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革”结束前的户县农民画，素因政治化色彩太浓而被学术界褒贬不一。但其“革命机器上螺丝钉”职能的高度彰显，不仅使此时的户县农民画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关键词：文革；户县农民画；政治；美术社会功能
户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是八百里秦川上一颗璀璨明珠。早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户县就为夏之有扈氏国，后又曾是周、秦、汉、唐等朝皇家上林苑，所以素有“银户县”和“西安的后花园”之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户县农民画的发祥提供了适宜沃土，孕育出了这支中国民间美术百花园中绚丽多姿的奇葩.
一、户县农民画的历史渊源
古都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促使户县的民间艺术得到很好的滋养，戏剧、舞蹈、龙灯等民间艺术样式丰富多彩，遍布乡里，寄托着户县人民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而在众多的民间艺术中，农民画则显得格外夺目。户县农民画起源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当时广大群众劳作之余，饱蘸激情，挥毫泼墨，并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引导培育下，借鉴了剪纸、刺绣、年画等民间艺术样式，按照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创作出大批具有时代生活气息的壁画宣传画，形成了“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经“生活化”滋养，户县农民画在“为政治服务中成长”。“文革”时期，政治东风的吹拂更为户县农民画快速畸形发展推波助澜，使之一度唱响大江南北，传遍五湖四海，成为当时工农兵文艺运动中美术创作的准“样板”。
二、“文革”结束前户县农民画的社会功能
美术的社会功能就是美术所发挥的社会效能性，主要包括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作为我国民间美术中的一枝奇葩，户县农民画自然也不例外，同样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一）户县农民画的认识功能
美术的认识功能就是“美术往往通过典型的形象反生活，欣赏者可从不同的美术作品中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从而认识真理、认识历史、认识现实。”[1] 美术作品超越时空的可能性，使户县农民画成为今日见证历史的资料。从“大跃进”中诞生到“文革”结束这将近20年中，户县农民画中虽难免有些画作是为“文革”文化粉饰、圆场，但更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现实斗争的作品，表现出我国英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天换地斗争的豪情壮志，展示了光辉的未来，激动着群众的心弦”[2]，如《金山银海》、《业大更勤俭》、《高原打井》、《劳模》、《科学种田》、《林茂粮丰》等时代感很强的作品，多配合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国内各项革命斗争，它对于我们认识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那段时期的社会历史风貌是大有帮助的，尤其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感到陌生时，显得更为重要。
（二）户县农民画的教育功能
美术的教育功能是指美术作品要有思想性，要能教育人服从本阶级的思想道德规范，从而达到“恶以戒世，善以示后”之目的。无产阶级素来重视美术的思想教育作用和道德教育作用，这在前期户县农民画创作中更是得到充分的印证。紧密围绕党的各项工作开展活动、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是户县农民画一种自觉的行动、一种固定模式，几乎贯穿了“文革”时期美术创作的全部过程。“当时的创作原则是在美术创作中突出政治、方向正确的可靠保证，也是促进作者‘三过硬’的可靠条件。它保证美术创作密切服从政治斗争，使美术真正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党的需要来推动、组织创作，使美术作品准确、及时、有力地发挥宣传作用。”[3]如程敏生创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描绘了群情激昂的妇女正潮水般地涌向壁画，壁画上“砸碎千年铁锁链，妇女能顶半边天”几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而妇女们手中的道具则很好地代表了她们从事的行业。刘知贵的《上党课》，不仅女同志代表了“半边天”，黑板上书写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而且人物数量和安排方式上也象征了“三突出”的原则。而刘志德的《老书记》，则刻画了饱经沧桑的党的好干部在劳动休息时，仍不忘抓紧学习党的最高指示，不乏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户县农民画的审美功能
审美功能是美术的最基本社会功能之一，它是指当人们在欣赏优秀的美术作品时，不仅心灵上得到愉悦，而且情感上也可获得极大的满足等。户县农民画不免有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但户县农民画也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首先，在创作题材上，户县农民画紧扣农村实际生活，处理方式则采取夸张变形的处理原则和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画面稚拙却极富情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图画。其次，户县农民画艺术形式的表现也颇有特色。农民画作者以民间绘画语言并采用黑板画、壁画、水粉、剪纸、木刻等美术形式，构图饱满、色彩明快。农民画作者不注重比例、透视法则，打破时空界限，把不同时节的景物放在同一画面，完全从表现物体客观形象有感而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再者，此时期绘画多采取诗画结合的形式，诙谐幽默。正如美术理论家程征在评论时所说：“农民在那特定的历史氛围里，把身心皈依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再聚合为现代神化般图景，以原始艺术的粗犷、浪漫、民间艺术的朴拙、自由、漫画的夸张、宣传画的直率，还常常夹杂着标语、口号和诗歌”[4]，充分表达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美好愿望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豪情壮志。最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朴素的宇宙观是户县农民画的深层文化内涵，它使农民画产生出特异的审美性和美学价值，具有了古典哲学般的审美意义。当然，受“左”的思想影响，“文革”时期不少作品处处“红、光、亮”，人人“高、大、全”，千人一面，程式化味道很浓，但惟其如此才使那时期的户县农民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
三、结 语
“文革”结束前的户县农民画难免陷入当时的“红色革命漩涡”，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利要求，凸显了教化功能，但与同时期诞生于其他地方的“农民画”、“工人画”、“战士画”那样随时代沉浮而逐渐消亡的境况不同，户县农民画这棵“常青树”数十年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无疑是当时的农民画家在甘当“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的同时又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意识，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艺术自己的本真。因此，对“文革”结束前的户县农民画，理应辩证地看待，不宜因过分批驳它的政教功能而否定其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毕竟这才是我们应遵循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 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85．
[2] 、[3]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341、353．
[4] 王波．户县农民画：黄土地上的奇葩[J]．中国质量万里行，2006，6：78．
