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重塑经济伦理

时间:2023-06-21 17:42:01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卢德之博士是个有着丰富从政和商业经历的实践者。前不久,他把自己的悟道心得《资本精神》书稿拿给我,让我提提意见。因为5月份是博士论文答辩的高峰期,6月份也有较多的出差和活动,所以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交差”。

在对《资本精神》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阅读后,我发现:对这本涉及了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学、经济学及企业管理学等诸多内容的书稿进行评论实际上已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范围,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已深深地被这本广征博引、妙语连珠的新经济伦理宣言式的著作所吸引。

卢德之博士从博览群书深刻思考和自身成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精神”的概念。显然,在他对“资本精神”的系统阐释中可以看出,他已跳出了以法人资本为分析对象的传统理论中所谓“人格化资本”的冷冰冰的伦理批判分析而转向以自然人资本为分析对象,以进取、节欲、积累、发展、行善为行为特征的“资本精神”的赞美性分析。甚至,他还从“资本精神”这一新概念出发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并试图在这两个“精神”之间搭建一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逻辑桥梁。从这本书的内容说,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何以会创造出今天这样辉煌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早在19世纪就已“敲响丧钟”(马克思语)但为什么现在仍然生机勃勃并在20世纪与以计划管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制度的竞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为什么几次业已站在商品经济门口的中国没有推开这扇社会发展之门,不仅没有推开这扇门,而且还随手扔掉了开启这扇门的钥匙?基督教文化体系和儒教文化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到底有哪些不同?中国的企业家怎样在财富追求和财富积累过程中以至善为核心价值观加强自己的道德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重大而又饶有兴味的牵涉哲学、经济学、史学、伦理学的问题,卢德之博士在这本《资本精神》中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性回答。

本书的写作初衷不是学术和理论,而纯粹是一本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有知识、有理想、有市场成就、有道德情操、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复兴抱负的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文化代表人物的精神宣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封建社会的持续时间过长,因而,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真正转型期只发生过五次。第一次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发生在夏商之交;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时代转向封建制时代;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封建时代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开始向半封建、半资本、半传统、半现代的方向转化;第四次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用“一边倒”学苏联的路线将经济强制过渡为以计划统制和公有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五次是邓小平在1978年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走向以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导向为改革目标、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新发展道路。应当说,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制度变迁都会产生新生产方式的代表阶级或社会阶层。可以认为,在本次经济转型中,混合经济体制新出现的代表者就是众多的民营企业家,而最大的社会受益群体则是散布于各种行业职业中的中产阶级。这两部分人会变成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坚定拥护力量。

但是,也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转型和三十年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远远滞后于财富数据的变动速度,除了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民营企业通过造假赚黑心钱这些原本就属于违法和败德的现象外,许多企业家和社会新富阶层的人在钱袋鼓起来后出现了普遍的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也是不争的现实。中国自古就有轻商抑商的传统,现在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许多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阶层出现强烈的仇富情绪自然也合乎规律。怎样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我想,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度供给和官员的廉洁自律;企业家要做的则是象卢德之博士所说的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去拼命地赚钱,通过研究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规律尽快地做大做强,赚了钱以后以感恩的情怀时刻想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通过慈善捐款等形式扶助弱者,回馈社会,在“至善”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做一个“讲责任、讲义气、讲原则”的优秀企业家。我相信,中国如果能产生一大批卢德之博士、李光荣博士这类具有“资本精神”和“三讲”特质的新企业家,全社会的仇富情绪肯定会和缓消解许多。中国的新兴企业家阶层在追求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同时注重自己的道德积累,对建设和谐社会做扎扎实实的贡献,也就是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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