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1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庄市，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后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所研究员。
中国软件业是内需拉动型，而印度软件业是出口导向型，两者完全不同，在中国照搬印度模式是行不通的。
最近几年，国内软件业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要向印度人学习，走软件外包的路子，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去拉国外企业的订单。来自深圳软件行业协会的一则信息似乎也印证了上面的观点：2008年1～10月，深圳软件业务收入超过900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33％。软件出口达56亿美元，同比增长60％。骨干企业如华为、中兴、金蝶、腾讯等情况都不错。
无疑，中国软件开发人员在“智力性价比”上有极大的优势，中国软件业“智力性价比”高，肯定是战胜金融危机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学印度人去做离岸外包，那简直是自己把自己掐死在井里面。
就说上面提到的深圳软件外包企业的出口增长，也完全不能证明走印度人的成本路线是正确的。在深圳，成本这个有利条件容易发挥作用，因为深圳软件业中，嵌入式软件占主要地位、它包含在华为、中兴等公司生产的通信设备之中，而华为、中兴等已打开了市场，“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就容易体现出来。
但在其它软件领域，“智力_^生价比”高的优势并不一定能立即体现出来。例如，国产office软件的性价比很高，但由于微软Office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又有盗版的存在，所以，过去国产office仍然打不开市场，“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无法体现一
2007年，中国软件行业总销售额5800亿元中，7／8是国内市场的贡献，只有1／8是出口。即使是出口的部分，2／3以上是嵌入式软件的贡献(即华为、中兴等出口的通信设备中所包含的软件)，像印度那样的“离岸外包”在中国软件业中只占2％左右，因此，中国软件业是内需拉动型，而印度软件业是出口导向型，两者完全不同。因此，在中国照搬印度模式是行不通的。
客观现实是，中国各地的软件业各有所长，如北京的基础软件、深圳的嵌入式软件、杭州的互联网软件、大连的离岸外包……如要中国各地都像大连那样，以离岸外包为主攻方向，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由此可见，中国软件“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必须占有市场才能体现出来，中国软件业要“过冬”，最重要的也是要占有国内市场。市场，特别是内需市场本来是中国软件业的一大优势。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信息化的推进，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增长很快。2007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销售总额达到5800亿元，在世界上居第四位(小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但大于印度)。
这样的市场规模能支持多大规模的本国软件业呢?我们可以作一个粗略的估计：假设每个软件人员每年创造的销售额以20万元计，那么5800亿元的市场规模可以支持拥有290万从业人员的软件业。但实际上，2007年中国软件业的从业人员只有148万人，这表明中国软件业的内需市场并没有运用好。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庞大的国内市场几乎让洋巨头吃光了，“喂饱”了微软、IBM这样的跨国公司，国内软件企业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近几年，中国信息化大工程一般都被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拿走。例如有的央企采购国外软件的一个订单就上十亿元人民币，几家PC厂商预装Windows的一个订单也高达16亿美元……与此相比，中国本国软件厂商得到的订单却往往很小而且还被层层压价。难怪有人评论说，是中国的信息化带动了外国的产业化、
外国跨国公司不希望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不希望中国掌握基础软件。2002年，麦肯锡咨询公司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就主张中国不必发展基础软件。一些跨国公司也积极地为中国离岸外包提供支持，在它们的“忽悠”下，一时出现了“离岸外包”热，各地都不顾条件地将“离岸外包”作为发展软件业的主要目标。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很多人都将“外包”当成了“离岸外包”。其实，“外包”确实是当前的一个趋势，在中国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部门将IT相关服务“外包”给IT公司去做，这正是中国内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公司可以发挥本地优势的，但是，“离岸外包”是指接外国的“外包”，这也是印度公司有明显优势的市场(除对目外包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