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起源应该区分为文化成就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讲，文明起源的要素不应是各种因素的简单排列，而是社会分化逻辑展开的结果。如果中国文明中存在玉器时代，我们就应承认，不能以其它文明中无玉器时代而加以否认。起源阶段与早期阶段的文明不可能是奴隶社会。此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还很有可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
关键词：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中国历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4-0151-09
作者简介：尹弘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年代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其后大概历经三个时期，1928-1927年的资料准备期、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据学者统计，1986至2000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多达800余篇①。出版的专著有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②。期间，学术界曾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199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召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③，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考古》、《历史研究》、《文物》三社联合召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④，2000年以后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更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⑤，国家也启动了“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为配合文明起源研究，还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一书⑥，汇编了20世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与观点。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通过研究各种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种重要的研究途径，此类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要素本身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这种讨论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断深入。
一、文明起源的层次
文明起源研究一般要归纳为各种要素的研究，但在讨论文明起源的要素时，首先应讨论文明起源的层次问题。由于文明这一概念过于复杂，因而文明起源的概念也显得有些含混。一般而言，我们平常所讨论的文明起源，实际上包括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是指国家的起源；另外一个层次则是人类文化成就的起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个主要涉及人类社会组织的发生与发展，另一个主要涉及人类的文化成就。在以前的研究当中，由于未能把两者清晰地区分开来，我们在多数情况下所讨论的文明起源，事实上混合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混乱。因此，在讨论文明起源之前，我们应将这二者区别开来，以使我们的讨论更为清淅。毫无疑问，区分这二者能使我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
基于以上认识，文明起源分为两个层次。在狭义的层次上，文明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如果将文明起源研究限制在这一层次上，就可以将国家起源作为文明起源的主轴来探讨，一切讨论都围绕国家的起源来展开。以目前的材料和我们现在已达到的认识水平，我们有可能将国家的起源理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而在广义的层次上，文明起源应是指所有文化成就的起源，人类所有标志性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就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的？例如农业、宗教、文字、冶金术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一层次。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作一些探讨，但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与能力，要搞清这些问题恐怕有很大困难。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应集中力量解决国家起源的问题。本文有关文明起源的讨论，也是将文明起源限定在国家起源这一层次上的，以国家的起源为核心来展开讨论。
二、文明起源的要素
在狭义的层次上，文明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但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文明起源最终要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要素来讨论。这种要素分析见于几乎所有的文明起源研究中，最早的权威说法就是城市、文字、铜器三要素说，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又陆续增加了农业、宗教、礼仪建筑等等，变成五要素说或六要素说。但这些要素都只是对已有相当发展的诸多古代文明进行观察后的一种简单提炼，只是对已观察到的结果的一种简单排列，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如此”？在这些“要素说”中，对各种要素本身并没有从理论上来加以说明，彼此之间并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如果一定要对文明起源排列出各种要素的话，那必须要有理论上的依据，要从理论高度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可以作为文明起源的要素，而“那些”则不能作为文明起源的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要按某种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彼此之间要有内在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文明起源限定在国家起源这一层次上的话，那么文明起源的要素则必须与国家的起源相关。而国家则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分化，是从社会分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文明起源的要素，从理论上分析，就是社会分化逻辑展开的结果，是社会分化在各个方向、各个层次推进的结果。当然，这是指那些较为重要的、在文明起源进程上具有指标意义的方向和层次。
由于年代久远，文明起源的时代尚处于传说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流传下来的极少，大多是后人对于传说时代的记忆，因而单靠文献资料我们已无从考察原始国家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组织结构、社会状况。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的观察，来觇测原始国家的存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要素。
首先是私有制的产生与社会分化的出现。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保证人类的基本生活之外还能有少量的剩余，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分化，导致了基于平等原则的氏族社会的衰落，于是，氏族社会由此开始了它的内部分化过程，从理论上推导，这个分化过程也就是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过程，而这个分化的起点，也就是文明起源的起点。由于生产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则导致社会开始分化，导致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于是社会开始分裂，社会分化由此而起，基于平等原则的氏族社会从此走向衰亡，这是推动国家产生的第一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基础，也是国家起源的起点。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从考古材料中观察出来，因为私有制产生后必然要在聚落遗址、房屋建筑、埋葬制度等等方面反映出来，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到私有制这一文明起源的最基本的要素。
其次,则是地域性中央权力的出现。国家意味着一种中央权力及在此权力覆盖下的一定地域。这种中央权力反映在考古学上则是聚落等级制的出现。聚落等级制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程度。社会分化在层次上，首先是贫富分化，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墓葬随葬品的多寡是贫富分化最直接的物化标志。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不仅聚落内部出现了分化，而且聚落之间也发生了分化，于是社会分化发展成了整个地域内的聚落分化，出现聚落等级制。在社会组织层面上，聚落等级制的出现则是反映社会组织的发展已跨越了基于平等原则的氏族社会阶段，部落共同体的发展已越过了部落联盟这一部落共同体的初级形式，发展成为一种金字塔形结构的社会组织。
当部落共同体内出现一个势力强大的中心部落并完全掌握了共同体的领导权时，部落共同体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这个中心部落一旦出现就会把共同体对所有部落的领导权变成自己对共同体内所有部落的领导权。这样，这个中心部落就取得了超越一般部落之上的特权，并通过共同体机构来行使对所有部落的支配权或统治权。中心部落的出现完全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原始性质，使基于平等原则的部落联盟变成一种金字塔形的部落共同体，这种金字塔形的部落共同体就是原始国家，是原始国家的具体形态。因此，聚落等级制的出现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原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上所见的聚落等级制就是原始国家形态的物化形式。这种国家组织形式后来发展成为三代的早期国家。三代的早期国家就其组织形式而言，与这种原始国家性质是完全一致的。直到春秋战国以后，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才被秦始皇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所取代。
在三代时期，国家是由大大小小的诸侯所构成，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本身也只是诸侯中的最强大者，但当时的确存在着“天子”高于诸侯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三代国家的基础之一。而此种观念之产生，当源于部落共同体内中心部落的出现，源于中心部落在部落共同体内的统治地位。从物化形式来说，是源于聚落等级制的出现。而此种聚落等级制，业已被考古学家所辨识出来①。
第三，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的主要体现是各种大型公共建筑。而在各种大型公共建筑中，社会公共权力最直观、也许还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设防城市。以至于设防城市被视为国家起源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然，在考古材料中，设防城市是国家最直观的印象，因而设防城市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恩格斯就是这样看的，他明确地说：“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的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②设防城市在文明起源上之所以特别重要，不在于其具体功用，而在于它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城的出现绝不是居住形态的自然变化，而是在政治力量驱使下营建的社会工程。至于城的具体功用，是用来抵御洪水、猛兽还是敌人，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对立面的角度讲，洪水、猛兽、敌人都是具有同一性质的东西，是没有分别的，重要的是这种对立面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古代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城都是夯土城墙，修筑城墙需要一套复杂的工程程序，从规划、设计、测量到取土、运土、夯筑等等，过程繁复，劳动力密集，需要调动庞大的社会力量投入。而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一整套相应的社会组织。通过对古城的考古学观察，可知筑城工程的庞大与复杂，从而可以观测出政府行政组织的发达程度，如大批劳动力的动员、编组和指挥。准备供养筑城劳力所需的粮食则可以显示出统治者控制的剩余生产之多寡，所以考古所见城墙范围之大小正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沉默的古城墙经过考古发掘后，终于如实地提醒我们，从它身上可以读出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公共权力，而不必浪费力气寻找什么警察或法律①。也就是说，设防城市在文明起源上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公共权力最直观的物化形式，更进一步地说，它的大小正是公共权力的尺度，而且，“大型中心城市成为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实体的统治中心”②。
然而，设防城市虽然是公共权力最重要的物化形式之一，但绝不是惟一的形式，它之所以特别被人看重，只是因为它太直观，令人本能地联想到国家的存在。应该说，所有的大型公共工程，都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都是公共权力的物化形式，只是设防城市带给我们的震憾特别强烈，因而在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设防城市才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第四，宗教的统一力量。所谓宗教的统一力量，意指宗教在这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广大地域范围内的统一力量，由领袖人物加以控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③。原始宗教的起源可能很早，可能在社会分化开始之前。原始宗教事实上是先民的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祭祀、奠基、巫术等等，是原始宗教在各方面内容的展开。当社会中产生专职巫觋时，就就必然要推动宗教统一力量的形成。在专职巫觋出现之前，巫很可能是业余性的，《国语·楚语》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所言正是此种情形。而随着社会分化的进行，专职巫觋逐渐形成。巫从一般到专门、从业余到专业，最后形成一个独立于一般民众之上的专职巫觋集团，这是社会分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而专职巫觋集团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带来宗教权力的集中，进一步的发展，则是由集中而独占，最后的结果，是巫觋集团垄断宗教权力。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文献材料中的帝颛顼“命重、黎绝天地通”，“绝天地通”的结果，是巫觋集团对宗教权力的独占，意味着宗教统一力量的形成。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那种大型的祭祀遗迹，就是宗教统一力量形成的物化形式。宗教统一力量从起源、发展到形成乃至进一步的后续发展，构成了文明起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所有原生文明而言，都经历过一个宗教气氛弥漫整个社会，以宗教来进行统治的阶段。对原生文明来说，宗教与政治是不分家的，因而宗教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便成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光直曾这样论述巫觋与政治的关系：“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汇聚之处。……当然，取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谋取政治权威。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已就是众巫的首领。”④而希腊罗马文明由于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当它形成之时，就已经进入理性时代了，因而没有经历过一个宗教统治的阶段。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礼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强调“礼制”对于中国国家起源的重要意义，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根本法规，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⑤。其实，“礼制”本身也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原发性的古代文明而言，由于“巫政不分”，宗教几乎涵盖了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宗教统治着一切，而任何宗教都是包含礼仪制度的，在宗教礼仪中也是必然要使用宗教法器的。至于“礼制”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那是西周的事。在西周以前，只有宗教而无礼制。在严格的意义上讲，“礼制”不仅仅是礼仪制度，同时也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解释，两者结合，构成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在西周以前，是宗教统治着一切，宗教是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商代的情形就是如此。但在西周以后，由于政治的突变，产生了西周初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宗教意识形态被赶出庙堂文化的殿堂，失去了对社会的统治地位①。而“礼制”则完全从宗教中独立了出来，加上周人的整套意识形态解释，构成了西周时代的社会行为规范，于是原来的宗教法器变成了礼器。现代考古学则是沿用了“礼器”这一名称。考古学中的“礼器”，在初始的含义上，原本就是宗教法器。在巫政不分、宗教统治一切的情况下，宗教祭祀活动就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因而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所用的法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考古发掘中所见的礼器和各种祭祀遗迹，则是原始宗教的物化形式。此外，大型祭祀遗迹因其宏大的规模，本身也和古城一样，同时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
综上所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最终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私有制的产生与社会分化的出现、地域性中央权力的出现、公共权力的产生、宗教统一力量的兴起。此四要素从理论上讲，均为社会分化在各个方面逻辑展开的结果，每一要素在考古材料上都有多方面的反映，不宜单独地把某种特别突出、直观的因素视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不仅如此，文明起源的每一要素都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就是说，这种要素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各种要素不一定同时出现，而每一要素本身也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就此而论，文明起源的要素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而非某种单独的物化形式，不宜将某种单独的考古材料简单地视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或基本要素之一。而某一类考古材料也可同时具有多方面的要素性质。例如大型的祭祀遗迹，既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同时也是宗教统一力量的象征。
三、文明起源的促进因素
文字和冶金术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许多学者都将这二项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无论是那一种“要素说”，都少不了这两项。文字尤其如此。“在近代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论述中，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②文字是文明的上层建筑，对于文明而言，文字是极其重要的，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高级的文化成就。恩格斯也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③。但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来说，文字和冶金术并不是社会分化的逻辑产物，不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在狭义的层次上，不宜将其视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只有在广义的层次上，才能把这二者视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字和冶金术对于文明起源来说也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是大家所熟知的两个例子。玛雅文明就是没有铜器的，其文明是建立在石器基础上的；印加文明则没有文字，他们依靠结绳来记事，有一套复杂的结绳符号。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文字和冶金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即使是在狭义的层次上，这二者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字和冶金术是文化成就的主要象征，没有文字和冶金术就不可能有高级的文化成就。对于文明而言，文字和冶金术是皇冠上的明珠，是金字塔的塔尖，乃至于文字和冶金术本身成为文明的象征。也因此，学者们事实上是把文字和冶金术同文明划上了等号，学者们几乎不能想像文明能够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不能想像没有文字和冶金术还有一种我们能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然而，在狭义的层次上，文字和冶金术同社会分化、同国家起源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二者均不能视为社会分化的结果。但文字和冶金术确实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狭义层次上的文明起源进程中，文字和冶金术也确实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将之列为文明起源的促进因素。
文字的起源可能很早，从逻辑上说，语言和文字是相关的，二者的起源很可能是一种递进关系，在语言成熟之后，很可能就有了文字起源的动因，虽然我们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至少也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而在农业居民中，定居生活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导致知识的累积，而这种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传授上就有使用符号的动力或者说需要。而且，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展还与原始宗教的发展有关，先民在从事农业的过程中，需要观察植物、土壤、天象、气候、水文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要开垦土地、对动植物进行人工培育，这每一步都是对外在自然力的克服，也由此而产生对自然力的畏惧，于是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祭祀，这些祭祀既是先民对自然畏惧的产物，但也是先民一步一步在改造自然中所获知识的积累，先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每一点认识，都是包含在这些祭祀中的，因而这些祭祀并不仅仅是一些礼仪，而是先民知识的结晶，这些就构成了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而定居生活则使先民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来进行这种知识的累积，由于定居生活和农业，使得原始宗教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原始宗教的发展事实上是先民知识体系的发展。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专职巫觋的产生，而专职巫觋的产生，不仅是社会分化的重大进展，是宗教统一力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可能是宗教统一力量起源的第一步，在文字起源上可能也有重要的意义，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专职巫觋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文字的起源应该是语言成熟之后就有了使用文字的动力，但文字起源的重大进展，则很可能是与社会分化、国家起源有密切关系的。
张光直就认为，中国文字本身也是与政治权力的产生有关的，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之一，“一旦人发明了书写，文字本身便成了沟通天地之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光直并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字与权力的认识看来证实了这种推测。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①。上述论证揭示了文字在社会分化、政治权力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的重大作用，但不能证明文字的起源本身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从实证材料上看，中国文字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并可能是在几个地区独立产生的②。《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在总结了20世纪的文字起源研究后指出：“从60年代到9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发掘的展开，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外的其他文化类型中，诸如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双墩村新石器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和甘肃秦安的前仰韶文化；黄河上游的半山、马厂文化等，都有陶器符号乃至龟甲符号的伴出。” 许多古文字学者和考古学者都认为，这些陶器符号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总的说来，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符号可以说是向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趋进”③。2000年在洛阳召开的“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远古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应是原始文字①。而这些出有陶器符号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年代已相当早，目前最早的刻划符号出自舞阳贾湖，年代相当于裴李岗，相对年代尚在仰韶时代之前，而从现有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来看，至少在仰韶时代以前，不存在社会分化的问题。
至于冶金术，与社会分化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进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加上合适的外部条件，就有可能产生冶金术。将冶金术这种与社会分化无关的因素视为文明起源的一项基本要素，在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总的来说，冶金术是无法纳入到社会分化的系统中的，因而不能作为文明起源的一项基本要素。但冶金术的确有可能如文字一样，对于文明起源发生重大的促进作用。不过冶金术有可能是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较晚阶段才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玉器时代的问题
玉器时代的提出，已有多年，虽有许多学者大力提倡，但似乎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现在看来，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确有一个使用玉礼器的时代②。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最有力的证明。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讲，玉器时代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在理论上承认玉器时代。张光直认为：“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重要。”③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考古学没有玉器时代就否认玉器时代的存在。西方考古学没有玉器时代是因为西方文明没有这个时代，是因为西方文明是一种“断裂性”的文明，而这种“断裂性”的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典型形态，不能用这种从“非典型性”的文明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来硬套具有“连续性”的、“典型性”的中国文明。
由于中国文明是一种“连续性”的文明，因此，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在从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中，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中间阶段，此阶段即许多学者大力提倡的“玉器时代”。张光直就认为：“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④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讲，玉器时代正好与文明的起源阶段相符合，即文明从开始孕育到正式形成这一阶段。而玉器时代的提法，正好与《越绝书》所载风胡子的古史分期法相合。风胡子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⑤。张光直亦认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正好与考古所见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历程相合⑥。“兵”在这里应是兼指兵器和法器，而某些礼仪性兵器本身就是法器。古人对玉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最初只是把“石之美者”视为玉，故玉器在这里应是指经过精细研磨的石器即新石器。在铜器出现以前，这种“玉器”无疑是最犀利的兵器，同时也是最尊贵的法器，风胡子才会有“玉兵”之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⑦，从祀与戎这两方面来说，玉器时代都是合格的。
五、原始国家与早期国家的性质
三代的早期国家是从原始国家转化而来的。早期国家与原始国家相比，只有两点不重要的区别：一是早期国家进入了铜器时代，以铜兵取代了玉兵；二是早期国家完全脱离了传说时代，有了比较可信的世系。但铜器的出现并没有使生产获得什么进步，在生产工具方面，所谓的铜器时代是不存在的。铜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仍然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很多商周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但青铜制的农具寥寥无几，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①，因而铜器时代的生产力并不比石器时代高多少。铜器的意义无非是使战争的手段变得更加犀利，为强化公共权力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随着铜兵用于战争，玉礼器也随之变成了铜礼器，如此而已。至于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禅让与世袭，但这对早期国家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只是现代历史学特别看重这一点，其作用才被抬高了。古人早就明白地说过：“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②。对古人来说，这不过是继承方式的一种转变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何况所谓的禅让制是大可怀疑的。真正重要的是早期国家有了明确的世系，从而完全脱离了传说时代。因此早期国家与原始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社会性质上，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原始国家和早期国家不是什么奴隶制国家，不是什么奴隶社会。“在中国，阶级阶层的产生既不必依赖于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未脱出家族结构，而是随着父权家族的出现而滋生，随着父权家族的发展而发展”③，社会差别是“建立在父系宗族体系的基础之上”的④。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与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方式毫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雷海宗先生就提出铜器时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奴隶制度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是没有世界性的⑤。进入80年代后，又有张广志先生重申其说⑥，进入90年代后，许多学者都开始质疑奴隶社会论，成为史学热点。在考古学界，张忠培提出，“要重新建构自西周以前的文明史”，认为西周以前的历史，“长期以来为奴隶制论（说）所统治，被弄得面目全非，现在是揭去覆盖在其头上的面纱让它显出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在西周以前的社会中“奴隶未成为社会的基本阶层”，这个时期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井田制）、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⑦。严文明则认为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制度“是一种保持氏族残余的宗法制度”⑧。
这种原始国家和早期国家是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共同体逐步演变而来的，保留了部落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保留了部落社会的基本结构。现在看来，部落联盟只是部落共同体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部落共同体的发展，部落共同体的性质也逐渐地在发生变化，原来基于平等原则组成的部落联盟逐渐产生了内部分化，成为一种金字塔形的部落共同体，这种金字塔形的部落共同体不应认为还是原始社会，而是一种产生了公共权力，产生了社会分化，出现了阶级对立的原始国家。在这种原始国家里，原来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则成为国家的地域行政组织，原来的氏族公社演变成为农村公社，成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原来的氏族公社社员成为农村公社社员，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员和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原来的氏族贵族则成为国家的各级统治者。社会分化为贵族和平民这两大阶级，主要的阶级对立是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宗教被贵族集团所掌握，成为贵族对平民进行精神统治的主要工具。原来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则转化成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农村公社社员通过农村公社以地租的形式向国家交纳赋税。这就是原始国家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对原生文明来说是基本适用的，是所有原生文明早期国家的标准模式。
在这种原始国家里，没有什么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方式、奴隶制国家、奴隶社会，只存在于铁器时代的希腊罗马，除了希腊罗马以外，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都不存在什么奴隶制生产方式，更没有什么奴隶制国家。如果勉强说还有的话，那是近代历史上的美洲黑奴制。奴隶要多到成为制度，成为生产方式，那只有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奴隶经济是一种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商业资本高度发达的结果，但商业资本的高度发达，并不足以必然地产生出奴隶制生产方式，这还要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①。这是经典作家对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下的定义。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只有铁器时代才有可能，在石器时代（玉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的。
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与中国历史分期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探讨文明起源本身，还很有可能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开拓出一条新路。古史分期曾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但多年来却是只开花而不结果。恐怕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分期标准。因此，古史分期研究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分期标准。这个标准必须具有客观性，不能仅凭自己的理解随意解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家形态恐怕是最合适的标准。国家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上层建筑最集中的体现，是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是所有社会层次中最后变化的环节。如果国家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一定意味着整个社会基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国家形态完全可以用作古史分期的标准。如果用国家形态来作古史分期，就必须弄清国家从起源到正式形成及其后续发展的全过程。而文明起源事实上研究的是国家的起源过程，这样，文明起源研究就在客观上为古史分期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敏锐的学者，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已注意到这一点。苏秉琦首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严文明则进一步阐发了苏先生的见解，把我国国家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夏以前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从夏到战国最高统治者称王，其国家可称为王国；从秦到清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其国家可称为帝国②。如果沿此思路进一步深入，相信能以国家形态为基础，完全重构古史分期。
（责任编辑：陈炜祺）
Some Ques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Yin Hongbing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origins of culture achievements and origins of n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origins of natio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should not be the simple arrangement of various factors but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expands logically. We should admit that there is a jade ag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can not be denied only because this jade age does not exist in other civilization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and early stage must not be a slave society. Furthermore, the study of Chines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probably can provide a new angle for analysis on divisions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is trapped now.
Key Words: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Origins of Nation; Divisions of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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