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探讨先秦时期崛起于关中的周文化与崛起于陇西的秦文化的互动。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体现是尊天敬祖观、以德配天论、明德慎罚说、保民重孝说；制礼作乐——传统礼仪文明的发端；以农为本，民好稼穑。双向吸收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秦人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力逐渐强大起来，首先接受“周遗民”，吸收周人的信仰；其次，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文字犹有丰镐之遗”；再次， 周秦农业、手工业文明的对接。所以，先秦时期周文化与秦文化互动主要是尚礼崇德的礼仪文化与非礼薄法的戎狄文化的互动；宗法家族观念与择勇立强习俗的互动；发达的农业文明与落后的游牧文明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高层次的秦文化，造就了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
【关键词】 先秦；周文化；秦文化；互动；影响
周族崛起于关中，秦族崛起于陇西，在西周王朝统治时期两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秦人在立国前后展开了向周文化靠拢和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周、秦文化的对接与互动。以周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和以秦文化为代表的陇西文化的互动，主要是尚礼崇德的礼仪文化与非礼薄法的戎狄文化的互动，宗法家族观念与择勇立强习俗的互动，发达的农业文明与落后的游牧文明的互动，最后促进了秦人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风格别具的秦文化。
一、西周文化特征
建立西周王朝的姬姓周族是崛起于渭河流域关中西部的一个古老部族，在周武王时期以地处沣河两岸的丰镐为都城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关中文化在全国取得了领袖群伦、辐射四方的主导地位。
1、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思想
以关中为中心的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体现是尊天敬祖观、以德配天论、明德慎罚说、保民重孝说 。
西周统治者仍然继承了夏商二代的“君权神授”论和“天讨天罚”说，强调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但是由于周人吸收总结了夏、商二代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加上宗法制度的确立，对原来殷商的政治理论和伦理思想进行了较大的革新。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尊天”著称，即强调天命以强化政治统治权威，显得极为蛮横和生硬。商人以“尊鬼”著称，将天命与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 强调自己的祖先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统治大地，以增添统治权威和理论说服力，比夏人片面的生硬的强调天命前进了一步。而西周统治者在仍然强调“君权神授”论的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推翻殷商王朝统治权的理论依据，为自己夺得天下取得合法的地位，首先把上帝和祖先神分离开来，提出了“尊天敬祖”观，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是天，亦称上帝或天帝，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的全能神，其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祖先神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下界来做最高统治者，死后他们的灵魂仍然要回到天上去，在上帝面前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周人取代殷人统治天下是上帝的旨意，并能得到得力的辅臣帮助等都是天的意志在人间的具体化，所以周人把得天下叫做“受命”，把贤能宰臣叫“受屏”，维持政权统治叫“永保天命”、“受命于天”等，这些词语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西周统治者在讨伐殷纣王的文告中，强调自己受命于天，这次军事行动是代天行罚认为殷纣王听夫人之言，逆天行事，任用奸宄，施暴于民，导致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宣告西周大军出动进军朝歌是代天讨伐殷纣王，因而具有正义性。
为了给推翻殷纣王朝的统治和改朝换代寻找和制造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周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天命并非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移的，其转移的方向是“德”，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皇天上帝并不亲近谁也不疏远谁，只降天命于那些道德修养高迈的人或者政治集团，并进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就首先推翻了殷人把“天命”看作一成不变、绝对的，一切依赖“天命”，忽视了人为能动作用的观点，其次指出了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接受“天命”。殷纣王虽然最初也接受了天命，但由于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殒命”，即由于失德而遭到了上天的唾弃，失去了统治的天下并最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周人之所以取代殷商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原因就在于文王、武王一心追求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了上天的赏识，天命也就转移到西周统治者身上，“大命文王”、“天命归周”。
周人以殷纣王残暴为鉴戒，以“尊天”为基准，以“明德”为根本，对天命神权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创新思想，强调失德者即失天下，有德者即得天下，不仅为自己取代殷商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制造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而且在天人关系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理论，即由过去只片面地单纯地抬头望青天现在转换到也要俯下身来注视自己，注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具备接受天命的资格，即承认天意主宰人类，但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以德配天”理论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法思想。强调统治者首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次在刑罚的使用方面要尽量做到谨慎宽缓，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第一，对待犯罪情况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第二，主张罪止一身，反对族诛连坐，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彻底否定了殷纣王时期“罪人以族”的刑法原则。第三，反对滥杀无辜。周公对待殷遗民的政策是“勿庸杀之，姑为教之”，认为应以教育感化为先，刑罚制裁为辅。第四，主张三国三典： “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1]国家的刑罚政策应根据情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刚取得政权之后或者对于新征服的地区，应采取宽缓轻刑的政策；待形势稳定统治稳固之后，再采取不轻不重的刑事政策；对于比较混乱的地区或者比较混乱的时期，应以严刑重典为主。“三国三典”的主张对于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辖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保民重孝”是“尊天敬祖”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德配天”思想论的重要体现。因为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实际上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周人和诸侯联军的总兵力不过数万之众，而当时殷纣王的主力军集中在东南与东夷决战正酣，国都空虚，无兵可守，殷纣王慌忙之际拼凑了由少量正规军、大量奴隶和战俘组成的17万（一说70万）军队迎击周人，当双方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北）相遇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人和诸侯联军以寡敌众，不免人人惊惧。谁知双方刚一交战，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殷纣王临时拼凑的军队竟然个个掉转了戈矛，成为周人诸侯联军的向导，浩浩荡荡地攻入了自己的国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与妲己纵火自焚，商王朝灭亡，史称“牧野倒戈”或“倒戈一击”。牧野倒戈使西周统治者领略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可怕力量，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关系着王朝的兴亡，所以在强调“尊天敬祖”和“以德配天”同时，提出了“保民”的思想，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保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将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二元统治理论发展成为尊天、明德、保民三位一体的三元统治理论，警告历代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核心价值观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