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即位，诏令完成中国水运水利史上最伟大的河渠工程，后世称之为“隋唐大运河”。史载：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穀、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实际形成了以东京洛阳为中心，西向可经洛水、黄河至立国之都大兴（长安）以及关中地区，东北向可经黄河、永济渠抵今北京以及关外地区，东南向可经黄河、通济渠达扬州以及江南地区。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的一段运河即是通济渠。
通济渠全长650多公里，是隋唐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人工运河。由于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础上接引、开凿而成，唐宋金史籍上又称之为汴渠、汴水、汴河等。通济渠西北端自板渚（荥阳境内）出黄河，东南端至盱眙入淮河，流经今三省十八县市，内含河南的荥阳、郑州、开封、商丘，安徽的濉溪、宿州、泗县，江苏的泗洪、盱眙等。流经安徽境内长达170多公里。现今仅安徽泗县的一小段和江苏境内的河道尚有水，通济渠的绝大部分河道早已淤埋地下，成为历史遗存。迄今对隋唐大运河遗存的科学发掘，也只在安徽淮北、宿州两地境内做过。
据淮北市博物馆考古工作报告，安徽省考古所与淮北市博物馆于1999年5月至11月对柳孜镇运河遗存进行发掘，累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出土一座宋代石筑码头和8艘唐代沉船，以及隋、唐、宋、元时期产自20多座窑场的陶瓷近10万片，可修复者900余件。此项考古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据宿州市博物馆考古工作报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宿州市文物管理所于2006年4月至8月，对宿州市区西关运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累计勘探面积2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 1500余件，被列入当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又于2007 年3月至7月，对宿州小区建设发现的古埇桥地带运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64平方米，出土以瓷器为主的文物2500余件及瓷片数十万件，还有宋代木质货船一艘及锚碇45个。
● 通济渠出土陶瓷内涵研究
（一）通济渠出土陶瓷的研究视点
对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出土陶瓷内涵的研究，首先面临研究视角及研究视点的选择问题。依循传统古陶瓷研究的惯性思维，研究爱好者多易瞩目被研究对象的窑口和时代，即大致皆从传统文物学的视角，经过经验感觉、比对验证、文献考据等，以求得出关于窑属及其年代的鉴定结论。
近二十年前，安徽淮北地区的一些文化、文物工作者和社会爱好者，最先搜集与研究通济渠沿线遗址范围出土的古代陶瓷器，命名为“大运河瓷”，并为此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以实证学的方法，将在大运河沿线搜集及考古发掘的历史陶瓷与各产地历史陶瓷进行比对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的研究视角及视点，主要聚焦于大运河出土陶瓷的产地与年代学问题。他们认为，该地“大运河瓷”囊括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近百个窑口的作品。仅在唐代，除越窑、邢窑外，“尚有瓯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洪州窑、景德镇窑、巩县窑、曲阳窑、黄堡窑、井陉窑、邛崃窑、鲁山窑、长沙窑、浑源窑”等。但在前不久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淮北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各地区专家皆认为，“大运河瓷”内涵尚不明晰，除了指证有所失误外，另有不少陶瓷器目前可以断代，却不能断定确切窑口。
我以为，断窑口及其年代学的问题，仍是通济渠出土陶瓷内涵研究的基础性或前提性问题，也是目前不可能全部廓清的问题。因为相关窑口的情况，未曾做过科学发掘或调查，我们尚不能准确把握。而此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既在相当程度上有待于各地陶业遗址考古的深化，也需要文物考古工作者与陶瓷科学工作者紧密联手，共同拟制并完成相关课题的科学性研究。我还以为，今后更需拓展研究视角及研究视点。对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出土陶瓷内涵的研究，必须是多角度、多视点亦即多学科的。归要言之，应着重在两个研究层面逐步深入地展开。
其一，狭义技术科学层面，主要研究与陶瓷生产技术有关的胎釉原料、成型工艺、施釉或施彩工艺、装烧或垫烧工艺、窑炉技术、烧成气氛、技术瑕疵、由各种制造技术因素或埋藏环境因素造成的表象特征等问题。在这个研究层面，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无疑担纲了权威者职责，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备受重视，并被作为科学性依据加以引用。而一般古陶瓷研究者对于此的关注重心或焦点，则是在经验性审视的基础上，借此进一步鉴定被研究对象的生产地点以及历史时间，即民间爱好者与研究者最常说的断窑口、断代。相关技术学的研究，固然會作用于出土陶瓷的断窑口和断代，但研究的目的意义绝不仅于此，其本身就是出土陶瓷内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揭示、借鉴历史陶瓷的资源运用与技术运用，不仅有陶瓷历史学的意义，也有着启示、激励当代陶瓷业技术进步的现实性意义。
其二，广义社会科学层面，主要研究与陶瓷生产贸易有关的生产组织、地理河道利用、所运陶瓷性质、运输工具与方式、贸易流通线路、地区间行业联系、税收等陶政管理、“榷场”等贸易场所、与陶瓷转输有关的社会行业、仓储或商贸建筑与设施、思想文化影响、相关文献记录等问题。在这个研究层面，还只是刚刚触及。限于可见材料和研究方法，成果甚微。应该注意，片面沿用传统古陶瓷研究的思维方法，容易漠视陶瓷文物与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种种历史关系，恰恰可能是漠视了陶瓷文物最本质的社会属性和功能意义。如同以往美术史研究中看待三代青铜器那样，研究者容易割裂作品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联系，忽视其最重要的社会原境与意涵，却主观地、孤立地赋予其所谓艺术性，而加之于艺术审美，未免失于浅泛甚而误会。以往古陶瓷研究中，有见此类情形。当下，大运河出土陶瓷内涵的研究，最困难的也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够客观地、真切地解析与重构其历史原境与历史话语，亦即能够客观地、真切地揭示与还原其蕴藏的、指涉的种种历史情境与社会因素。而臻此研究目的和研究境界，尤需要开拓视野，尤需要广义社会科学的参与运用。
（二）通济渠出土陶瓷的分期研究
大运河历史陶瓷遗存是一个特殊的考古学类型，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学和遗产学类型。这样一个线性文化遗存，极具丰富和多样性。不同地点，便可能由于不同的历史成因而导致内涵结构、叠压关系不同。在淮北和宿州已做的几处考古发掘点便显示如此。加之，已做的考古发掘尚属个案，对于揭示大运河陶瓷遗存内涵还远远不充分。所以，在做通济渠出土陶瓷的分期研究时，我感到仅仅依靠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将因考古材料匮乏而难为之。但是，观察考古发掘品及一些搜集品，却又总是强烈地感受其某些内涵特质与特征。纵观通济渠遗址出土陶瓷，早至隋代，晚及元代，时间跨度700余年，空间跨度涉及今河南、安徽等十余个省份的广大窑场，透露出让人震惊的古陶瓷文化地理的时空信息。如此情形，恐怕除了在大運河遗址，他处难遇。由此转换一个视角，从历史地理及文化地理的角度，结合类型学分析，似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通济渠出土陶瓷与历史地理关联关系的某些阶段性及区域性的特质特征。
依其历史地理及文化地理的阶段性，笔者试将通济渠出土陶瓷分作五期，并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讨论分期所蕴含、所寓示的历史意义。第一期，隋代 ;第二期，唐代及五代 ;第三期，北宋与辽代;第四期，南宋与金代;第五期，元代（中前期）。
第一期，隋代 ：
隋代陶瓷目前所见甚少。涉及窑口少，器物类型也少。似乎表明虽然通济渠开通，但于陶瓷业贸易转运并由此促进陶瓷生产发展的关联作用，尚未来得及发散。陶瓷业格局尤其是通贸情况，大致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南北朝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基本持对峙状态，南朝势力很少越过淮河深入淮河以北。从南北朝墓葬出土文物看，之间于手工业品的交互流通较为稀少。
已见器型主要有青瓷盘口壶（图1）、青瓷罐、青瓷碗、青瓷高足盘等。从胎釉、造型及装饰方法看，目前所见隋代青瓷多为安徽淮南窑或邻近地方烧制。显示通济渠开通，带动了安徽地区的陶业扩展。另有一些似为安阳窑、湘阴窑的制品，其地域性值得重视，但需进一步求证。
第二期，唐代及五代 ：
唐五代陶瓷器所见品类与数量明显增多。品类有青釉、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茶叶末釉、花釉瓷器，还有三彩及绞釉、绞胎陶器等。器型与装饰大为丰富。涉及产地比较广泛，有河南、河北、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四川、江苏等地区，尤以河南、安徽地区为主。
河南地区可明确的窑口有巩县窑、郏县窑、鲁山窑等。巩县窑是中晚唐时河南地区的一个新兴窑场，烧制品种及器类非常丰富。在宿州与淮北运河遗址发现不少以黄、绿、白为主色系的三彩器。宿州运河遗址唐代文化层发现巩县窑绞胎枕、三彩枕等，柳孜运河遗址发现三彩三足鍑（图2）、三彩盘等。郏县窑、鲁山窑制品在柳孜运河遗址以及民间征集中，发现有黑釉彩斑花瓷、黑釉瓷及黄釉瓷。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及征集品中，安徽地区所产瓷器为数最众，见有青釉瓷、黑釉瓷、黄釉瓷、酱釉瓷、白釉瓷等。可以认识的有寿州窑、萧窑、芜湖东门渡窑、泾县窑、歙县竦口窑等。还有不少的未名窑口瓷器，应多为安徽、河南地区所产。相较之下，唐五代时安徽地区寿州窑名声最著。在淮北柳孜和宿州运河遗址唐代文化层发现的寿州窑黄釉枕（图3）、黑釉枕等，颇具代表性。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定量的长沙窑瓷器。宿州运河遗址唐代文化层发现长沙窑褐釉象座枕;柳孜运河遗址有青釉绿彩执壶（图4）、青釉贴塑双鱼纹执壶、青釉褐彩花鸟纹执壶等典型器物。长沙窑瓷器在古柳孜镇码头遗址的出土，提示了长沙窑瓷器通贸北方地区的又一条路径抑或又一处转运地点，极有可能是从产地通过鄱阳湖、长江到扬州，再沿邗沟进入通济渠。而以往认识长沙窑瓷器运往两京及北方地区，只是溯汉水而上。
在淮北段运河流域征集的越窑青瓷以及产自皖南地区的类越窑青瓷，也颇令人瞩目。发现的典型越窑玉璧底青瓷碗，为唐五代越窑精品瓷的北运线路暗示了一处地标。
第三期，北宋与辽代 ：
宋代所见陶瓷器大为增多。与北宋并存一段时间的辽国和西夏国的陶瓷，目前在淮北地区发现极少。从淮北和宿州运河遗址出土以及征集的陶瓷器观察，涉及产地主要为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地区。涉及知名窑口有耀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鹤壁集窑、钧窑、萧窑、繁昌窑、绩溪窑、景德镇窑、南丰窑、吉州窑、越窑、建窑等。与隋唐时期相比，主要是增加了西部的陕西地区、南方的福建地区。
陕西耀州窑典型刻划花青釉瓷器发现极少，但河南临汝、禹县等地烧制的类耀州窑风格的、以印花为主的青釉瓷器，发现甚多。临汝地区所烧，其精品颇为工致，但在制胎、修坯、挖足、施釉、装饰、垫烧等细微工艺方面，毕竟略逊耀州窑一筹（图5）。
北宋晚期，磁州地区烧制的白地褐（黑）彩绘画瓷器逐渐风行，成为与官方主流风格迥然相异的最有影响力的北方民间瓷作。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等窑场，都大量烧造磁州窑风格瓷器。由于地缘关系，目前在淮北、宿州地区所见磁州窑风格瓷器多为河南地区烧造。
河北定窑风格的酱釉瓷，对河南等地区的窑场影响也颇大，在淮北、宿州地区多有发现。河南地区以当阳峪窑所烧酱釉瓷最美。在淮北见有当阳峪窑酱釉盖盒，品质几与定窑同。
北宋时期南北瓷场的黑釉瓷在淮北、宿州地区出土甚多。因近邻地缘关系，多见河南地区黑釉瓷。建窑风格的黑釉盏也多有出现，应主要是浙江龙泉安福、竹口等地或福建北部一些窑场的制品。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一带，还出土有吉州窑黑釉执壶、黑釉花口碗、碟等黑釉瓷器。
北宋时期的白釉瓷和青白釉瓷，在淮北、宿州地区所发现主要为江西景德镇窑和安徽繁昌窑制品。繁昌窑制品主要有执壶、温碗、盖盒、瓶、罐等，风格模仿景德镇窑。
第四期，南宋与金代 ：
淮北、宿州运河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多数为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窑场所烧制，少数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窑场所烧制，暗示出某种分野关系。陶瓷种类沿袭北宋，但出现红绿彩瓷等新品种。涉及北方窑场有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钧窑、萧窑、宿州窑以及河南、河北、皖北等地区的一些未名窑场。涉及南方窑场有景德镇窑、南丰窑、吉州窑、繁昌窑、龙泉窑以及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区的一些未名窑场。
金代磁州窑风格的白地褐（黑）彩瓷器在柳孜、相城、宿州等运河沿线有一些出土。白瓷出土较多，但大多为一般粗瓷。宿州地区出土为数不少的白釉瓷器，釉色类定，应为当地窑场烧造。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 ：“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匀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可资参考。
金代青釉系统的瓷器在淮北、宿州地区出土或征集的，主要见有耀州窑的刻划花大碗、内底有涩圈的印花碗等，数量较北宋时期为多。钧窑瓷器发现不多，器型有碗、盘等。不过，在宿州运河遗址发现的淡青釉、月白釉钧窑瓷残件，则接近官钧瓷品质，耐人寻味。
金代黑釉瓷以一种黑釉铁锈花装饰最具神采。已见征集品中有两类器型，一类为行灯，主要饰斑点纹;一类为瓶、罐，既有饰斑點纹，也有饰花卉纹。金代红绿彩在淮北运河遗址征集所见完整器有盘（图6）、豆形罐、大盆等。窑口可能分属河南地区与河北地区。
南宋地区窑场瓷器在淮北、宿州相对较少，已见品类为青白瓷、青釉瓷、黑釉瓷、绿釉瓷、白地褐彩瓷等。所见青白瓷，多为江西、安徽地区一般窑场烧制，品相平平，几乎不见有“饶玉”之称的湖田窑精美青白瓷。所见吉州窑黑釉瓷、绿釉瓷（图7）和白地褐彩瓷，数量较多。黑釉装饰有剪纸贴花、玳瑁斑、窑变花釉、剔花、彩绘等。绿釉瓷主要是形制不一的刻划花瓷枕。所见南宋龙泉窑青釉瓷，数量甚少，罕见粉青釉或梅子青釉优质瓷器。
第五期，元代（中前期）：
对通济渠转运陶瓷及相关陶瓷业的考察，只能以元代中前期为一阶段。这是因为元朝定都于大都后，一改隋唐大运河线路，截弯取直，凿建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通济渠实际被政府弃置不顾，在元代中前期逐渐湮塞，导致船运业中止。
目前在淮北、宿州运河遗址出土器物中，能够见到的元代中前期陶瓷尚不为多。征集的完整器中主要见有一些白釉瓷、磁州窑风格白地褐彩瓷、钧釉瓷、青白瓷、黑釉瓷、龙泉青釉瓷和类龙泉青釉瓷等。
白地褐彩瓷有河北磁州窑烧制，也有河南地区窑场烧制。在淮北征集中见有磁州窑白地褐彩开光人物纹大口罐、磁州窑白地黑彩花卉纹罐等。
所见钧窑瓷标本，胎质较粗，挖足不甚规整，釉质尚温润（图8）。所见龙泉窑青瓷标本有印花盘、碗、罐等，瓷质尚优。还有一些青釉瓷碗，釉色清亮，不明窑口。从胎质及釉质观察，应为皖北或河南地区烧造。
所见青白瓷较多一些。多为江西地区窑场烧制，也有颜色偏深产自福建或邻近福建地区的窑场。瓷质普通。划花甚简率，不易辨认。客观而论，在淮北、宿州地区所见元代中前期陶瓷器，多为粗放制作，少见精品。
● 隋唐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
（一）通济渠出土陶瓷的历史意义
前述淮北和宿州地区的运河遗存中，不计建筑构造体和沉船，只有为数极少的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等，绝大多数乃是陶瓷器。淮北柳孜遗址出土十余万片，宿州两个遗址出土数十万片，数量之大，令人震惊。很难想象在通济渠乃至全部隋唐大运河中，究竟还遗存着多少陶瓷文物及其残片。更难想象，在700余年中，通济渠乃至全部隋唐大运河，究竟载运过何等巨大量的各地产销或贡奉的陶瓷，发挥过何等巨大量的经济与社会作用。
上述运河遗址遗物中各种物质的保存现状，反映出陶瓷遗存的难能可贵性。能在大运河中耐得氧化腐蚀或使用消磨的，恐怕只有硅酸盐类物质了。尽管通济渠上曾经除了公家漕粮、运盐、运钱帛、运贡物，还有民间方舟巨舫，转输百物，积淀下无数沉船与物资，但最终在遗存中以较好原形态保存下来的，主要还是陶瓷器。因而，通济渠出土陶瓷是目前大运河物质遗存中最原态、最主要、最可贵的文物标本类。淮河流域在上古历史上，尤当南北方对峙时期，位于重要的中间地带，缓冲着、联系着南北方。通济渠淮北与宿州段在隋唐大运河的地理位置，也处重要的中间地带，是南北东西物流转运的枢纽地带。犹如隋唐大运河的一处重要的信息场，曾不断汇集、沉淀并反射着各个历史时期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丰富多元的自然与人文信息。陶瓷遗存正是沉淀其中的相对最密集、最典型、最丰富的历史信息载体。通济渠出土陶瓷的价值意义，主要就在于它们荷载的、蕴含的、不论在现在能否被诠释、被破译的多元历史信息。
无疑，通济渠出土陶瓷的历史意义必定是多元的、多学科的。置于当前的社会生活以及遗产保护语境中，我们可能会尤为注重其历史学的和遗产学的意义。通济渠出土陶瓷的本质，就在于它们是隋唐大运河与古陶瓷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及与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诸般历史关系的至关重要的物质见证和信息载体。
一方面，通济渠出土陶瓷印证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便利并由此促进了运河流域陶瓷产业及商贸、运输等相关行业，以及更多相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晚唐时期，隋唐大运河对于陶瓷产业的作用已经相当显著。由于政治与经济文化重心实际偏移至东都洛阳，距洛阳很近且又能得汴水与洛水转运之利的巩县陶瓷业，便迅速崛起和壮大，一举成为河南地区最显要的窑场。并直接影响、带动河南及邻近地区一大批窑场的成长。北宋定都汴京，充分享用大运河漕粮运纲之利，并促使运河沿线出现城镇化及世俗化的社会快速发展（可参见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汴河沿岸围绕河运出现的繁忙生产生活景象）。汴京官窑应运而生，烧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御用瓷器。通济渠所流经的河南地区、安徽地区等，陶瓷产业也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仅在河南地区就有汝窑、临汝窑、钧窑、宝丰窑、鹤壁集窑、当阳峪窑、密县窑、登封窑、内乡窑等知名窑场。倘若没有隋唐大运河，河南、河北等地区唐宋时期的陶瓷业，断不可能那般壮观辉煌。
通济渠出土陶瓷还印证着与隋唐大运河密切关联的，各时期陶瓷经济文化的流布交往之情况，这是运河陶瓷遗存的又一重要历史意义。考古证明，隋唐大运河在唐代汇集、承运了来自东、西、南、北方的已经知名和尚不知名的许多窑场的陶瓷商品，真正实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陶瓷经济文化的大流通，并且与中国古陶瓷的外销线路紧密关联。囿于中国地形特征及其江河自然流向，隋唐之前中国古代陶瓷的主要流向也是东西向的，而且流通区域一般不大。而隋唐大运河承载的陶瓷大转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陶瓷生产与商贸、运输的大格局以及陶瓷文化的传播线路。
另一方面，通济渠安徽段出土陶瓷印证着隋唐大运河的历史背景、历史变迁与历史宿命，也反证着隋唐大运河曾经的极其紧要的社会作用与社会价值。
将前述五个历史时期关涉陶瓷业的情势以锋线图标识，可看到最高锋值线在北宋时期。唐代次之，南宋与金代时期又次之。最低在两端，即隋代和元代中前期。如此的陶瓷业历史情势，正生动地映照通济渠曾历经的社会命运。隋代最低的原因很客观，国祚太短，大运河除漕运与军事价值得到实现，其他经济与社会价值来不及呈现。元代中前期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中心转移，政府改道建成京杭大运河，放弃对通济渠的管理疏浚，加之黄泛频发，通济渠终于壅塞。《宿州志》载 ：“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迄今，在淮北、宿州运河遗址没有发現元代后期瓷器，典型如没有发现一片元青花瓷或枢府釉小足印花瓷，似可印证《宿州志》所载应为信史。
历史记载，唐五代时期藩镇叛乱割据及唐末农民起义、宋金战争等，多以控遏通济渠漕运、物运为要，古柳孜镇和埇桥地带常当其冲。唐玄宗朝安史之乱，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唐宪宗时，淮西叛乱，拥兵埇桥，断绝漕运。平叛后，政府特于元和四年（809）设置宿州以加强控制。唐懿宗时，庞勋叛乱，屯兵柳孜，断京师粮路。五代十国争战时期，运河“运道久梗，葭苇堙塞”。北宋时，杨存保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制漕运，以供京师。足见通济渠犹如命脉，维系政权生命！通济渠遗址出土陶瓷表明，举凡战乱时期，不仅漕粮，陶瓷等商品运输亦受困阻。
前述南宋与金代时期，在淮北、宿州运河遗址中几乎不见有“饶玉”之称的景德镇湖田窑精美青白瓷，也不见南方其他名窑的精美瓷器。这一征象使人联想到南宋人蒋祈《陶记》所谓： “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过去读此，未能明白此乃战时政治地理关系使然。宋金对峙，淮河一带沦为双方拉锯战区，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运河随之失浚。正是由于金政权的封闭与敌对性政策，于此战争之时之地，高档精美的南方瓷器商品自然不会贸然进入。所宜者，便只能是江、广、闽、浙地区瓷场澄选之余的次等品。
（二）隋唐大运河陶瓷遗存的遗产属性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一举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贯通长安（西安）、洛阳、江都（扬州）、金陵（南京）、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 ;贯连东、西、南、北方各个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聚集融汇，交互繁荣，共同推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奠定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转向近海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带的基本格局，一直持续至当代。隋代朝廷开凿大运河的初衷只是为“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但历史的发展结果却是，大运河不仅是中国中古时期内陆经济交通中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南北水运大动脉，而且，更为重要、更为远大的是由此催生、发散、形成古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大运河流域经济文化带。依凭大运河，繁衍生成一连串的经济活跃、人口济济的大小城镇。以淮北段为例，仅 40 公里的河段，沿线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子镇等城镇。正是由于大运河为陶瓷产销的全面流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与历史条件，由此引发、带动沿河各地区陶瓷业的新兴发展。陶瓷业及相关商业、运输业等行业，以及政府陶政管理等社会行为，成为大运河流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及经济成分。通济渠出土陶瓷，能够以其特有的历史记忆和典型的社会意义，印证隋唐大运河对于古代陶瓷业以及相关联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普遍重要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和社会价值，因而能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世界标准。因此，通济渠出土陶瓷在当今具有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遗产学意义。显然，通济渠出土陶瓷是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当然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和确定隋唐大运河陶瓷遗存的文化遗产属性及类型。目前，国家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及其申遗组织、遗产专家，确定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类型主要为水工设施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物质遗产、运河相关历史街区等四大类。但在其中，对于大运河承载的运输物质遗存（船只遗存、陶瓷遗存等），限于迄今发现甚少，故尚未能重视并顾及。据悉，浙江省已有文物考古专家，在相关申遗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中国大运河申遗中一定要把古代窑场列上去，并提名上虞市窑寺前等古越窑中心窑场。此举对于认识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之陶瓷业文化遗产，实在重要。
按照目前对大运河遗产类型的划分，陶瓷文化遗产属性似应为中国大运河相关物质遗产。但以陶瓷文化的特质看，既是物质遗产，也是非物质遗产。其陶瓷矿藏原料、陶瓷制品、废弃品堆集、窑业作坊遗存等是物质的。其传统手工艺技能、有关工具、有关记忆传说、有关精神及风俗活动等是非物质的。还可能因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形成陶瓷业遗产形态的多样性，包括文化空间、生态景观、考古遗址景观、村落文化景观、陶瓷工业遗产等形态。当然，对于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外延，需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阐述与重建。我特别建议，近期可在规划大运河文化遗产类型中，新建“大运河运输物质遗存”一类。期许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大运河考古工作的更多开展，会有更多的古陶瓷及相关材料出土，而人们对于大运河与古陶瓷业的历史关系也将有更充分的认识，届时，将“大运河陶瓷文化遗存”作为一个新类型，恐非虚妄。
前已提及，淮北等地一些文化文物工作者提出“大运河瓷”的学术概念，并定义为 ：“隋唐大运河汴渠段，被黄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应该说，围绕“大运河瓷”概念如何定义的研讨，对于今后充分认识、揭示中国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大运河瓷”与“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毕竟是不同层级的两个范畴。“大运河瓷”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大致属于文物学及文物鉴定。而“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的研究，则不仅是从器物学层面，更要从社会学层面，从经济、社会、民生、历史、文化地理、文化遗产等学科角度研究古代陶瓷业与大运河的种种内在关系，从而对大运河陶瓷遗存的价值意义有更深切、更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总而言之，将大运河陶瓷遗存堂而皇之地列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相关遗产，不仅可使得大运河陶瓷遗存的遗产属性与遗产意义得到彰显，也可使得中国大运河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得到一个重要方面的印证与补充。相得益彰，义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