共品，比如教育、道路建设、医疗、文化设施。
正是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这种过度倾斜的财政安排，导致了农村的公共品投资严重不足，农民平均所享有的公共品数量，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除了在经济方面存在差距外，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存在更为巨大的差距。而在城市争相现代化的热潮中，这种差距可能还在扩大。
现在到了逐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的时候了。政府，尤其是作为属于全体民众的中央政府，在安排公共品方面的投资时，是否更应该兼顾到仍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的需要？而且，为了弥补历史欠账，政府的公共品投资似乎应当逆转过来，大幅度向农村倾斜。
从这个角度考虑，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减免农民税负，不应被视为对农民的恩惠，也不应被视为解决农民经济困难或农村社会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应被视为一个政府不容推卸的义务。
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不管他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
——摘自2004年2月16日《新闻周刊》
“离婚公司”现身上海生意火
要离婚找“离婚公司”。最近上海出现了第一个服务于离婚人群的公司，这家“离婚公司”专为走在离婚之路上的人群提供各阶段的服务。“婚姻高手”为准备离婚的夫妻进行婚姻评估，给办理离婚的夫妻提供法律咨询，对刚走出“围城”的人进行心理按摩。如果有特别棘手的问题，专家们还会进行“会诊”。
“离婚公司”以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收费以小时计算，每小时高达200元。尽管收费昂贵，可人气颇旺，每天有近十个人要求服务，以女性为多。
当离婚当事人拿不定主意时，“离婚公司”会对他们的夫妻关系进行评估。一旦评估结果是“无可挽回”，专家就会劝当事人结束婚姻，并提供法律援助。当然，“离婚公司”更愿意充当和事佬。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冲动型离婚者面前，他们会教当事人如何经营家庭。
除法律援助、婚姻评估外，“离婚公司”还会帮助离婚人士尽早走出心理阴影。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离婚人群中，心理压力过大的约占70%。婚姻专家指出，这类人需要得到心理帮助解开心结。
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一筠指出，婚姻涉及到个人隐私，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成功人士希望让陌生人来指点迷津，哪怕只是找个人倾诉，他们希望倾听者能够对其中的细节保密。
离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除了感情以外，还涉及到子女、财产等各种问题，而各人有各人的困惑，有的人不知道感情发生了哪方面问题，有的人想离婚却不知如何维护利益，有的人走不出离婚的阴影。
看来，“离婚公司”的市场潜力不会小。
——摘自2004年3月13日《都市晨报》
职称外语考试该向何处去
文/邹声文 王立杉 刘 军
4月11日上午，百万考生步入全国职称外语考试的考场，为个人的前途奋战。
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一场关于职称外语考试的反思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考试是否能真正测试出考生的外语水平？评定职称是否有必要设立这样一道“门槛”？这一全国统考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
职称外语考试对晋升职称具有一票否决权，而职称又与收入、福利、住房、地位、社会评价等诸多诱人的东西紧密相连。怎么办？一些人动起了歪主意：作弊。
去年人事部主管的几项考试中，共发现违纪一万多人次，其中主要集中在职称外语考试上。而根据湖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统计，去年这个省在职称外语考试中共查出违纪作弊考生820人，作弊方式五花八门，包括用手机传递信息、偷看他人试卷、夹带资料和交换试卷等。其中找“枪手”代考是作弊的主要形式，被查出500多人。
针对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现象，人事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整考纪考风，加大对考试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而长期从事科技管理的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陈浩表示，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对职称外语考试以及考试背后的职称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就很难遏制住日益严重的作弊现象。
随着各种考试的登场，一种新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对绝大多数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的人来说，有一些钱他们是不得不掏的。
有人曾做了这样的估算：报名考试费、书费、培训费在内，每人的支出一般不低于200元，而每年有上百万人报考，平均支付总额高达数亿元之多！
在互联网的有关讨论中，有些网友表示，设立考试制度的背后经常是利益的驱动。“考试经济的各方中，收入最稳定的是考试的主办者，职称外语考试恐怕也不例外。”
“像职称外语考试这一类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已受到部门利益的驱动，形成了相应的利益分配体系。”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管理学博士曹子祥表示，“如果是免费的，他们会这么卖力地推行吗？”
目前的职称外语考试过于机械，为考而考，考用脱节，弊端日益凸现。为此，社会上有不少人建议取消这一考试。但是，绝大多数专家却并不赞成。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著名人才专家沈荣华提出，按照科学人才观，现行职称制度必须改革，其核心是坚持能力与实绩的标准。因此，职称外语考试应坚持“三不”原则：
１、“不一刀切”，即职称外语考试应按岗位需求，区别对待。有些涉外岗位需要外语，进行外语测试是完全必要的；但很多岗位不需要外语，就没必要测试外语。
２、“不一票否决”，即职称评聘应按思想品德、学术水平和能力业绩为主要标准，开展综合测评。外语只是其中一项，不能“一票否决”。
３、“不一个模式”，即职称评聘应逐步与国际接轨，可以设计三条通道，即职称资格认定、职业资格认定、专业技能水平认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可以按照职称资格标准聘任研究员或副研究员、教授或副教授等。工厂企业或基层单位则可以开展职业资格或专业技能水平认定，凭岗位资格证书聘任技术工程师、会计师、评估师或律师等职务。
鉴于目前我国已设立或引进多种外语水平考试，人事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李建钟博士提出，职称外语考试应该引进外语水平证书互认机制。“对于那些参加了托福、四六级等外语水平考试并取得相应证书或达到相应分数的人，人事部门应该按照相关规定，让他们免除考试。”
曹子祥博士还认为，政府可以对某些职称要求外语水平，但不应该自己来主办全国性的考试。“目前政府自己举办考试，是一种角色的错位。按国际通行的惯例，这种考试应该交由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举办，如此也有利于维护政府机构的廉洁形象。”
——摘自2004年4月13日《人民公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