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界定
对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论断据说是最早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义。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3.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